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的勇氣：金融危機及其餘波回憶錄》，本·伯南克著，美國2015年版，蔣宗強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伯南克2002年被小布什總統任命為美聯儲理事。2005年6月，擔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2006年2月1日接任格林斯潘出任美聯儲主席（書中提到，2006年秋天，伯南克女兒的朋友問她父親是做什麼工作的，女兒說我爸是美聯儲主席。那位同學頓時蒙了，回應說“你爸是格林斯潘？！”）。2010年獲得連任，2014年2月到期。其任期經歷美國金融危機前後和經濟復甦。這本中文版厚達400多頁的回憶錄既生動地回顧歷史，也有很多理論性的分析，有助於瞭解美聯儲決策的依據和過程。對中國也頗有啟示意義。
一、美聯儲的獨立性
伯南克在前言中說“美聯儲是一個具有政治獨立性的中央銀行，為了國家的長遠利益而做出政治上不受歡迎的決策，是它存在的一個理由。它成立的目標恰恰就是如此：做他人不能或不願做，卻又必須要做的事。”伯南克列出的和格林斯潘在很多事情上的共識，第一條就是“和我一樣，他總是激情澎湃地維持美聯儲的獨立性，努力使美聯儲不屈服於短期的政策壓力，儘量以一種無關政治、無關黨派的方式做出決策”。（不過也有人寫格林斯潘追求權勢地位，“從頭到尾都在為既得利益階層服務”，見仁見智吧。）
伯南克在其另一本書《金融的本質》中提到，“直至1951年，經過長期複雜的談判，美國財政部終於同意讓美聯儲根據需要自行設定利率，實現經濟穩定。雙方於1951年簽署了《美聯儲-財政部協議》，這一協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因為這是美國政府第一次明確承認，美聯儲應被允許獨立運行。當今世界，各國已經形成普遍共識：央行獨立運行會比由政府主導產生更好的效果。特別是，一個獨立運行的央行可以不去理會短期的政治壓力，例如為了選舉而被迫刺激經濟。這樣一來，獨立的央行就可以採取一些立足長遠的舉措並且能取得更好的效果。這方面的證據是相當充分的。所以，獨立運行是世界各主要央行的典型特徵。”伯南克也區分了不同的情況：“必須認識到，獨立的央行所扮演的角色在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環境下是不一樣的。通脹的環境更多與政府債務的過度貨幣化有關，此時央行的獨立性表現在對政府說‘不’上。在長期通縮的環境下，過度創造貨幣幾乎不是問題，此時就更加需要央行採取合作的立場。在這種情況下，短時期內央行和財政部門進行更好的合作並不與央行獨立性相矛盾，而除此之外的其他行為都是與國家主權原則相悖的。”
美國著名財經記者威廉·格雷德在其1987年出版的《美聯儲》一書中寫道，美聯儲是“國家政府的一部分，卻又小心翼翼地置於選舉程序之外。這個與美國選舉制度並存的另一個美國管理機構既能分享國會和總統的權力，也能保持與他們的合作；在某些情況下，它還可以對之構成反對和阻礙”。他還寫了一段有趣的歷史，因為美國政府的公共建築是免稅的，私有建築要繳納地方財產稅。哥倫比亞特區政府要求美聯儲交地方財產稅，1941年向其寄出稅款拖欠通知單，美聯儲拒絕繳納，花了三年時間才終於讓地方政府確信美聯儲雖然結構獨特，但的確是美國聯邦政府的一個“獨立部門”。有權獨立調整利率是央行獨立性最突出的表現，從法定程序上由美聯儲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做出利率調整決定，不需再經過其他審批程序。格雷德寫道“美聯儲的運行機制遵循於統一的金融原則，而其他國家中央銀行的運行秩序直接受命於由選舉產生的政黨。例如當英國銀行希望提高利率時，不可能在沒有首相內閣許可的情況下強制調動利率。類似畢恭畢敬的關係也同樣適用於日本、法國和意大利。唯一例外的就是德國中央銀行 ，其政治獨立性與美聯儲相似，並且理由充分；經二戰重建後，這家嶄新的德國中央銀行在運行機制上完全追隨美國範本。”不過格雷德說的情況，後來也有變化。例如日本是在1997年通過了新的《日本銀行法》，1998年正式實施（2004年再次修訂），全面規定了維護中央銀行獨立性的措施，強化了貨幣政策委員會的職能。
