軍統的前身是軍事委員會密查組（1927年建）、中華復興社的特務處（1932年4月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1937年建）。1938年8月，第二處終於另立門戶，升格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放兩個紅燈籠以發佈空襲警報
看到這張照片，你也許會認為這是搞慶典時在掛燈籠。而事實是，照片中的燈籠是抗戰時期的國軍的防空部隊用來進行空襲報警的，士兵們根據日轟炸機距離的遠近依次掛上不同的個數的燈籠。
中國軍隊當時並沒有雷達設備，但如果想要提前得知日軍轟炸機來襲的距離、架次和準確時間，就全部依靠戴笠手下的這些軍統特工們了。重慶督郵街的“五三”、“五四”慘案後，戴笠被蔣介石嚴令必須提前偵知日本戰機啟動的詳情，以便設立預警機制，保衛重慶的安全。
這個任務看起來似乎比登天還難，但戴笠手下的特工們竟然完成了。在日軍每個機場附近他們均租用住房，而後化裝成普通百姓，觀察那些轟炸機的起落方向、架次和行動時間，甚至潛入飛機附近目測其裝彈量，然後立即用無線電告知重慶總部，以便防空部門及早掛燈籠預警。
1938年3月29日，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昌珞珈山舉行。在蔣介石的支持下，決定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改組，以原第一處為基礎，建立隸屬中央黨部秘書處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或中統局），局長由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朱家驊兼任，徐恩曾（黃埔四期）任副局長，責日常實際工作；第二處擴大為隸屬軍事委員會辦公廳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首任局長由陳立夫兼任，戴笠任副局長。
軍統的前身是軍事委員會密查組（1927年建）、中華復興社的特務處（1932年4月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1937年建）。負責人為戴笠。1938年8月，第二處終於另立門戶，升格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仍由戴笠一手掌管。軍統內勤組織共設八處六室一所；外勤組織在各大城市設“區”，在各省設“站”，在一些重要城市設“特別班”。其基本組織為“組”及直屬情報員。
遷到重慶之後，軍統開始擴大組織，成立了行動處和佈置處等。佈置處負責對淪陷區進行潛伏和策反工作，訓練處除開辦各種訓練班，訓練行動、暗殺等各種專門人才外，還領導軍統的外圍組織“抗日鋤奸團”。同時還建立海外特工機構，先後在美國、倫敦、巴黎等成立海外站。站下有時還設分站，一時間，軍統情報組織可謂遍佈全球。
在戴笠帶領下，軍統逐漸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特務組織，對中國政治、社會造成了深遠影響。抗戰時期，軍統的諜報戰也讓日本人吃夠了苦頭。諜報戰的機動、靈活和隱蔽性，一度也讓漢奸們聞風喪膽。在蔣介石心中，戴笠的位置越來越無可替代。
戴笠
1943年，有一位美國武官這樣形容軍統：“這個組織並未列在中國政府機構的名單上，然而它卻是中國最強大最重要的組織之一。它是中國軍隊內高層次的領導機構。軍統也許比其他軍事委員會成員具有更大的權威。”
在最鼎盛時，軍統有特工人員以及各類準軍事的交通警察大隊共約10.2萬人，他們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其勢力滲透至黨政、軍警、文教等各個層面。在“二戰”中，世界上規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時也是電訊破譯技術最先進的情報機關非軍統莫屬。而那時，CIA的前身美國戰略情報署OSS只不過剛剛起步。
一開始，美國情報機關對中國情報系統的能力懷疑甚多，直到珍珠港事件爆發，羅斯福及美國朝野上下對軍統和戴笠才真正刮目相看，因為當時軍統女情報員姜毅英事先已經破譯了日本偷襲珍珠港的計劃，並立即向美提供了此情報，但令人遺憾的是，並沒有引起美方的足夠重視。事後，駐華觀察員梅樂斯被派遣與中方展開合作談判，後共同建立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簡稱中美技術合作所、中美合作所、中美所等）。軍統負責人戴笠、美國海軍情報局米爾頓·梅樂斯上校（後來是海軍少將）分任主任。此所主要由情報組、氣象組、心理組、軍事組和秘密行動組等部門組成，它是中美軍事情報機構“二戰”中合作建立的戰時跨國情報機構，其目的是為了加強中美間軍事情報的合作，以共同打擊日本。
軍統唯一的女將軍姜毅英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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