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古代的中醫並沒有中藥“常用量”這種說法，在每一本古醫籍上均找不到類似記載。那麼，中藥“常用量”是怎麼來的呢？本文詳細解答了這個問題。
根據目前教科書《中藥學》，桂枝的常用量為3～9g，仲景用桂枝多在15g，這樣用起來會否劑量過大？首先，不知道這種“常用量”是怎樣確定的，假如《傷寒論》《金匱要略》是中醫的“經典”，所謂“經者，常也”，是揭示“大道”的常規醫學理論，為何張仲景所用的劑量不是中醫界的“常”？另一方面，由於經方藥味較少，經方藥味多為5～7味，而現代的方子起碼十多味藥，因此從整個方劑的總量計算兩者是接近的，甚至現代用藥比經方用量要大。
當然，中藥書上所說的“常用量”，是指一般臨床大夫處方的劑量，可是臨床所見，許多中醫處方桂枝超過9g的劑量，遠遠超過《中國藥典》規定。近年亦有許多大劑量應用中藥的報道，更有相關專著如仝小林主編的《重劑起沉痾》、黃和等編著的《中藥重劑證治錄》，大量病案說明，遠超《中國藥典》劑量規定並不一定會出現不良反應，更能取得良好效果，因此不少中醫呼籲增加臨床用藥劑量，以提高中醫臨床療效。
這裡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究竟是“常用量”不正常，還是臨床大夫不正常？常用量的範圍會否太過保守？
《中國藥典》中對於中藥“常用量”的規定，實際上是指“安全量”，一般用量較輕，確保用藥的安全，但卻限制了療效發揮。進一步而言，自古中醫皆沒有“常用量”這種說法，在每一本中藥書上均找不到類似記載，甚至連一般中藥的用量都不會討論，中藥劑量問題，均是在方書、病案上記載。那麼，“常用量”是怎麼來的？
常用量是參考西藥藥理學的產物，是指臨床用藥時的有效劑量，亦稱為“治療量”，是指介乎於“最小有效量”與“極量”之間的範圍。在此一範圍之內用藥，一般可以獲得療效而不會出現中毒反應。故此臨床用藥，一般不應超過“極量”。而在極量以上，則有“最小中毒量”，是指剛可以引起輕度中毒的劑量；還有“半數致死量”（LD50），是指能夠引起半數實驗動物死亡的劑量。一般所說的“安全範圍量”，就是指最小有效量到最小中毒量這一劑量範圍。
中藥“常用量”與西藥“常用量”的主要區別，在於西藥超量運用可能出現中毒，但是中藥劑量超出常用量，並不代表中毒可能。
中藥的“常用量”，有多少是真正按照動物實驗而定出常用量的“最小有效量”和“極量”的劑量範圍？恐怕中藥的“常用量”並非按照這一辦法確定，而是按照模糊的、粗略的統計，按照現代醫師習慣開出的劑量確定。既然中藥“常用量”的最大劑量範圍並非“極量”抑或“最小中毒量”，超越常用量並不代表即可出現中毒症狀，那麼超過“常用量”究竟代表了什麼？有何科學意義？“常用量”想告訴中醫什麼東西？還有，西藥上“極量”還有“一次極量”“一天極量”“療程
極量”以及“單位時間內用藥極量”的區別，那麼，中藥的“常用量”想說的是哪一種劑量範圍？再者，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用藥習慣不同，常用量是否應“因地制宜”？——如此一大堆問題，誰來回答？還有一點更重要，西藥上的毒性劑量確定，是通過給“正常”老鼠吃藥後所出現的反應而得出“最小中毒量”“致死量”。可是，中藥使用的對象並非“健康人”，中藥的基本理論是“凡藥皆毒”，毒即是指“偏性”，是以藥物之偏性糾正人體陰陽之偏，即以偏糾偏、以毒攻毒，假若中藥的對象是給“陰平陽秘”的健康人，必然用量較輕，才不會干擾人體的陰陽氣血。這也是“常用量”一般甚輕的根本原因。假若確定“常用量”的目的就是要定出“安全範圍”，由於“中藥”的概念本身不可能以健康人進行“實驗”，假若硬要讓中藥帶上安全範圍的帽子，以普通人來測試，就必然是甚輕的劑量。
中藥的劑量，需要根據病機、具體功效而確定。通過對於張仲景運用桂枝的研究發現，張仲景在運用桂枝的時候，每一種劑量層次，明確對應著相應的病機與證候，證、機、量、效四者連成一線，緊密不分。臨床上劑量應用多少，需要根據病情、配伍、煎服法、藥物質量等因素綜合後確定，而不能單純以藥物的用量論劑量，即評價這一處方的藥物劑量是大是小。
舉例說，假如在一張處方中開桂枝與炙甘草各100g，只開一劑藥，但是囑咐患者用3L水，煎剩下2L，然後每天喝一次，每次只喝一小口（20mL），就是說可以分開100天來喝，那麼，這個100g的劑量，究竟是量大還是量小呢？
中藥常用量並未考慮到用藥的具體情況，古今藥方煎服法不同，可是卻運用了常用量的標準來規範古代處方，導致“古方不能今用”的現象，現代中醫無法完全按照古方思想處方用藥，這嚴重影響了對古代醫學理論的研究。
本文選自《原劑量經方治驗錄》（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出版，李宇銘著）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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