“今天，美聯儲理事會由7名執行理事組成，其中包括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和其他五名執行理事，他們必須全部由總統提名，經過國會確認後才能上任，每個執行理事的任期長達14年（美聯儲主席任期4年）。這7名執行理事的任期需要間隔兩年，如果有理事辭職，那麼總統就可以及時地任命一名新理事，因此，在美國總統4年的任期內最多隻有兩個執行理事的任期結束，需要由總統決定新人選是誰。我進入美聯儲之前，就有一位理事在任期還有兩年的時候辭職了，總統考慮任命我為新理事。美聯儲這種任期安排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總統對理事會的控制能力，但事實上，很多理事任期未滿就辭職了，因此，限制總統干預美聯儲的初衷大打折扣。”“美聯儲理事和主席的任期長，而且交錯排開，有助於確保重大政策的連續性。”——這種獨特的機制設計，從人員任命和任期安排上有助於達到既讓美聯儲理事會獲得總統、國會的認可（有時總統的提名也會被國會否掉，這是切實的制約而非形式），又保持相對獨立性的目標。
“按照法律規定，每一家聯邦儲備銀行都有自己的理事會，理事會均擁有9名成員，來自本地區的私營部門，分別代表銀行業、工商業和社區利益，其中3位理事代表銀行業，其餘6位理事應不是銀行家，而應來自不同背景，具備不同視野。為了避免利益衝突，我們很早之前就制定了禁止代表銀行業的3名董事參與銀行管理和緊急放款的決策。我們一直嚴格地遵守這一政策。政府審計署也發現了這一點，並建議我們在美聯儲網站上將這些政策公佈出去。為了避免外界誤認為這些銀行家可以選舉管理者，《多德一弗蘭克法案》修改了理事的職責，3位代表銀行業的理事無權選舉儲備銀行行長，只有6位非銀行家理事享有投票權。”——《金融守護人》裡面寫“美聯儲理事會下設的12家地區性聯邦儲備銀行，各自擁有9人組成的董事會，而其中的6名董事是由轄區內的會員銀行選出的”是寫錯了，書中藉此也是想說明“美聯儲與私營銀行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這種設計，看起來難道不挺合理的嗎？蓋特納在他那本充滿自嘲的《壓力測試》中寫道，在擔任紐約聯儲主席（各區域聯儲負責人，蓋特納書中譯為主席，伯南克書中譯為行長）期間，“我對董事會做了一些改革，然而不幸的是，我讓那些本來就不好的機制更加糟糕了 ”。這指的是他招募了雷曼兄弟、花旗、摩根大通、通用電氣CEO等金融家加入董事會，然後，正如保羅·沃爾克所警告他的，“給紐約聯儲帶來更大的信譽風險”。
“國會早在1978年就規定政府審計署無權過問貨幣政策的制定過程，因為國會認為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旨在實現美國的長遠經濟利益，不能受到短期性的政治壓力的干預(但美聯儲在履行銀行監管等多個職能時的情況必須接受政府審計署的評估)。但這並不是說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制定過程不受監督，恰恰相反，國會要求美聯儲定期提交報告和參加聽證會，闡述貨幣政策的制定過程，以便判斷美聯儲的做法是否履行了國會賦予的“雙重使命”，即實現“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國會如此審慎地尋求平衡，既有利於打造一個負責任的美聯儲，又有利於保護美聯儲免受政治壓力的影響。”
伯南克反覆強調獨立性問題。“美聯儲不會屈服於任何壓力，相反，會努力擺脫一切政治因素的干擾。”“作為政治獨立的中央銀行，我們不得不慎之又慎。只要我們負責達到國會為我們設定的目標，那麼
在不受政治干擾的情況下制定貨幣政策對我們的國家而言是最好的選擇。如果我們試圖在超出我們管轄範圍的財政問題上施加影響，那麼我們就不要指望民選領導人尊重美聯儲悠久的自治傳統。”2009年8月25日，奧巴馬正式宣佈對伯南克連任美聯儲主席的提名時，“總統感謝我幫助美國和整個世界度過了一場嚴重的金融危機，說這場危機堪稱史上最嚴重的危機之一。他盛讚我是一位研究大蕭條的學者，認為這些成就可以歸功於我的學術背景、性格、勇氣和創新思維。我感謝總統支持，不僅支持我個人，也支持強大而獨立的美聯儲。”
