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輿論對革命是冷淡的。人們沒有任何熱情……在街上很少見到剪了辮子的人。」
文 | 諶旭彬
眾所周知，清軍入關時，曾強迫民眾「剃髮留辮」，釀成許多血案，乃至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之說。
有沒有辮子，始終是有清一朝，衡量漢人是否歸降、是否接受清廷統治的重要標誌。
按照一般想象，這種屈辱性的標誌物，在清廷滅亡後，民國政府已宣佈了「剪辮令」之時，自會被民眾迅速拋棄，成為歷史。
但事實並不是這樣。
許多民眾不願剪辮子
1912年6月，梅蘭芳剪掉了自己的辮子。
此時距離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發佈「剪髮令」，已過去了3個月。梅的行動顯然稱不上積極，但相對身邊的其他人，卻已可算走在時代的前沿。
比如，為梅管理服裝和處理雜物的「跟包」，無論梅怎麼勸，就是死活不願意剪掉辮子。梅只好趁他們睡覺的時候強行動手：
我的跟包大李和聾子，我勸他們剪辮子，怎麼說也講不通。有一天我只好趁他們睡熟了，偷偷地拿了剪子先把聾子的辮子剪掉。等他醒過來，感覺到腦後光光的，非常懊喪，把個大李嚇得也有了戒心。他每晚總是臉衝著外睡．好讓我沒法下手。結果，我趁他酣睡的時候，照樣替他剪了。……第二天他含著眼淚，手裡捧著剪下來的半根辮子，走到上房向我祖母訴苦……過了好久，他談起來還認為這對他的身體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在當年是真有這許多想不開的人的。①
· 清中期的髮式，仍較接近清初的「金錢鼠尾」
清帝退位了，老百姓卻不肯剪辮子。這樣的情況，具有普遍性。
在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很多人去掉了辮子，但未必皆是出於自願。革命軍當年發起的強制剪辮運動，曾引起頗多民怨。
在南京，1912年2月，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注意到：
（浙軍）帶著剪刀作為武器在南京各街道上游行，剪掉所有那些仍然蓄髮的中國人的辮子。……南京人民對浙軍的暴行感到非常憤恨。②
同期，在成都、長沙、昆明等地，也因軍隊強制剪辮而引發了民眾恐慌，甚至發生了血案。
再次一級的城市及鄉村，沒有革命軍的強迫，剪辮者更少。
比如，雲南軍政府於11月5日限令民眾5天之內剪掉辮子，但在騰越縣城，英國駐當地代領事史密斯觀察到：
公眾輿論對革命是冷淡的。人們沒有任何熱情……在街上很少見到剪了辮子的人。③
革命軍勢力甚大的浙江，也是同樣情形——在上虞縣，「自光復後，剪辮者寥寥」，雖經新政府一再勸喻，但「該處人民終觀望不剪」；在嘉興縣，竟有「頑民千人之眾，以反對剪辮為號召」，把積極推動剪辮令的官紳之家搗毀。④
事實上，民國成立後，相當數量的中國人，仍留了很長一段時間的辮子。
1914年，赴美留學的胡適，收到來自家鄉安徽績溪的書信，信中說：
吾鄉一帶，自民國成立以後，剪去辮髮者已有十之九，其僻處山陬（如上金山、張家山、寺後十八村，並歙之內東鄉各處），剪髮者只有半數。⑤
在上海，《申報》1914年4月20日刊文嘲諷本地風俗：
上海地面卻有三樣東西出產的頂多。是別處少有的。……那就是車子（人力車）、辮子、婊子。
在北京，鑑於留辮者甚多，尤其是「上流社會未剪者尚居多數」，1914年7月，內務部不得不再次發佈「剪髮六條」，規定：凡公務員不剪辮者，停止其職務；公立機關僱用之人員不剪辮者，解除僱用關係；車馬伕役不剪辮者，禁止營業。但直到1928年，北京仍尚有4689條辮子未剪。
在山西，直到1918年，閻錫山仍在大力推行「剪髮」政策，派出政治實察員至各縣，逐級追查剪辮情況，縣促區，區促存，村促戶，縣區官員到村蹲點，警察下村巡查……至1919年，山西的辮子才算大致剪完。⑥
1923年，上海廣益書局出版《中華全國風俗志》，對各地民眾留辮情況，也頗多介紹。如河北保定，留辮未剪者，「十居五六」；天津開埠雖早，但「蓄辮之惡俗，反較他埠為獨甚。無論上中下三等人，剪髮者殆居最少數。」⑦
· 清末的這種髮式，放在清初是要問斬的
對歷史的遺忘與美化
