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此前Uber在中国市场的竞争，柳青表示，Uber确实是一个很强的对手，“Uber最早进入中国市场时，他们烧的钱比我们的市值还多。”不过她认为，滴滴一直是在竞争中成长，起初滴滴在市场上有三十多个竞争对手。“有了当时的竞争，才成就了今天的滴滴。”
在自动驾驶方面，柳青表示，滴滴并不是纯技术和效率出发。交通服务供应商和别的互联网服务不一样，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的事故和伤亡率其实比传统产业已经低40%左右。但这远远不够，因为每天有3000万个行程，就算很低很低的比例，损失还是很大的。”因此，滴滴对自动驾驶的应用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地理封闭地区开始，从智能辅助驾驶开始一步步来。“因为我们对于机器犯错误这件事还是不太能接受的。”
在国际化方面，柳青表示滴滴的逻辑是先问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市场现在的痛点究竟是什么，这个地方的人们需要什么，滴滴又能为他们带来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滴滴怎么跟当地监管部门打交道，怎么融入到现有的交通网络中去？同时滴滴并不是在所有的市场都自己做，也会通过投资合作伙伴来做、
柳青表示，交通是个非常复杂的行业，影响到太多不同的领域和太多人，而互联网交通还在婴儿期。滴滴现在每天服务超过3000万单，一年完成的行程有好几十亿，但移动出行触达的需求才2%不到。她预计，未来几年移动出行渗透率很可能会到10%-15%。而这样规模的发展需要滴滴与出租车产业、汽车产业、监管部门、公共交通部门和海外同行共同合作。
以下为访谈纪要：
问：滴滴常常被叫做中国的优步。这好像不是很公平。能不能谈谈你们和别人的不同？
答：首先，成长在中国是最大的幸运。中国是全世界最有活力、也是最复杂的市场，从电商，交通，到医疗，到教育，消费者有这么旺盛的需求，才能让新一代企业获得难以想象的巨大机遇。
很多欧洲的朋友表示，关注到中国政府实施很多政策，鼓励创新，鼓励数字经济。其实在看得见的科技政策背后，还有几十年积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土壤。今年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的公共教育体系培养出一代一代有才华有动力的年轻人；中国和世界的交流和融合带来新的知识和资源；经济发展创造出新的城市和社区— 有了这些全社会的积淀，才会有这样的明星创新产业涌现出来。
同时，中国也给创业者一些最有挑战性的课题。伦敦有1000多万人口；在中国，有27个城市比伦敦还大。这么快、这么迅猛的城市化脚步，那么一方面，公共交通体系和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收到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承受不了伦敦、纽约那样的汽车保有量。很多城市考虑到现实情况，都不得不限牌限行。比如北京实行抽签制，中签概率现在大概是1%。 上海采取拍卖制，有的时候能拍卖出3万美元的价格。
因此，滴滴这样的企业才需要发展出独特的一站式的业务模式服务尽可能多的人。我们不能只照顾更富裕用户的需求；还有那么多人需要方便的公交，需要单车，需要拼车上班的选择。打开滴滴，你现在可以用到超过10种不同的服务。哪里有需要，我们就有责任在哪里。这是滴滴和其他国家同行不同的地方。
第二点，是在业务模式之外，用什么样的态度和理念去解决这些挑战。交通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这是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行业，它影响到太多不同的领域，影响太多人。现在，互联网交通还在婴儿期。滴滴现在每天服务超过3000万单，一年完成的行程有好几十亿，好像很惊人，但其实移动出行触达的需求才2%不到。我们预期未来几年这个渗透率很可能会到10%-15%。这样规模的发展一定不能靠自己去设计和完成。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努力要和出租车产业合作，和监管部门合作，和公共交通部门合作，和汽车产业合作，和海外同行合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我们相信归根结底，技术应该是包容性的，对社会来说是建设性不是颠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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