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年（1884），随出使大臣许景澄抵德后，王咏霓给闽浙总督杨昌濬写了四封信。分别为《上闽都杨石泉师书》、《再上杨制府师书》、《上闽督杨制军（丙四月十七日）》和《上闽督杨制军书（八月廿二日）》，其中前两封后来被王咏霓收入在自己的集大成著作《函雅堂集》中。在第一封题为《上闽都杨石泉师书》的起首部分，王咏霓写道“咏霓自庚午秋闱揭晓后，获趋函丈仰荷。夫子大人逾格栽培铭泐寸衷，已逾十稔”。可见他与杨昌濬交往已久，而且关系甚密。
1884年8月，马江海战，清王朝三大水师之一的福建水师，在与法国舰队的海战中，不到一个小时即遭全军覆没。这是中国拥有自己的舰队以来的第一场真正意义的作战，可惜却是一场彻彻底底的败仗。时任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先后被革职查办，会办大臣张佩纶和船政大臣何如璋也相继发配充军。9月7日，清政府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军武，穆图善、杨昌濬为帮办军务；9月17日，杨昌濬被任命为闽浙总督。
杨昌濬是晚清著名的廉官和能官。早年追随曾国藩、左宗棠等创办湘军团练出身。咸丰十年（1860年），杨昌濬应左宗棠之招，征战数省，累立战功，是左宗棠最称心的助手与后援。先后担任甘肃布政使、署理陕甘总督、漕运总督、闽浙总督兼福建巡抚、陕甘总督兼甘肃巡抚、兵部尚书等职。官至太子太保。他前后为官五十年，仕途坎坷，三起三落，却始终以清廉自守。
▲《上闽都杨石泉师书》
▲《再上杨制府师书》
▲《上闽督杨制军（丙四月十七日）》
▲《上闽督杨制军书（八月廿二日）》
王咏霓作为一个身处法德等欧洲诸国的外交官，于公于私他都觉得应该有责任而且有义务，为这位临危受命并且有恩于自己的师长，出谋划策和提供信息。正如他在题为《再上杨制府师书》中说的“顾管窥所及，未敢自默，谨以闽疆应办事宜为我夫子言之”。这些不同视角的见解与看法，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地研读。
一是提供了第一手的海外信息情报。法国在发动战争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玩弄“和平”的把戏。因此也有了王咏霓在信里提到的“彼国近日新报，尚有巴德诺（法国驻华公使）以说帖递送李相（李鸿章）之语。以懈我军情，便其诡诈，诚可恨也”。另外，通过海外的情报，王咏霓也及时传递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军事信息，“彼国议员允筹佛郎百千十兆，添兵一万来伺台越。外部又议增四百兆为明春计”。
▲马江之战中，法方参战级别最高的军舰——装甲巡洋舰“凯旋”（图片来自网络）
二是研判了马江之役失利的原因。清政府虽然颁布对法作战的上谕，但是仍然是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与法国的和谈上，希望通过和谈来结束这场战争。面对内外交困，清政府害怕洋人的船坚炮利，抵御侵略的勇气和信心丧失殆尽，“只许候兵，不准先发”的求和宗旨已成为清廷的基本国策。正如王咏霓指出的，“中朝以慎战之心，酿而为不得不战之举，则和之一字误之耳”。自去年以来，如精心备战还有胜算，可是“一误再误，循至于四五误，使彼得以厚集兵力与我为难”。
▲战前停泊在马江的船政水师蚊子船“福胜”（图片来自网络）
三是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前期的马江战役，福建官员不仅不发动群众，反倒镇压群众正义的抗法要求，终酿苦果。王咏霓应该是意识到了这点，于是他在信里指出“请诏书布告天下，借国债于民间，而即以收受完纳漕粮釐税为偿息之据，示以大信，则民必踊跃”。因此，后来的台湾抗法斗争中，各级官吏就开始注重发动群众的募捐参战。结果战斗打得有声有色，从而使整个战局取得阶段性成果。
四是指出了致力于培养军事人才这一长远之计。海军技术装备落后而受制于人，在东南沿海战场中展现地淋漓尽致。王咏霓清晰地意识到“技不如人”的严重后果，于是在信中进一步指出，福建船厂制造火炮应先研究清楚炼钢技术。而德国克虏伯厂对这一技术秘不示人，“应饬学生、艺徒专究斯业，以期将来”。从当时国际军事产品生产实力看，火炮、枪、鱼雷的优质品牌皆在德国。因此，对于国内军事人才的培养，也要有相对的针对性，学堂应配备德文教习，“制造、驾驶分途而设”。另外，“所遣出洋学生，其中精通学业者，固不乏人”，但是关键还是“所学适用中国”。
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反侵略战争，而闽台战场则是中法战争中国东南沿海战场的核心部分。1884年的王咏霓远在欧洲，他默默地守着因为法国外交压力而滞留在德国船埠的“定远”、“镇远”、“济远”。三艘铁甲本可远赴重洋第一时间回国参战，却是不能。现在设想，那时的王咏霓心情该是何等的焦虑。临危受命的闽浙总督杨昌濬，让王咏霓有了敞开心扉谈国际形势、谈军事设想、谈敌我军情、谈长远谋划等等的机会。四封长信，字字珠玑，它是一位中国外交官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的真实写照。
--沙 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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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沙鸥】
【整理：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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