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教科書認為，原始人類曾經歷過母系社會階段，原始社會是由母系氏族發展而來，近幾千年才進入父系社會。這是真的嗎？
文｜輝格
許多人相信，奴隸制是人類歷史社會制度演變的必經階段，還有許多人相信，在近代之前的兩千多年裡，中國始終是封建社會。
這些來自教科書的認識，由於和現代歷史研究背離得太遠，在正經學界已少有人問津。然而還有一個觀點，即便在學界仍有相當影響：「母系階段論」。
● 人教版歷史教科書（九年級上冊）對人類原始社會由母系氏族演變為父系氏族的介紹
按照教科書的典型觀點，原始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因此早期人類社會普遍採用從妻而居（matrilocal residence）模式，發展為母系氏族社會。隨著生產力發展，婚姻關係穩定，才被父系氏族取代。
在母系氏族社會，女性在經濟和社會上占主導地位，平均分配，共同勞動；孩子出生，只知道母親；財產實行公有制……除了中學教師，這種說法也受到一些女權主義者的歡迎。
不過在現代人類學研究中，這種說法卻很難找到證據。
神話的由來
民族誌調查顯示，3/4 以上的傳統社會採用父系制（即實行從夫居（patrilocal residence），並按父系組成血緣群體，而且並不存在「社會結構越簡單原始，越可能採用母系制」的傾向。
● 比如澳洲原住民的社會形態，與主要文明長期隔絕，相當原始，也都採用父系制
沒有證據表明，人類早期曾有過一個普遍採用母系制的階段。相反，壓倒性的證據顯示，在直到現代之前的整個人類歷史上，父系制始終是主流和常態，母系制只是特殊條件下的例外。
父系制的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人類與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因為黑猩猩、倭黑猩猩、乃至親緣更遠的大猩猩，都從夫而居；對晚期南猿和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分析也顯示，這兩個社會很可能都是從夫居的。
那麼，母系社會神話又是從哪裡來的？答案要從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去找。
最初提出母系階段論的，是瑞士學者約翰·巴霍芬（Johann Bachofen）。
他並非人類學或社會學專家，而是巴塞爾大學的羅馬法教授，主要通過解讀古希臘羅馬文獻，研究羅馬法和古代人類的法律關係。
在1861年的著作《論母權：對古代母權制的宗教和司法特性研究》中，巴霍芬根據從希臘神話和古代傳說中收集一些線索，如亞馬遜女戰士和普遍存在的女性生殖崇拜，認為早期社會不僅是母系的，還是母權（女性主導）的。
● 亞馬遜人，古希臘神話中一個由全部皆為女戰士構成的民族
他還順應維多利亞時代流行的社會進步觀，提出了一種階梯式社會進化理論，按女權男權的此消彼長，將社會史劃分成了四個階段。
這種粗糙的論證，啟發了著名的美國人類學家路易斯·摩根（Lewis Morgan）。由於摩根接觸過的易洛魁社會恰好是母系制的，所以很快被巴氏的理論所吸引，並與他通信。
● 美國人類學家、社會理論家路易斯·摩根（1818-1881）
隨後在1877 年出版的著作《古代社會》裡，摩根很大程度上採納了巴氏的觀點，將他所瞭解的易洛魁母系制一般化為早期社會普遍經歷的「母系氏族階段」。
和巴霍芬相比，摩根是更嚴肅的人類學家。他做過一些田野調查（但不是對易洛魁），所用材料也更具實證價值，但和那個時代喜歡構造宏大體系的博學家一樣，他的階梯式社會進化理論同樣是以想當然的猜測為主。
摩根輕率地認為，早期人類是亂交的，沒有固定配偶關係，因而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也難以防止近親交配，所以最初的血緣群體（即氏族或胞族）只能按母系組成，所以早期社會必定是母系制的。
但是，這裡存在兩個重大誤解：
首先，沒有固定配偶關係，並不意味著不能防止一級近親（兄妹、父女和母子）交配。
只須實行外婚制（exogamy）和從夫（或從妻）居，就可以解決這個難題，也就是遵循以下三條原則：不和與自己出生於同一群體的異性交配，性成熟後離開出生群體並加入其他群體，不與性夥伴的子女交配。許多動物正是通過這種方式避免近親交配的。