堅持央行的獨立性經常是非常困難的，特別是當央行和政府的政策目標相左時。《美聯儲》一書中寫“當美聯儲採用貨幣和高利率方式對抗通貨膨脹時，里根政府推行的政策卻恰恰相反。這位總統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減稅措施會極大刺激美國經濟的增長，可沃爾克的努力卻是抑制經濟增長。”和現在特朗普與鮑威爾面臨的情形十分類似。里根政府對沃爾克的不滿還儘量剋制。里根秉承美國總統一般的原則，不直接批評美聯儲。雖然有時內閣官員表露不滿（如1982年一位內閣官員說，“經歷太多挫折的我們只有一種感覺，那就是美聯儲做得太過火，貨幣原則過於嚴厲。”）1983年沃爾克4年任期屆滿，里根總統猶豫要不要換一個美聯儲主席，里根的團隊“想讓美聯儲主席變成自己的人，一個不要在不當時機緊縮貨幣的人”。但金融界歡迎沃爾克，里根最後不得不再次任命沃爾克。特朗普則直接批評美聯儲的加息政策，還說鮑威爾不是他喜歡的那種“廉價資金提供者”。
二、美聯儲的透明度
“我早就痛苦地意識到美聯儲主席的每一句話都可能輕易地遭到誤解或過度解讀。”“我們仔細推敲著每一個字：我應該說更多的降息行動“可能是必要的”，還是“很可能是必要的”？我們並非沒有注意到討論這種事情的荒謬性，但我們通過痛苦的經歷學到了一個教訓：措辭往往很重要。我們是目標是向市場傳遞儘可能清晰和強烈的信號，同時保留在必要時改變方向的迴旋空間。”——影響太大，美聯儲如何與市場溝通真的是需要斟酌措辭、拿捏分寸的藝術。
“保持決策過程的神秘感是一件利弊兼有的事情。一方面，它有利於讓中央銀行家們顯得無所不知，有利於提高短期政策的靈活性；另一方面，它會讓公眾感到困惑，讓市場手忙腳亂，為陰謀論鋪就了溫床。在當今這個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日益注重透明度和問責制的世界上，我覺得美聯儲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神秘色彩已經過時了。我還相信，神秘色彩降低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我和米什金曾經在關於通脹目標制的論文中指出，
如果央行能夠同公眾和市場進行清楚的溝通，那麼貨幣政策就能夠產生更好的效果。”“貨幣政策要發揮出影響力，98%靠宣傳，2%靠政策本身。”——贊成伯南克公開透明、引導市場的思路。“我們（伯南克和格林斯潘）的思想在幾個不同的方面存在分歧。比如，我支持將通脹目標製作為美聯儲的一個政策框架，旨在提高美聯儲的透明度，但他不信任這個框架。他甚至以開玩笑的方式解釋透明度給自己造成的緊張。1987年，他告訴參議院的一個委員會說：‘自從成為央行行長之後，我說話時經常會喃喃自語，而且缺乏連貫性。如果你覺得我講的某句話似乎很清楚，那麼你一定誤解了我說的話。’同時，他不看重對銀行進行監管的作用，認為這不太有助於推動銀行擺脫困境。他相信，銀行會竭盡全力地避免讓自己的資金安全遭受來自市場力量的威脅，因此，肯定不會去做風險較高的貸款業務。儘管我認為銀行監管是防範資產價格泡沫的第一道防線，但他更傾向於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等待泡沫破滅之後，再亡羊補牢式地降低利率，緩解泡沫破滅造成的經濟後果。”“我在2002年加入美聯儲之際，一個目標就是要增強美聯儲的透明度和問責制。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一個尤其重要的元素就是實行‘通脹目標制’，據此可以明確評判美聯儲的表現。近10年後的2012年1月，這一夙願終於得償。”——格林斯潘擔任美聯儲主席18年（在位時間第二長，僅比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少4個月），到後期聲譽如日中天，“被譽為史上最偉大的中央銀行家”，“一度被認為是不可或缺的。”格林斯潘“如果你覺得我講的某句話似乎很清楚，那麼你一定誤解了我說的話”曾被傳頌一時，他被認為具有高妙的語言藝術。