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主見的文化多元主義是一場騙局！
馬克·斯坦恩
選自《美國獨行》
大自然早有定律，如若不能自我保護，也就永遠無法被他人保護。
——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社會與孤獨》
寫這本書並非意欲支持更多的戰爭、更多的爆炸、更多的殺戮，而是為了喚起更強大的意志力。在英國人充滿文化自信的那個年代，身在印度殖民地的他們遭遇了“殉夫”(suttee)的當地習俗，即喪夫的寡婦要在其丈夫的火葬禮上一同燒死殉葬。查理·內皮爾將軍(General Sir Charles Napier)毋庸置疑是個文化多元主義者，他說“你們說燒死寡婦是你們的風俗，沒問題。但我們也有我們的風俗：當男人們燒死一個活著的女人，我們就會在他們的脖子上系根繩子，把他們活活吊死。儘管搭你們的柴堆去吧，不過在柴堆的旁邊，我的木匠也會建起一個絞刑架。你們按你們的習俗走，我們也按我們的習俗辦”。
如今，摒棄了“殉夫”風俗的印度早已是舊貌換新顏。假如你不認同這種改變，假如你認為這又是該死的白人男性的“歐洲中心論”之勝利，那就堅持你的看法吧。但我覺得你不會真心這麼認為。沒有主見的文化多元主義明顯是場騙局，人們在明知其是騙局的情況下，假意尊重著所有的文化。說到底，除了先進的西方社會，大多數堅持文化平等的偽君子們其實哪兒都不想棲身。
所以，文化多元主義的本意是你的孩子在學校音樂會中不去唱聖誕名曲《紅鼻子馴鹿魯道夫》，卻轉而學唱從某個非洲部落流傳而來的輓歌悲調；或者，給你提供全身按摩服務的女技師深諳美國印第安原住民的某種古老手法；然而，這些並不意味著你或你所在乎的任何人必須生活在非洲部落或美國印第安原住民的社會之中。
然而，如今的文化多元主義簡直就是一場循序漸進的詐騙活動。如果你真的相信“殉夫”是原住民本土文化中濃墨重彩的一出好戲，那你就應該好好想想：假如有一天，你周圍25%、30%基至48%的人都信奉“殉夫”的傳統習俗，那麼你原本舒適安逸的周遭環境將會變成何種模樣？西方精英們幻想出的所謂文化多元主義，最終的結果並非歌頌了所有文化，而恰恰否定了自己的文化。正因如此，文化多元主義才是真正置我們於死地的特種自殺式炸彈啊!
我們並非上述那種西方精英——在我們看來，當面對各種文化，你應該根據其對於自由、宗教、法治的理性認知作出判斷與選擇——理應恢復當年納皮爾將軍所對外展現的文化新風。
然而，當面對丹麥“漫畫聖戰”引發的爭議時，歐盟委員會司法和安全事務專員弗朗科·弗拉蒂尼(Franco FTattini)的第一反應便是對外宣稱：歐洲將建立一個“媒體準則”，以促使他們對···呃···某些敏感話題的報道採取“謹慎”態度。弗拉蒂尼先生在接受《每日電訊報》的採訪時還說道：“媒體將會向伊斯蘭世界傳遞一個重要信息，即我們已經意識到了行使言論自由的後果···我們可以而且已經準備好了對這項權利進行自我管控。”
“謹慎”？“自我管控言論自由的權利”？好像不只是字面之意吧?恐怕媒體傳遞給伊斯蘭世界的信息應該是：你贏了，我投降，請不要再打我啦。
但是穆斯林絕不會就此善罷甘休。在羅伯特·費裡諾的小說《天佑殺手》中，有句阿拉伯諺語是這樣說的：“倒下的駱駝易被宰。”在丹麥、法國、荷蘭和英國，伊斯蘭已然發現西方這匹駱駝正在轟然倒下，此時不宰，更待何時呢?
