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殺魚弟”因為小小年紀就能在菜場嫻熟殺魚，成了少年“網紅”，如今他喝下劇毒農藥百草枯，輾轉在病床上。
“殺魚弟”的經歷讓人唏噓不已。其實，“殺魚弟”走紅以後，一度重回課堂，但因為跟不上學校學習的節奏，後來又輟學回家跟隨父母做生意——一時的網紅並沒有改變他的命運。
與很多來自農村的少年悲劇相比，“殺魚弟”的境況並不是最慘痛的。首先，他有機會跟隨父母在蘇州生活，得到原生家庭的照料，而不必當無依無靠的留守兒童；其次，成為“網紅”以後，“殺魚弟”有機會獲得來自社會的幫扶。
當上“網紅”也未能改變輟學命運，“殺魚弟”的遭遇無疑在公眾習慣性認知以外。曾經，人們更熟悉的是如希望工程“大眼睛”女孩蘇明娟那樣，通過社會幫扶與當事人的自我奮鬥，創造美好的愛心童話。而現在，人們記住的不僅有“大眼睛”溫柔的目光，更有“殺魚弟”犀利的眼神。
留守兒童最大的問題是缺乏父母照料，遠離家庭生活的溫暖；作為隨遷子女，“殺魚弟”的情況也難言樂觀。父母忙著做生意或打工，自身文化程度又不高，缺乏與子女溝通、開展家庭教育的能力。這樣的情況，不僅發生在“殺魚弟”身上，同樣是許許多多隨遷子女的真實遭遇。
“殺魚弟”自始至終地都脫離主流社會所規劃的青少年成長軌跡。不管是隨父母賣魚，還是勉強到學校上學，他一直與周邊環境格格不入。現如今，與其說是青春期叛逆激化了他與家庭的矛盾，更不如說他以極端方式紓解了內心憤懣和孤獨。
由此引出的本質問題或是：隨遷子女怎樣才能真正在城市裡落腳？此前，人們覺得讓隨遷子女到城裡上學，創造他們和父母共同生活的條件，就保障了隨遷子女的物質權益基礎。實現這些當然已殊為不易。然而，為彌補隨遷子女與城市環境的裂痕，讓他們真正享有一個溫暖、安定的家，恐怕還有很多要做。就“殺魚弟”的故事而言，人際關係的狹隘，情緒和壓力無法疏解，是他走向極端的重要原因。單純地把責任推給家庭，或是推給學校教育，都是失之武斷的。生活在城市之中，他本來可以享受到更多現代生活的美好。否則，除了養成一身熟練的殺魚技能，依然跟城市存在心理隔絕，便只有“回不去的家鄉，進不了的城市”。
對於隨遷子女的教育，從來不是把他們“關進”課堂那麼簡單。與出身在城市家庭的同齡人相比，他們對環境的激烈變化更敏感，對學校教育需要更長的適應期。教育有著這樣的義務：幫助他們習慣城市文明，融入現代秩序，成為合格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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