幸虧每個人最終都會下臺。在下臺後，在多年後，才能對其在任時的功過能有更客觀的評說。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與市場溝通的歷程可謂漫長而曲折。在1994年之前，該委員會召開例會之後不會發表聲明，即便例會決定改變聯邦基金利率的時候也不會發表聲明。這樣一來，市場參與者就不得不絞盡腦汁地通過觀察貨幣市場的短期動態去猜測聯邦公開委員會的決定。1994年2月，格林斯潘開始在會後發表一份‘主席聲明’。2003年5月那次例會結束之後發佈的會議聲明首次允許委員會成員分別表達自己對於經濟增長和通脹形勢的看法。”——伯南克認為格林斯潘在任的18年，“貨幣政策溝通方式的確取得了諸多進步”，他在推進美聯儲實現更大的透明度方面，是在格林斯潘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在本書的結語中，伯南克自豪地寫道，“今天，美聯儲不僅是世界上最透明的央行之一，也是華盛頓最透明的機構之一。”美聯儲大概是全球影響力最大的機構了，它要是搞“半夜雞叫”式的政策突襲，全球金融市場都受不了。
“聯邦政府關於會議公開的法律規定，任何4個或更多美聯儲理事會成員召開的會議都被視為官方會議，既要公開宣佈出去，還要對公眾開放 （某些特殊情況下可不對公眾開放）。”
“曾經，（在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上）7位美聯儲理事和12位聯邦儲備銀行行長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即興發表看法的。但1994年，為了回應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主席亨利·岡薩雷斯的要求，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同意發佈完整的會議記錄。自那之後，大部分與會者都開始讀預先準備好的講話稿了。這雖然有利於提升會議的透明度，但不利於改善討論的質量和自發性。”——美國各機構間的互相制衡可不是虛的，美聯儲得響應眾議院的合理要求。美國國會每個議員對每個法案是贊成還是反對的投票記錄都是公開的。眾議院要求美聯儲的決策過程更公開透明也不為過。透明度是強有力的約束，參與決策者會有更大的壓力。誰的觀點更經得起時間的檢驗，不用追責，也有聲譽的壓力（伯南克分析了多次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成員當時的觀點，比如2008年1月，“關於聯邦基金利率的降幅是否足夠，依然存在分歧。大多數人認為，如果美國經濟沒有陷入衰退，那麼當前的降息幅度足以為經濟提供支撐，但米什金嘲笑這種樂觀的看法。事實證明，米什金的直覺是正確的。”）。雖然伯南克指出太透明瞭也有其弊端，可能會影響討論中的暢所欲言，但肯定比決策的“黑箱”是進步。
2004年版的《日本銀行法》規定“第20條[會議記錄等的公開] 在委員會關於金融調控事項的各次會議結束後，主席應當根據委員會的規定，立即編制刊載該次會談記錄的文件，並就該文件取得委員會之批准後，予以公開。主席應當根據委員會的規定，就討論金融調控事項的會議製作會議記錄，在經過委員會認為適當的一段時間後，予以公開。”即也對央行貨幣政策的透明度、信息披露做出了規定。
2003年版的《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五條中國人民銀行就年度貨幣供應量、利率、匯率和國務院規定的其他重要事項作出的決定，報國務院批准後執行。中國人民銀行就前款規定以外的其他有關貨幣政策事項作出決定後，即予執行，並報國務院備案。第六條 中國人民銀行應當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有關貨幣政策情況和金融業運行情況的工作報告。”只有報告的規定，沒有向公眾公開的規定。
三、美聯儲和其他機構的關係
