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出土，遠走瑞典，抗戰前回國！
安特生還回的四百彩陶在何方
他曾經是一位充滿爭議的人物。八十多年後，籠罩在他身上的迷霧已經漸漸消散。而另一個與他相關的謎團，卻更加撲朔迷離。他就是安特生，是中國史前考古學以及近代田野考古學的奠基人，也是一位被誤解的開路者。
安特生是瑞典地質學家、考古學家 ，先後兩次參加了南極考察活動，曾任萬國地質學會秘書長。1914年，受聘為中國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顧問。1921年，他主持發掘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遺址，揭開中國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後來，到甘肅、青海等地進行考古調查，發現遺址近50處。今天，人們所熟知的馬家窯遺址、齊家遺址、辛店遺址、沙井遺址等史前文化遺址，就是安特生髮現的。人們經常提到的，中國彩陶及史前文化斷代分期的名詞馬家窯、馬廠、辛店、齊家、半山等和安特生密不可分。安特生曾經先後三次來華，時間最長的一次在中國生活了11年，他將中國稱為第二祖國。
1925年，安特生在甘肅、青海等地結束調查後，將所採集的考古材料帶回了瑞典。抗戰前夕，分七次，將其中的一半文物歸還中國政府。誰知，今天人們卻找不到安特生歸還的文物。那些稀世國寶究竟去了何方？
今天，就讓我聆聽王海東講述一段國寶故事。
仰韶彩陶來自西方？
安特生能來到甘肅，完全是執著於學術的態度所驅使。1921年，他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發現了一個史前文化遺址後，中國史前文化的大幕也就慢慢拉開了。可是，安特生卻陷入一個更大的謎團中，仰韶彩陶究竟是從哪裡來的？
其實，在發現仰韶遺址前，安特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地質。說起來，安特生能來中國，完全是丁文江促使的。1913年9月，地質學家丁文江被任命為北洋政府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所長兼地質研究所所長。在丁文江的建議聘請安特生來農商部礦政司任顧問。當時，安特生已經是瑞典國家地質調查所所長，要辭去職務到中國來，這的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此時，在山西大學任教的瑞典地質學者埃略克?奈斯特羅姆，卻支持安特生到中國來。這樣，在埃略克?奈斯特羅姆的建議下，他才下決心辭去一切職務來中國就任顧問。
1914年5月16日，安特生正式在農商部任顧問。此後這段時間，安特生在尋找鐵礦中做了大量工作。然而，時局不穩，尋找和開採鐵礦的工作時斷時續，他也兼做教學和帶領學生實習的工作。安特生深深地喜歡上了中國，後來他在回憶文章中熱情地記述了在中國的美好記憶。這期間，他調查各地發現的石器，並進行了整理，撰寫了《中國新時期類型的石器》一文，這是目前所知的安特生最早的一篇考古學論文。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在仰韶村考察時發現了大量的彩陶，經過細緻觀察，他確信這是一處豐富的史前遺存，隨後向中國政府和有關部門寫了發掘申請。這年10月27日，安特生對澠池仰韶遺址進行了發掘，由此確認了中國第一個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
安特生將仰韶的彩陶紋飾同中亞的一些彩陶紋飾做了比較。他認為兩者非常相近。為何會這樣呢？他認為中原地區的彩陶很可能是從西方傳過來的。他決定繼續西行，尋找彩陶。他提出彩陶西來等的判斷，就是被國內學術界駁斥的“中國文化西來說”。儘管幾年後，安特生修正了自己的觀點，但至今餘波未平。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嚴文明說過，安特生這一觀點的提出是就學術而談學術，和政治沒有關係。後來，隨著出土材料的日益豐富，所謂的“中國文化西來說”也逐漸銷聲匿跡。無論如何，仰韶文化的發現引發了安特生對中國遠古文化的濃厚興趣。
1923年春天，安特生帶著隊伍來到西北，在持續了18個月的考古考察中，他調查了大量的古代生物化石和人類遺蹟，在陝西、甘肅、內蒙古、西藏等地的50個文化遺址，進行了科學的發掘。
圓形陶輪是幹什麼用的？