正如1773年在波士頓，美國牧師西米恩·霍華德(Simeon Howard)向具有優良傳統的炮兵連(Ancient and Honorable Artillery Company)佈道時所說：
在真正意識到危險之前，一群輕率之人可能會毫無顧忌地一再妥協退讓，直至自己的自由已無可挽回。每次妥協帶來的傷害很小，但若它們疊加在一起，對那些一味退讓的人來說，後果將是致命的；特別是如果他們日復一日地就這麼默默妥協下去，後果將更加不堪設想。
對於此類傷害，我們應該永遠遵照古老的謹慎法則行事；不忘初心，方得始終。若一個侵略性強權反覆對我們提出不正當要求，那麼其實當它提出第一個不正當要求時，我們就應當予以堅決抵抗。
一般而言，每個人都有權利和義務參與戰爭，而非屈服於戰爭的權力之下，在發動戰爭並無任何不便的情況下，為何非要通過仁慈的方式解決問題?
戰爭儘管是一種極大的罪行，然而，相較於有傷公眾自由的妥協退讓，實在是更為可取的選擇。
馬德里爆炸案後，年代最久的英文雜誌《旁觀者》(Spectator)發表了一篇社論，標題是《我們並非身處戰爭》。他們希望以此給英國人吃顆定心丸---聖戰運動不會佔領白金漢宮的。文中說道。：“奧薩馬·本·拉登絕無可能揮師奔向白金漢宮的林蔭大道，他又不是從火星上下來的小綠人。基地組織只有恐怖手段，卻沒有一個終極目標。”
對對對，他不會的，拉登不會揮師林蔭大道，更不會由此攻入白金漢宮的大門，除非我們用大炮把他轟成細胞顆粒。不過，現實總歸不會如此地戲劇化：為了迫使女王簽字退位，讓位於“大不列顛伊斯蘭共和國”的第一任宗教領袖，基地組織空軍其實不必非得和英國皇家空軍在多佛白崖的上空來一場世紀大空戰。你其實大可通過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在不知不覺之中誘導英國投降。在這一點上，《旁觀者》雜誌恰好說反了：基地組織其實並無什麼手段，可是他們的目標---使整個西方都被伊斯蘭化---早已成為數百萬“遵紀守法”的穆斯林公民的共同理想。我想起了一個最著名的恐怖場景，來自於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傑作《秘密特工》(The Secret Agient)(1907)，書中描述了一個胸膛綁著炸彈的恐怖分子，獨自一人走在倫敦街頭的經典畫面：
他沒有未來。他蔑視未來。他是一種力量。他的思想沉浸於一幕幕毀滅與破壞的幻想之中。拖著無力的步伐，無聲無息，衣衫襤褸，形容憔悴——他的想法無比天真：他要召喚瘋狂與絕望，他要讓世界重生。根本沒有人注意到他。他就像一隻渺小的害蟲，溜過人潮擁擠的大街，心如死灰。
這個畫面的衝擊力恰在於，爆炸襲擊者遺世獨立於四周穿梭的滾滾人潮，他們的臉上都幸福洋溢，他們對於下一秒鐘的死亡一無所知。不過，2005年倫敦地鐵爆炸案之後，我們才逐漸明白——現實世界與書中所描繪的其實不盡相同。它不是隻由黑色(爆炸襲擊者)和白色(其餘的我們)所組成；在黑白之間還有許多被灰色的朦朧陰影所籠罩之地：一意孤行決意毀滅與破壞的恐怖分子在大街上徘徊，而他的周圍站立著許多不斷催促其捨身赴死的看客；看客的周圍還站立著人數更多的暴戾青年，他們信仰著同一宗教，興高采烈地慶祝著大屠殺；這群青年的周圍又站立著人數更多的“溫和派”人士，面對以他們的信仰之名所犯下的恐怖惡行儘量緘默不語；與此同時，在“溫和派”人士的周圍更有一圈公開煽動叛國的宗教與社團領袖；在煽動者的周圍另有一圈宗教和社團領袖大聲疾呼著為他們開脫與辯護；這些人的周圍還有一大群專業的遊說團體負責裝可憐、博同情，堅稱他們的群體才是真正的受害人；遊說團體的周圍還有一大群輿論領袖，他們在媒體和各種公開場合發表高見，可是出於對種族與文化議題的敏感和慎重，根本無意伸張正義；最後，在輿論領袖的周圍是一群政治領袖，他們不遺餘力地粉飾太平，假稱所有一切都只是行政問題而已，只須出臺一些新的法律規章，增加一點新的社區服務，天下自會重新歌舞昇平。