當然，美聯儲的獨立性不代表不需要獲得總統、國會、財政部、其他金融監管部門等的配合和支持，相反，正式和非正式的溝通、協調、達成一致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正如美聯儲理事會法律總顧問斯科特·阿爾瓦雷斯所說的那樣，如果我們要通過摩根大通去救助貝爾斯登，必須動用《聯邦儲備法》第13條第3款賦予我們的權力。我堅持認為。沒有聯邦政府的同意，美聯儲在這條路上不可能走很遠。我們相當自信地認為，如果給貝爾斯登貸款，雖然有風險，但它很可能會償還。如果沒有償還，納稅人的錢將受到影響。因此，至少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正在討論的計劃也屬於財政問題。保爾森中途退出了討論會，去問小布什總統對這個方案的看法。很快、他傳回話來，說我們得到了總統的支持。”在打算救助貝爾斯登時，“由於美聯儲的虧損會減少向財政部上繳的利潤，因此，我們希望財政部擔保我們的貸款。但財政部在沒有獲得國會批准的情況下是無權這麼做的。不過保爾森給我們出具了一封承諾函，承諾政府部門對於我們的支持。”——關於這封所謂的承諾函，保爾森《峭壁邊緣》和蓋特納《壓力測試》中都寫了，其實就是一封信。蓋特納是這樣寫的，“保爾森的律師告訴他，沒有國會批准，財政部將無法補償美聯儲。我簡直難以置信。保爾森因不能提交國會批准而感到難過，可見美國財政部長的權力在應對金融危機時顯得多麼微不足道。他的態度是：只要告訴我能做什麼，我就會做。所以我建議他給我寫封信，公開支持美聯儲貨款，並指出如果美聯儲招致損失，他們會降低我們每年上繳到財政部的利潤。保爾森稱之為‘所有的錢都是綠色的’之信，雖然它僅僅表示財政事實，我想這給我們提供了一些掩飾，暗示財政部在幫我們承受的部分風險。”這些例子，都是表明他們既尊重遵守法定的程序和授權，又勇於擔當，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前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則批評美聯儲在救助貝爾斯登過程中採取的行動“遊離在法定權力和默示權力的邊緣，超越了央行長期堅持的原則與慣例”，可是如果他在位會怎麼做呢？
從書中看來，伯南克所經歷的兩任總統，小布什和奧巴馬，對他都是比較支持的，他對總統的評價也挺高。他對兩任財政部長保爾森和蓋特納的評價都很高、配合滿意（他們同樣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願意不拘於意識形態，採取務實的、史無前例的措施來挽救金融體系）。蓋特納則說“在整場危機中，我們近乎完美地協調工作。我們彼此信任”，“我跟伯南克幾乎每天都聯繫，我不確定歷屆財政部長和美聯儲主席之間的關係是否也如此緊密”。估計不會這麼緊密，這一是因為金融危機的非常態需要他們緊密聯手，二是蓋特納當過紐約聯儲主席，二人關係一貫好。
他對其他金融監管機構的領導言行有褒有貶。“我對於其他機構的‘地盤意識’比較敏感，這樣或許比較有利於建立合作關係。”書裡“地盤意識”的例子不少，僅舉一例：“（約翰·賴克主管的)儲蓄機構監理局和(希拉·貝爾主管的)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之間的緊張氛圍一直在持續。貝爾想要華盛頓互惠銀行積極尋找潛在的收購者，最好多找幾家，以便確保賣個合理的價錢，這樣一來，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就可以避免或減少賠付。貝爾對儲蓄機構監理局說，為了以防萬一，他打算聯繫富國銀行和摩根大通，評估它們對於這樁收購交易的興趣。但根據科恩的彙報，
儲蓄機構監理局的官員聽後十分生氣，並指責美聯儲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是摩根大通的前鋒’”。美聯儲和證交會的關係。書中有句話挺有意思，就是2008年3月在討論救助貝爾斯登的電話會上，“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人也加入了進來，但不是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克里斯·考克斯。我好像沒有考克斯的電話號碼”。