他們是從西安到蘭州。這時，已經是1923年6月21日。安特生到了蘭州，一切圍繞著瞭解這座城市進行。他們在黃河邊考察地質，乘坐羊皮筏子，逛逛市場。
人們曾經做過研究，安特生在陝、甘、青三地區的野外考古調查，大體是以蘭州為中心，半徑400公里範圍內進行。他們先去了西寧。在西寧附近一個叫朱家寨的地方，進行了一次大型發掘，清理出43具人骨和大量的隨葬品，這是當時國內僅次於仰韶村的一次發掘。這也說明他全力關注中國史前文化。隨後，他們又在距離朱家寨不遠的地方，發現了卡約文化遺址。
天漸漸變冷，冬天來臨了，他們不得不返回蘭州，準備過冬。誰知，他們卻在蘭州有了意外發現。
安特生在蘭州收購到了一批精美彩陶。他們向鄉親們打聽彩陶是從哪裡來的，當時他僅僅知道是在洮河沿岸。安特生決定在第二年沿著洮河做一次考察。1924年4月23日，他們離開蘭州，沿著洮河一路考察。這是一次收穫空前的考察，他們在臨洮縣城附近的洮河階地，發現了灰嘴遺址和辛店遺址，以及馬家窯遺址。在廣河發現了齊家文化遺址和半山文化遺存。直到1924年7月中旬，洮河流域的工作才基本結束了。
安特生的工作非常仔細。細到了什麼程度，說出來，有些人還不信。他們在發掘過程中發現了一些圓形的陶輪，這些東西究竟是幹什麼用的？據我的瞭解，安特生為了弄清這個問題還是費了一番周折。我曾看到過一張圖片，畫面非常普通，背景似乎是河邊某個鎮子，一排低矮的平房，牆邊立著一個羊皮筏子。畫面中的人物，似乎是羊皮筏子的主人。看起來比較閒，沒有什麼生意，正在用閒時間捻線，長長的毛線，旋轉的紡錘，構成了這張圖片的主題。這種紡線方式，延續了數千年之久，便於人們在行走中幹活，直到最近二三十年才消失。
在安特生眼中，這是陶紡輪使用的細節。他專門拍下來，在一本書裡將這種紡錘的使用情形，與出土陶紡輪放在一起做了比較。從圖片中我們能夠看到他在進行研究時的態度。
回國400多件彩陶，去了哪裡？
在西北的50個考古地點中，安特生髮掘出一大批彩陶和其他文物。當年，臨洮師範的一些學生曾幫助安特生進行過發掘。其中一位回憶說，安特生當時將臨洮大半的彩陶收走。他僱了30匹騾子，花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才將發掘的東西馱到蘭州。我看到的一個材料中說，大約3萬件未經修復的陶片、陶器被運往瑞典。
長久以來，人們都在關注運往瑞典的彩陶。這些國寶的命運如何呢？在1924年10月考古材料運到北京後，安特生就提出能夠按照此前中瑞雙方已經達成的化石協議藍本，對這批考古採集品也做同樣處理。1924年12月31日，瑞典“中國委員會”主席古斯塔夫王太子等人給中國地質調查所寄來一份信函，代表中瑞雙方官方認可，將人骨以外的大部分考古採集品，運到瑞典進行研究，考古採集品將被平分為兩份，一份留在瑞典，一份送還中國。
瑞典東方博物館保存的20封信件，記錄了這一過程。安特生的想法是單純將資料交給瑞典考古學家去研究的做法太不可取。必須建立專門的研究機構。1926年2月24日，瑞典國會決定成立“東方博物館”收藏安特生運回國的文物，後瑞典政府任命安特生為第一任館長。
瑞典退還文物共分7次，1927年一次，1928年一次，1930年兩次，1931年一次，1932年一次，1936年最後一次送至南京。1936年，在南京地質博物館，安特生目睹最後一批文物從瑞典運回到中國，他如釋重負。如今，我們卻找不到這批國寶的下落了。
有人推測，當時全面抗戰即將爆發，國內學界主要目光都集中到了如何搶救故宮珍寶，似乎忽略了彩陶。在時局動盪中，這批珍貴的國寶神秘消失，至今下落不明。瑞典東方博物館藏的彩陶有400件，按照這一數據推斷，安特生送還中國的文物至少也在400件以上。
在當時還有一批甘肅出土文物命運令人唏噓。在七七事變之前，故宮文物及北京圖書館的善本珍藏都已運往南京，而藏在北大圖書館的居延漢簡和其他稀世珍品便無人顧及。後來，才被學者從日軍的刺刀下轉運到美國存放。瑞典還曾歸還過一批中國文物，這就是西北科學考查團在西北採集的3000多件文物，按照協議他們被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帶回研究，上個世紀50年代中瑞建交的時候，這批文物也回到祖國。
從安特生送回彩陶中，我們會發現國寶的命運是伴隨著國家的命運而起伏的，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國運，國運興則國寶興，國運衰則國寶亡。
講述人：王海 東著名彩陶鑑賞家 甘肅省彩陶研究會創始人 蘭州馬家窯文化研究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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