第二個誤解是：父子關係不可辨認，並不能推導出父系氏族不能成立。
組成父系氏族無須以父子關係可辨認為前提，只須實行外婚制和從夫居、並且兄弟關係可辨認即可；比如從若干同母兄弟開始，每一代所有女兒都離開，並接納來自其他群體的女性，便可確保群體男性成員始終擁有共同的父系祖先。
實際上，黑猩猩正是通過這樣的安排組成了父系群，儘管它們沒有固定配偶，也不知有父。
這些誤解導致了二人在推論時候犯下的低級錯誤，然而，巴霍芬和摩根的另一個錯誤更關鍵——製造了母系制和母權制（matriarchy）的混淆。
● 易洛魁人
實際上，兩者沒有他們所認為的固定聯繫或因果關係，人類學考察發現的大多數母系社會，要麼是平等主義的，要麼是男權佔優，由男性充當酋長、族長或頭人角色的。
即便是被摩根作為典型例子的易洛魁人，雖然女性在內部事務上握有支配權，但在政治、軍事的實權仍操於男性之手，男女地位大致平等，並不存在女性統治男性。
迄今沒有任何社會被人類學家普遍承認是實行母權制的，儘管曾有個別社會尚有爭議。
當神話傍上大款
缺陷如此明顯的摩根理論，還能產生持續至今的影響，要歸功於另一位重量級人物——恩格斯。
在整理馬克思遺物時，恩格斯發現馬克思就該書寫了許多筆記，頓時如獲至寶，迅速將自己的唯物史觀揉進其中，於次年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其中，摩根是重要的理論支持。
馬恩青睞摩根理論，因為後者很適合為他們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骨架添加血肉：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類社會註定會從原始狀態開始，在階級鬥爭推動下，經歷一系列特定階段，最終進入共產主義；摩根理論主要被用於描繪上述過程的第一步。
●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恩格斯的著作後來成了各共產主義國家的社會學紅寶書，在西方左翼陣營中也頗有影響，而人類學和社會學界恰好又是左翼思想長期占主導地位的。
和其他馬列紅寶書中空泛抽象的理論和宣傳相比，這本書的內容更具實證色彩，看起來更有乾貨，因而其對觀念的影響也更為深遠，這一影響即便在其意識形態失去吸引力之後，仍時常能感覺到。
但實際上，從恩格斯看到馬克思筆記到他的書出版，中間只隔了一年多時間，根本做不了什麼像樣的研究，其中看似經驗性的內容，其實都是憑空臆想。
比如他認為父系家庭和男權的建立導致了財產權的誕生，但這兩者之間的依賴關係既非邏輯上的必要，也沒有經驗支持。
實際上，財產權更多是和定居農業聯繫在一起，無論北美、非洲、還是東南亞的母系社會，只要過定居生活，都有財產權。
除了馬列導師，母系神話還趕上了另一政治勢力——女權主義，許多女權主義者熱烈歡迎摩根和恩格斯的理論。
特別是1960/70年代的第二波女權浪潮，復興了這套原本在學術界已被冷落的理論；女權運動的強大聲勢和它所取得的政治正確地位，延續著母系神話的壽命。
● 根據性別符號演變創造出的女權符號
女權主義者青睞母系階段論的理由很簡單：假如漫長的前文明時代都是母系社會，那麼母系制乃至母權制就可以說是更自然的、更符合人類「本性」的。
不過，也有女權主義者認識到這一理由的反文明性質，而且錯誤極多，容易成為負擔。
2001年出版的《史前母權神話》一書中，文化史學家辛西婭·埃勒（Cynthia Eller）對母系神話滲透進女權運動的歷史做了全面清理，並呼籲女權主義者拋棄這一包袱。
重新認識父系制
恩格斯儘管犯了不少錯，但有一點他說對了，父系關係的發展確曾是推動社會進化的一大動力，可是他弄錯了時間，實際上，遠比原始社會晚期更早的人類與黑猩猩時代，這一動力就開始了。
對黑猩猩的觀察中，靈長類學家發現它們在兩個關鍵方面和人類很像：同類間的戰爭，與同類間的政治。
簡·古道爾（Jane Goodall）和西田利貞（Nishida Toshisada）在各自研究中都發現，黑猩猩群體的雄性成員會組成巡邏隊守衛領地，並在巡邏過程中伺機獵殺相鄰黑猩猩群體中的落單個體或數量佔下風的小團伙，且有很強的針對性。
● 簡·古道爾與黑猩猩