美聯儲主席沒有證交會主席的電話，這挺不可想象的，反映出監管機構之間的關係、交流機制確實夠差的。特別是在金融危機時美聯儲總是面臨需要救助投資銀行的頭疼問題。如果需要證交會參與討論，他個人沒有證交會主席的電話也不是問題吧。本來伯南克臧否人物，都是特別坦率的，比如說眾議員格雷森“雖然從哈佛大學獲得了好幾個學位，卻是一個極端的民粹主義者”。有的議員公開抨擊他的政策，私下又肯定他，“我永遠也不會適應政客們這種既打擊你，又恭維你的‘雙重人格’。”（這種直言不諱似乎是美國人寫回憶錄的一個傳統。讓中國人看著經常還是挺驚訝的。雖然他們都從位子下來了，可他們評點的這些人物多數都還健在啊。）看到這句的春秋筆法，一付“我和他不熟”的即視感，就能明白兩個機構的關係挺微妙（《壓力測試》 中提到，（2004年）紐約聯儲副主席席爾瓦給蓋特納的郵件中寫道：“
由於我們和證券交易委員會的關係冷淡，只有非常微妙的接觸方法才可能產生實際成果。”）。不過美國人畢竟還是坦率，伯南克在後面寫到“一開始，美聯儲與證券交易委員會這兩個機構的關係存在一些波折。我和考克斯談妥了一個合作備忘錄，並於（2008年）7月7日簽署，提出了一些基本合作原則，之後，我們兩個機構之間的協調情況改善了不少。”這事可能還是財政部長保爾森站在非金融監管部門負責人的立場上說的更公允客觀些，他在《峭壁邊緣》裡是這麼寫的：“各部門之間仍有相當大的牴觸情緒和不信任感。考克斯是個開放而又合作的人，但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某些人擔心他們對證券公司的監管權威會被美聯儲壓倒。我對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充滿信心，因為它在處理貝爾斯登事件的過程中積極主動、富有創造力、而且一直有一種未雨綢繆的意識（這是誇蓋特納呢）。我認為監管者們之間的合作是極其重要的。伯南克和考克斯同意我的看法。他們對權勢之爭不感興趣。像我一樣，他們關心的是市場穩定性，希望已經深入企業內部的美聯儲能保護這種穩定性。傳統上，各部門之間的問題只能留給它們自己來梳理，但 我在5月中旬主動召集了一次與伯南克、蓋特納、考克斯、鮑勃·斯蒂爾和戴維·內森的會議。證券交易委員會和美聯儲同意起草一份諒解備忘錄，制定基本規則以協調現場審查工作，並加強各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但伯南克可沒提這是保爾森協調的功勞。四、對國會的吐槽
伯南克抱怨較多的是國會（估計在位時為了搞好和國會的關係不敢明確批評，現在可以盡情吐槽了）。比如國會在任命美聯儲理事方面的拖沓，導致“在困難時期常常出現人手不足的情況”。2010年11月，國會中4位共和黨領導人物給美聯儲發來聯名信，表達對第二輪量化寬鬆的憂慮，伯南克認為這是他們打算“將貨幣政策政治化”。“在我看來，國會首先看重的，也是最看重的是利益和意識形態，而不是專家或所謂專家們的建議，包括美聯儲主席的建議。”救助美國國際集團後，“很少達成共識的國會這次卻很快團結了起來，強烈反對救助。”但隨著金融危機的演變，美聯儲和財政部已無力應對，需要國會的支持。“在雷曼兄弟倒閉的那個週末，美聯儲在沒有國會支持的情況下，單槍匹馬地救助大型金融公司的能力已經迅速地消耗殆盡。更加重要的是，政界對於美聯儲的‘流氓行徑’的容忍已經達到了極限。”“為了阻止危機，規避不堪設想的後果，
我們必須獲得必要的權力、財力和民主合法性，因此，我們不得不求助於國會。”“事實表明，即便百年一遇的經濟和金融災難，也不足以讓很多議員超越意識形態和短期政治顧慮的束縛。雖然雷曼兄弟倒閉後造成了嚴重混亂，而且可能對整個美國經濟造成沉重打擊，但國會視而不見，還是多耗費了兩週的時間，舉行了兩輪投票，才批准了我們為了結束危機而提出的救助方案。”雖然伯南克有這些抱怨，國會的黨爭確實嚴重，不過國會要代表選民、納稅人的利益，也是政府動用財力一個必要的程序制約。政策建議提出者得考慮周全，設計儘可能避免納稅人損失的方案（最後美國政府的各項救助計劃都盈利了，也就是為納稅人掙錢了。“美聯儲的證券收購計劃和貸款記錄為政府掙到了大量利潤。2009年到2014年這6年期間上繳的盈利總額達到了將近4700億美元，是2001-2006年上繳盈利的3倍多。”）。不過，最後說服國會通過問題資產救助計劃的，不是伯南克和保爾森，而是股市。