1912年前後，某些瞭解清朝歷史的民眾不願意剪辮子，或許尚有擔憂清廷復辟的考量。但到了1914年、1918年、1923年，北京、上海、天津這樣的城市，還到處都是辮子，就已非「擔憂清廷復辟」所能解釋了。
同樣，這種固執也很難被完全歸因為「生活習慣」。
眾所周知，「三朝兩日梳頭，四季衣衫油膩」，乃是留辮之人日常生活中極大的痛苦。1912年，梁實秋的父親給全家人剪辮子，梁非常開心，緣由正是「我們對於這汙髒麻煩的辮子本來就十分厭惡，巴不得把它齊根剪去」。但梁的「二舅爹爹還忍不住泫然流涕」，這眼淚顯然非是為「生活習慣」所流。
「薙髮令」這段歷史已被徹底遺忘，是民眾不樂意剪辮子最重要的時代背景。
對清初的中原民眾而言，腦後的辮子意味著被征服的屈辱。但當硝煙散盡，政權鼎革已成定局，這段屈辱史，遂被當局用嚴密的文網層層遮蔽了起來。
自順治朝始，至乾隆朝終，共興文字獄170餘次，尤以乾隆朝為最，多達130餘次。這些文字獄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消滅清初歷史。
「薙髮令」又是其中的重點規避對象。
據臺灣學者王汎森的研究，清人對「發」字的使用格外小心，尤其是一些成語如「一髮千鈞」，更是極為敏感，「因為它令人產生一種聯想——以千鈞之重來形容一發，似乎是對『薙髮』政策的不滿」。
清廷花了八十餘年修纂《明史》，但這部鉅著「從頭到尾未曾用過『一髮千鈞』或『千鈞一髮』」；《清實錄》裡同樣找不出「千鈞一髮」這個詞。⑧
「千鈞一髮」這個詞都找不到，當然更不能指望留下「薙髮令」這段歷史。
事實上，經過近300年的遺忘，到晚清，這段歷史已僅限於在知識分子和革命黨當中流傳。
清廷也有意淡化這段歷史，默許臣民的辮子越留越粗。清初的「薙髮令」，本只允許腦後留一小綹頭髮，名曰「金錢鼠尾」；至清末，則已允許保留較多頭髮。一般無知識的普通漢人，則「已將剃髮留辮當成自己民族固有的習俗加以遵行和維護」。⑨
據溥儀的洋老師莊士敦講，有些滿人也已經忘了自己的祖先曾強迫漢人剃髮留辮這段歷史，反而認為剃髮留辮本就是漢人的習俗，故辛亥時，有滿人用割辮子的方式，來對「革命」表示抗議。⑩
章太炎在晚清閱讀通行本《日知錄》，曾驚訝發現其中無任何華夷種族之說，直到「原抄本」出現，才明白通行本不但經過官方刪改，民間私人之刪改比官方還徹底，倘「原抄本」佚失，則刪改內容連帶刪改之舉，皆將被徹底遺忘。
錢穆生於清末，甚至一度不知道清朝皇帝乃是滿人——「伯圭師隨又告餘，汝知今天我們的皇帝不是中國人嗎？餘驟聞，大驚訝，雲不知。歸，詢之先父。先父雲，師言是也。今天我們的皇帝是滿洲人，我們則是漢人。」——錢穆是幸運的，他的老師錢伯圭是一位革命黨人。⑪
不過，若只是「遺忘」，還不足以解釋那些對「剪辮令」的暴烈反抗。
1912年7月，在清帝退位半年之後，山東都督周自齊派了宣傳員前往昌邑縣勸導民眾剪辮。在縣衙門口舉行的宣講會上，宣傳員公開剪掉了當地兩位鄉紳的辮子。次日，被剪了辮子的鄉紳聚集民眾，公然打殺了二十七名「無辮之人」。⑫
這種暴力背後，顯然有著某種對「辮子」的強烈認同在其中。
事實上，也並不是所有人都遺忘了辮子的由來。文字獄再嚴酷，也不可能杜絕民間所有禁書。嘉慶之後，文網漸寬，很多康雍乾時代足以導致殺頭族誅的禁書，獲得了重刻的機會。
曾國藩在兩江總督任上，曾重刊過王夫之的著作。李慈銘這樣的學者，也有機會通讀《揚州十日記》。
及至晚清，革命黨重新發掘清軍入關暴行，將之廣為傳播，以激發「種族意識」，使得辮子所承載的屈辱史，更容易進入讀書看報的知識分子耳目。
但很多瞭解辮子往事的知識分子，比如王國維、梁鼎芬、辜鴻銘，仍選擇在共和時代繼續留辮。
這種「清醒的固執」，顯然也有著某種對「辮子」的強烈認同在其中。
一種可能的解釋是，這種認同，實是一種認知的異化。康雍乾三代，文網密佈百餘年，知識分子於戰戰兢兢中學會了如何自我審查：
《讀史方輿紀要》是一本歷史地理工具書，但對明清之際的地理變化，一個字都沒有寫，這是學者的自我審查；
內廷劇目專演「神怪幽靈牛鬼蛇神」，這是演藝界的自我審查；乾隆做皇子時，其史論寫作集中於漢唐宋，而從不涉明清，這是皇室的自我審查；
《明史》案發，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一書的刻板緊急將「明史」二字挖去，這是出版界的自我審查；