正是這些將黑與白相隔離的一圈又一圈灰色地帶——宗教阿訇、遊說團體、大眾媒體、基督主教、政治領袖——使崇拜死亡的怪力邪教不斷髮展壯大，它本來毫無希望，如今卻成為了一股強大的力量。而在這一圈又一圈灰色陰影的最外層，就是數也數不清的芸芸眾生。比如在西班牙，民眾的血液早已淌人了不抵抗與不求勝的灰色地帶。然而，世界上還有一些人拒絕如此軟弱，恰如美國的公民。
在英國，民眾思忖著到底要不要反抗，他們把傳統的“閃電戰”精神掛在嘴邊，卻日復一日地作出千百個“微不足道”的妥協與讓步。這就是一個偉大國家的滅亡之路——沒有戰爭，亦沒有徵服，而是一點一點、一步一步地走向絕望，直到有一天你幡然醒悟，卻發現一切都為時已晚，你不需要簽署任何一份正式的投降文件，因為在過去的十年中，你早已一筆一畫地寫完了一整部戰敗協議書。
所以，與康拉德筆下孤軍奮戰的炸彈客不同，當前的敵人即使在最顯眼的地方也可以獨善其身——因為滿大街都是害蟲，他只不過是其中一隻而已。在美國，半壁江山的政治人物還在寄希望於以司法手段贏取勝利，他們讓敵人在法庭登堂入室，使其享有被告人的完整權利；在歐洲，出於對移民群體的恐懼，所有人都已變得軟弱無能，在整個西方世界，大眾媒體將殺手們尊稱為“激進人士”、“活躍人士”甚至“造反義士”。“為什麼他們憎恨我們?”可不能這麼發問，更好的間法應該是：“為什麼他們看不起我們?”
西班牙大屠殺發生之後，奧馬爾·巴克裡·穆罕默德®(Sheikh Omar Bakri Mohammed)對里斯本的《共和國》(Publica)雜誌說，倫敦的一群伊斯蘭教徒“準備”也在英國本土“幹一票大買賣”。巴克裡意圖澄清一下這次行動的基本原則，於是特意補充道：“們不區分平民與非平民，無辜者與非無辜者，我們只區分穆斯林與異教徒。異教徒的生命是一錢不值的”。巴克裡還說，他希望看到伊斯蘭教的旗幟在唐寧街上空高高飄揚。“我相信總有一天，我的夢想會成為現實。因為這是我的國家，我喜愛生活於斯。如果他們真的相信民主，還怕個什麼勁兒呢?讓俺奧馬爾·巴克裡也享受一下民主吧!”
你覺得這是天方夜譚?伊斯蘭的新月旗會在唐寧街10號高高飄揚?你想都想不到，“政府大樓前應懸掛什麼旗”很快就變成了一個正式的政治議題。2005年，女王陛下的獄政總監察安妮·歐爾斯(Anne Owers)公然下令，禁止英國的監獄懸掛英國的國旗，理由是英國國旗上的聖喬治十字架圖案曾被十字軍使用，因而對穆斯林有冒犯之意。不久，駕駛與車輛管理局也禁止在其辦公地點懸掛英國國旗。此外，倫敦希斯羅機場也頒佈了同樣的禁令。
所以，《旁觀者》雜誌所言之情形即將成真——英國真的要被火星來的小綠人襲擊了：舊國旗將不再飄揚，即便法律上還沒有正式承認，現實中卻已然如此了，而當前的問題只在於，為了適應新的文化多元時代的要求，這片土地上到底要升起哪一面旗幟呢?
如果恐怖分子只是轟炸建築物和公共交通，其實問題將會簡單得多：膽小如鼠的歐洲司法系統即便再懦弱無能，一旦大街上堆滿屍體，他們也不得不採取行動。然而，精明老練的黑惡勢力通曉某種古老的戰術：假如你想徹底打贏，切忌迎面痛擊，也勿殘忍相待：痛苦和折磨會喚起所有對手(當然除了最軟弱之人)的頑強抵抗。然而，如果你只是讓敵人輕微不適，在細瑣之處亂其心志，他便會試著適應變化以使生活重新歸於平衡。因為幾張諷刺漫畫，惹得一些人在大街上橫衝直撞，何必呢?!最無痛的解決方案就是，我們一致承諾不再刊登此類漫畫，如此一來不就萬事大吉了嘛。
本文轉自：哲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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