2009年9月29日，眾議院投票否決了問題資產救助計劃後，道指單日下跌778點，下跌點數開創了美國股市紀錄，所以10月初參議院和眾議院的再次投票就通過了。“多德仍然無法促成一個全面的方案，最後，到2010年3月22日，參議院銀行業委員會開會討論是否將多徳提出的議案交給參議院大會時，黨派分歧仍然很明顯，13名民主黨成員全部投贊成票，而10名共和黨成員全部投了反對票，不過最終還是通過了這份金融監管改革提案。”——《紙牌屋》中投票中的黨派之爭還是高度寫實的。黨派內很統一行動，而不管個人內心是贊同還是反對這個法案。書中還寫道，2010年“參議院以70：30的投票結果批准了我的連任。雖然贊成票數與反對票數仍然存在挺大的差距，但支持和反對的比例是美聯儲主席任命歷史上差距最小的。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美國公眾對於經濟和金融形勢不滿，國會肯定要對此有所反應。投票結束之後，
幾位參議員給我打來電話，說他們相信我幹得不錯，但由於政治原因，不得不投反對票。他們似乎認為，出於政治原因去違心地投票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感覺伯南克簡直要說，“你的良心不會痛嗎？”同樣被政客們傷了心的蓋特納，在《壓力測試》中說“政冶不是我一生的工作，但卻給我留下了傷痕，我對華盛頓給我帶來的心靈創傷有話說。我目睹了政治舞臺上一些令人震驚的行為——自私自利和譁眾取寵，無恥虛偽和黨同伐異。”所以蓋特納當了一屆就再也不肯當財長了。“已故的紐約州參議員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曾經說過，每個人都有權說出自己的觀點，但不是每個人都能說出真相。一些共和黨人，尤其是右派人士，越來越分不清什麼是‘觀點’，什麼是‘真相’了。他們將危機歸咎於美聯儲和兩房，卻幾乎完全忽視了私營部門那些顯著缺陷，也沒有看到國會自身的失職問題。他們單純地認為我們的救助就是把納稅人的錢分發給被救助者，而沒有考慮到那些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一旦倒閉，將會對美國經濟造成何其沉重的打擊。有時候，明明不存在通脹問題，他們卻堅持認為存在。
有時候，我們的官方數據不符合他們做出的預測，他們就搬出了陰謀論，說我們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些貨幣和財政政策明明能夠支撐就業率的提升，他們卻偏偏否認，同時還不遺餘力地推動聯邦政府把資金投向他們自己的選區。有些貨幣制度明明已經聲名狼藉，不足為信，他們卻還要大力鼓吹，比如金本位制度。當然，民主黨也存在無端猜疑的問題，一些極左派人士更是如此。(如果極左派和極右派都反對我做的事，那我就知道這件事肯定是正確的。)來自佛蒙特州的民主黨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將自己描述為一個社會主義者，並和其他一些共和黨人固執地從陰謀論的視角看待這個世界的大企業和富人（企業和富人固然掌握很多權力，但現實世界中發生的糟糕事情裡面，大部分都是由愚昧無知、能力不足或運氣欠佳導致的，而不是由什麼大陰謀導致的。)當我最初就任美聯儲主席之際，我就下定決心擺脫政黨的影響，這對我這個崗位而言也是比較合適的。”——真是一段痛快淋漓的精彩吐槽！不光中國流行陰謀論，在美國也一直盛行。比如為何不救助雷曼，也被認為是某些人的陰謀。美聯儲主席和財長，在左派和右派、華爾街和大眾那兩邊不是人。保爾森覺得“要說服某些人是多麼困難。對這個群體的某些人來說，事實似乎無所謂”。蓋特納同樣吐槽說“ 左翼相信我們是華爾街的同夥，華爾街感覺我們是穿著西裝的切·格瓦拉。”感覺伯南克還平和些，蓋特納的回憶錄更是痛說血淚史啊，被攻擊、被潑的髒水夠多了。書裡有個事挺有趣。2013年10月1日美國政府關門風波中，美聯儲的運作經費來自持有的證券投資組合創造的收益，因此可以照常運作。但“勞工部原定於10月 4日發佈9月份的就業報告，現在卻不得不延期，而制定有效的貨幣政策需要這些及時的、最新的信息。於是，我給勞工部長托馬斯·佩雷斯打了個電話，主動提出暫時由美聯儲為勞工部提供一些運轉經費，以便讓勞工部按時發佈就業報告。佩雷斯跟他的律師商量完給我回了個電話說不行。”