孔尚任《桃花扇》裡用流寇代替清軍，李漁《巧團圓》裡把掠奪婦女的清兵改成李自成軍，這是文學界的自我審查。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自我審查久了，修改「內心的道德律」，來和外部世界達成「和解」，就成了許多知識分子的解脫之道。
乾隆時代，曾靜曾以「理氣之分」來抨擊清廷，說什麼漢人生於中土，稟氣較純，故生而為人；夷狄（女真）生於邊陲，稟氣不純，故生而為禽獸。
到了晚清，這套「理氣之分」的理論，卻反成了知識分子維護清廷的工具，郭嵩燾出使英倫，考察其「君民兼主國政」的民主政體，表達了讚賞之意，卻遭同鄉王闓運 的激烈批判。王依據「理氣之分」理論，斷言洋人連「人」都算不上，只能算「物」，其文明不過是「通人氣則詐偽興」。
與抽象的「華夷之辨」相比，血淋淋的「薙髮令」，粉飾起來要困難得多。不過，也並非沒有辦法。
把辮子推為「國粹」的辜鴻銘，曾如此解釋自己為什麼明知辮子承載著一段黑暗的歷史，卻仍選擇了認同和保留：「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我今亦曰：微曾文正，我其剪髮短衣矣！」⑬
太平天國對「辮子」的恨，成就了辜鴻銘對「辮子」的愛；太平天國「醜陋的長毛」，讓辜鴻銘不惜美化腦後的「辮子」。後一段黑歷史，洗白了前一段黑歷史。
不過，以黑洗黑終究不是正道。事實也正在證明，以歷史攻擊現實，並不能鼓動所有民眾拋棄辮子。更加博大廣闊的視野，才能讓人們幡然醒悟，自覺剪辮。
1911年4月，大清「海圻」號軍艦奉命前往英國，參加英王喬治五世的加冕慶典，管帶程璧光召集艦上三百餘名官兵訓話，集體剪去了辮子，理由正是：
長髮汙衣藏垢，既不衛生，又有礙動作，尤以誤害海軍形象為甚。
· 民國建立後，剪辮子沒有變成民眾普遍的自發行為，只能依靠政府強制
參考文獻：
①梅蘭芳，《梅蘭芳自述》，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P89-90。
②朱爾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2月9日。收錄於《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下），中華書局，1984，P443-445。
③代領事史密斯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1月20日。收錄於《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下），中華書局，1984，P231。
④沈航，《辛亥革命後的剪辮與留辮問題研究——以浙江省為例》，《浙江學刊》2013年第3期。
⑤《胡紹之等致胡適的信》，《辛亥革命史叢刊》（第一輯），中華書局，1980年，第222頁。
⑥閻錫山，《呈大總統籌補山西人民生計，先辦六政，特設考核處暨辦理情形文》，1918年5月25日。
⑦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氣象出版社，2013，P412；P407。
⑧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P385。《清實錄》中僅不慎出現過一次「一髮千鈞」。
⑨沈航，《辛亥革命後的剪辮與留辮問題研究——以浙江省為例》，《浙江學刊》2013年第3期。
⑩金滿樓，《門檻上的民國》，新星出版社，2013，P250。莊士敦的回憶有一定的可信度，王汎森也同樣認為：當時，「不只漢人不清楚明代歷史的真相，滿人對自己的歷史也不清楚」。
⑪錢穆，《師友雜憶》，東大圖書，1983，P34。
⑫王霞亭，《憶昌邑縣「五·一八」慘案》，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 第1輯》。
⑬《張文襄幕府紀聞·不排滿》，收錄於《辜鴻銘文集》，海口出版社，1996，P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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