弗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則發現，黑猩猩群體內雄性在爭奪首領地位、從而獲取多數交配機會的過程中，會像人類那樣施展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伎倆，合縱連橫爾虞我詐見風使舵。
比如雄一號用各種甜頭誘使雄三號合作阻止雄二號奪位，一旦雄一號顯出頹勢或二號實力提升，三號便伺機背叛與二號合謀篡位……
當然，由於缺乏語言和武器帶給人類的強大交流、控制與組織手段，黑猩猩的戰爭和政治形態還非常原始簡陋，但從整個靈長類乃至動物界看，黑猩猩已經朝著建立複雜社會的方向邁出了關鍵一步。
這一步，恰恰與父系關係的建立同時發生。父系群體和同類間的戰爭與政治在動物界同樣罕見，這強烈暗示著，這並非巧合。
另外，從親緣選擇（kin selection）的角度看，我們也有理由相信父系關係所起的作用。
假如黑猩猩群體是母系的，其中成年雄性並非近親，那他們就很難形成持久的合作關係來集體守衛領地和發動戰爭，爭鬥將以個體對個體而不是群體對群體的方式發生，因為一旦某方顯現出優勢，弱勢一方的個體便可輕易轉投優勢方，這樣，以群內合作為前提的群體間對抗便難以形成。
由於性選擇導致兩性在體型和體能上的顯著差異，群體間對抗只能以雄性為主力，這要求雄性間能夠達成合作。
而除非得到親緣關係的強化，這種合作難以持久，維持困難，一個明顯的解決方案是建立父系合作群體，而通過採用從夫居模式（即成年雌性離開出生群體，雄性留在群內）。黑猩猩找到了這個方案。
父系引擎的威力
基於父系親緣的雄性聯盟的建立，對此後人類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結成固定配偶關係、進而建立父系家族之後，社會結構便朝向日益複雜的方向發展。
——婚姻大幅提高了親子關係確定性，讓父系親緣變得更明確更精細，從而有可能按親緣遠近建立多層次的父系家族組織；
同時，多層次結構帶來了等級分化，後者以多偶制的形式強化了配偶競爭和性選擇壓力，又因為語言和武器將選擇壓力從個人身體稟賦轉向了地位、財富、權力、組織控制能力等等制度性因素，因而使得性選擇成了社會結構進化的一大動力。
上述機制，對照狒狒的情況或許可以看得更清楚，埃及狒狒在許多方面都非常像人，它和人類一樣建立了多偶制的固定配偶關係，因而也得以按親緣遠近建立了多達四個層次——大致相當於人類的家庭、氏族、遊團（band）和部落——的複雜等級社會。
● 埃及狒狒
多層父系群的建立，使得埃及狒狒的雄性聯盟極具戰鬥力，群體間常因爭奪領地和支配地位而發生戰爭，有時在一英里開闊的戰場上會有數百頭雄性投入戰鬥。另外，雄性在控制配偶和下級時也表現的非常暴虐，這些情景，都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人類社會。
埃及狒狒轉向父系制，最初可能是為了構建雄性聯盟以對抗非洲豹和斑鬣狗等危險捕食者。
相比之下，其表親獅尾狒狒（gelada）生活在捕食者難以到達的懸崖絕壁上，處境更安全，因而仍保留著母系制，也沒有發展出多層次結構，雄性對待配偶更溫和，群體間衝突也沒有那麼劇烈。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如勞倫斯· 基利（Lawrence Keeley）和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的發現表明，整個人類史上，前國家社會都充斥著連綿不絕的暴力和戰爭。
在這種環境下，群體的生存和壯大往往嚴重依賴於其戰爭能力，而在由血緣紐帶維繫的前國家社會，戰爭能力只能由父系男性聯盟保障。
當然，有些社會或許因為地處孤立隔絕環境（比如沙漠或小島），衝突強度低，得以發展出母系制。比如霍皮族（Hopi）印第安人，是著名的和平主義者。
有些社會則因為選擇了特殊生計模式而難以維繫父系家族，只得發展母系家族，比如摩梭族男性常年外出經營馬幫，甚至無法維持穩定婚姻關係。與此相似的還有蘇門答臘的米南佳保族（Minangkabau），男性也普遍外出從事商業或手工業。
● 霍皮族女孩
然而，著眼人類歷史，父系制仍舊居於主流，母系制只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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