五、美聯儲主席如何領導美聯儲
“我有意識地採取民主方法去領導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我想讓人們明白，當我們做出重要的政策選擇時，各種各樣的觀點和視角都被納入了考慮範圍。儘管有人抱怨說，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所有成員公開表達不同意見，有時候會製造雜音，但我認為通常情況下，這是非常有用的。但我知道，有時候我們需要發出果斷的、明確的信息。此時，由於經濟前景和貨幣政策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我們就需要向市場傳遞果斷的、明確的信息。”“（2008年1月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將聯邦基金利率從4.25%降至3.5%後）一些評論集中分析了我的領導風格發生的顯著轉變。有人認為這次突然降息表明我面對市場壓力時的堅決果斷，有人認為這次突然降息折射了我面對市場壓力時的優柔寡斷。我相信變的不是我，而是市場形勢。的確，
就在幾個月前，我還一直強調集思廣益、凝聚共識的領導風格的重要性，但在危機之中，必須更加註重強有力的領導風格。在必要的情況下，我願意採用這樣的領導風格。”——確實，決策層中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因為經濟本來就是複雜的，各種決策都有其利弊，只是考慮的角度、對問題優先級的判斷不同，公開傳遞這種分歧可能更有助於公眾理解決策中的各種考量。但在危機關頭，需要發出一致、明確的信息。在伯南克離任送別會上，他想幫耶倫一個忙，在演講中敦促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委員“注意與公眾溝通的方式，除了表達分歧之外，還要考慮共同立場。”這句話大概是在他在任時一直想說又不方便說的，說了又擔心有壓制不同意見之虞。有時伯南克也被公開市場委員會委員不同的意見煩得夠嗆。比如堪薩斯聯邦儲備銀行長長赫尼希在一次演講中將我們可能出臺的證券收購計劃稱為“一個與魔鬼達成的協議”。“我尊重他發表不同見解、提出刁鑽問題以及公開解釋自身立場的權利，但現在我認為他有可能削弱公眾對美聯儲的信任，擾亂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審議過程，縮小我們的靈活空間。”他需要爭取委員們對他意見的支持票，要做很多溝通、說服工作。“我和耶倫分頭行動，各自負責給一部分聯邦儲備銀行行長打電話，以便尋求支持。”但有時能扭轉委員的觀點，有時不能。對第二輪證券收購計劃，在伯南克溝通後赫尼希不僅仍然投了反對票，還接受《華爾街日報》的採訪，對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提出了猛烈批評。伯南克直截了當地說“赫尼希的批評讓我覺得很生氣”。不過這件事上少數人的反對票並沒有阻礙決議的通過。但有的決策上，伯南克提出的建議被否了，如名義GDP目標制，“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之後，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堅定地否定了這一想法。雖然我原來對這一想法很著迷，但最後還是認同了其他委員的觀點。”“我對他們（理事）說：“如果我沒有理事會的支持，那麼我這個美聯儲主席的位子是坐不穩的。”——公開、民主、透明的程序、機制雖然讓領導者不那麼方便、快速決策，而且也許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中，但也避免少數人決策犯大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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