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為了考研，譚超當起了快遞小哥。如今，已是延邊大學歷史學博士研究生的他，依然從事著送快遞的兼職工作。有老師指責譚超：“這麼一個高學歷的人搶低學歷的活，腦子是不是有病。”譚超卻一點也不認同通過學歷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做法。“雙11”，快遞小哥為消費者購物狂歡付出了汗水和辛勞，在他們中間，也包括譚超這樣“身份特殊”的人。
很多人看到這樣的新聞，大概也會產生與上述老師類似的困惑。快遞小哥與從事學術研究的博士生，看上去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群體。在世俗眼光中，送快遞是體力活兒，對知識積累要求不高，而博士無疑是站在知識塔尖的人。人們對譚超的行為產生爭議，不光是覺得他個人作出這樣的選擇是大材小用，還站在社會人才資源分配的角度，感到“博士送快遞”是一種錯位。
然而，這究竟是行業發展的客觀規律，還是人們形成的刻板成見？是快遞業不需要博士，還是太多博士放不下身段投身產業一線？
在現代社會中，任何一個行業、任何一個崗位，都離不開對知識的運用，對創新的需求。譚超從事快遞兼職，就充分利用了自身的知識儲備和創新能力。比如，他在8年時間裡共計送出了80萬件快遞，如果按照年工作11個月算，平均一天就達到了300件的送貨量，相當於普通快遞員的兩倍以上。達到這樣的工作效率，不是因為譚超比其他快遞員跑得快，而是他自創“快遞編號法”以後，提高了快遞分配的效率。
不難看到，博士生去送快遞，照樣可以發揮知識的價值。在某種程度上看，他還身體力行地推動了行業進步，不光能夠在微觀的工作中送好快遞，還從宏觀層面提高了生產力。可以說，快遞業不僅需要博士，還需要更多有知識的人才，來改變整個行業的生態和模式。
這些年，高學歷者從事傳統觀念裡入行門檻低的職業，經常被新聞所報道。不光有博士生當快遞小哥，還有博士去養雞、養牛，去“開拖拉機”“賣麵包”的新聞。每每有這樣的報道出現，輿論場上就經常分成兩派，有人認為高學歷者從事“低端產業”是接地氣，也有人認為博士不從事學術研究，浪費了寶貴的科研資源和教育投入。
糾結於這樣的問題，還是把“博士”這個身份標籤看得太重。由於長期以來形成的某種文化習慣，一些人衡量知識水平的標準不是看一個人有多少真才實學，而是他獲得的文憑與學歷。人們在認識一個社會群體的時候，經常會犯臉譜化的毛病，過度在意頭銜，而忽視頭銜背後的實質。
對於譚超本人而言，他送了8年快遞，卻未必會送一輩子快遞。畢業以後，他的理想還是比較常規——去高校求職。送快遞只是他在學生時代自食其力、補貼收入的手段。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國內社會對大學生從事兼職、打工存在糾結的心態。一方面，看到發達國家的大學，包括一些世界一流大學，形成了濃郁的打工文化，大學生以打工來減少家庭經濟負擔，並且接觸和熟悉社會，被教育者和家長奉為圭臬；另一方面，如果自己的孩子也嘗試打工，家長們又是百般不放心，而社會上也對學生打工兼職產生各種顧慮。
“人窮志短，馬瘦毛長”，譚超為了繼續學業，一邊送快遞，一邊準備考研，剛開始或許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但隨著他對這個行業越來越得心應手，闖出了一條符合自己需求的兼職路徑。這並不是說要每個大學生都去送快遞，都去幹體力活兒，而是提倡大家要儘自己所能表達一份擔當。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這並非是心有旁騖，而是對責任的允諾與履行。
社會分工本身就是多層次、多元化的，學歷和文憑僅僅是促進社會分工的一項指標，而遠遠不能決定社會分工的最終結果。對知識的尊重，不光體現在為知識擁有者提供合理報酬，也體現在不同行業、不同崗位能夠公平地分配到知識資源。現在國家和社會都在提倡工匠精神，產業技術工人的社會地位不斷提高，同樣不能忽視的是，社會需要一批用現代知識武裝頭腦的理想者投身產業、投身一線。
譚超未來的路會怎麼走，這是他個人的自由選擇。但是，至少從現階段不少人對“博士送快遞”的錯愕中，我看到了仍然有待成熟的社會心態。在浮躁的世俗觀念中，經常有人會問什麼是“值得”，急著把自己的社會價值“變現”。用譚超的話來回答：靠自己的雙手掙錢，追求自己的理想就是值得的。（王鐘的）
來源 :中國青年報
↑↑↑點擊上方“關注”按鈕可以訂閱哦！
閱讀更多 人民網河北頻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