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中期）
在一次徐佛观与毛泽东的交谈中，徐佛观问了‘如何读历史’这一问题。
中共领袖这样回答:“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应特别留心法国大革命。”
而作为意识形态中，彼此严重对立的双方，徐佛观对此回答颇以为是。
又谈及《论语》，徐佛观询问:“孔子的话，你有没有赞成的?”
毛泽东想了想答道:“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辨)之，笃行之。这就是很好的话。”
徐佛观补充道:“应当加上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毛泽东同样点头称是。
在徐佛观以后的回忆中，与毛泽东谈天闲聊，无疑都是一个好印象。
徐佛观与他人坐在延安交际处门口，侧远方便是宝塔山
徐佛观在延安期间，正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曾送给徐佛观一本《整风文献》。
在又一次见面时，毛泽东问道:“徐先生看我们那种东西里面，有没有好的?”
而徐佛观已经认真研读过这些文章，便即刻回答:“有。”
“哪一篇?”
“刘少奇先生的一篇。”指的便是中共文献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徐佛观清晰的记得，毛泽东听罢，立刻有一种很惊喜的神情，即道:“你觉得那篇文章写得好？他在这里，我叫他明天来看你。”
第二天，刘少奇果然到招待所来看望徐佛观。而此次的交谈，显然没有与毛的交谈那样融洽。一个受命而来，一个关心军事政治，彼此又素昧平生，也就成了走过场。
留在徐佛观记忆里的这位中共领导人形象是:“瘦瘦的个子，态度很沉默。大概彼此敷衍一顿后，没有谈什么，所以再记不起一点谈天的印象。”其实，作为国民党高级情工干部，对中共内部组织的了解也是了了，当时的徐佛观居然并不清楚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他在后来的回忆记述中这样写道“后来留心打听，才知道他是理论和组织的重镇，在毛泽东面前的分量，远在周恩来之上。”
在与中共领袖人物交往中，徐佛观觉得“毛是雄才大略的人”，但他还是认为
“我又是信仰历史巨流的人，不以为毛有本领跳出巨流之外”。所以，他认为“中共许多现象，只有顺着历史的巨流来加以解释，才合乎情理”。直到晚年，他依然以一个国民党固有的政治心态，却也客观的说过:“我们虽然身在海外，虽然反对共产党，但是我们非常爱我们自己的国家，非常希望共产党做得好。我们的国家，现在不错，是站起来了。这个站起来，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当然第一功劳，是毛泽东。没有他的气魄，没有他的号召力，没有他组织的能力，那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在延安，与来访者（外国人）交谈
在延安窑洞的岁月里，徐佛观除了参加中共方面安排的一些公务参观活动，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读中共方面提供的文献资料，其余时间就是“读通了克劳塞维兹所著的《战争论》”，并写下不少读书笔记。因此，又多了一个与毛泽东谈话时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毛泽东在谈论游击战术时强调说:“这不过是小规模扰乱战，若指挥大的兵团，必要时在战略上要牺牲一个兵团，然后才能保全两个兵团，那就要壮士断腕，立即决断。”
徐佛观对此不敢苟同，辩论道:“这在战略上是可以行的，但在政略上恐怕行不通。譬如现在德、意、日三国结成轴心同盟，与举世为敌。假定一旦战局逆转，形势险恶，到了非牺牲不可的时候，请问润之先生，那究竟牺牲哪一国?谁来提议?谁来赞同?又有哪国甘愿牺牲?”
这次，毛泽东没有回答。那次徐佛观告辞时，毛泽东送出窑洞门口，再送到坡下，一直走到大道旁，方才告别。
而这个问题，也成为了徐佛观后来即便从事学术事业，也认为是骄傲的一次会谈。毛泽东鲜有的不回答问题，在他们之间曾经发生过。
当然，由于双方站在完全不同的党派立场上，纵然学问见识上相互倾慕，但在原则问题上却针锋相对，锱铢必较。
1943年7月，抗战爆发六周年前夕，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际，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的摩擦达到了高潮。对此，毛泽东特意约见徐佛观，义正词严地警告并让徐佛观给重庆带话
：蒋先生不相信天上可以同时出两个太阳，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看。“再过五年至八年，看虎(鹿)死谁手!”1949年十月一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正是在毛泽东‘再过五年至八年’这个预计时间之内。雄才伟略当得历史验证。
1943年7月9日，延安各界三万多人紧急集会，抗议国民党军队企图“闪击延安”，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行为。
时任延安交际处处长的金城回忆“我们为了使国民党当局知道我们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决心，邀请徐佛观、郭仲容参加大会。徐佛观坚持其反动立场，中途退场。郭仲容听完了各界代表反击顽固派反共的声讨。会后徐郭急电向重庆报告。他们从此在延安更加坐立不安了。”(金城 《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63页。)
吴玉章在延安时期
对于延安的行为，徐佛观恪守他作为对立方的立场和原则，不依不饶，他表示不能接受吴玉章在大会发言中对于蒋介石的侮辱性言词，要求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他带领郭仲容在招待所里开始绝食抗议。为此，中共军队总司令朱德曾亲自来劝说，稳定他们的情绪，但并未奏效，两个人几天都不吃饭。后来还是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并且亲自到招待所来宽解一番，情况才得以缓解。
在对中共领袖人物的接触交往中，徐佛观认为周恩来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他在人与人之间有真正的人情味，他个人生活相当严肃。在政治中有真正的人情味，这是很少很少的。他不单对共产党里的同志有人情味，与非共产党的人接触时也表现一种人情味，我想这是很难得的”。这种“人情味”，具体表现为永远保持“人的立场”作为待人接物的最后底线。“和他谈问题，他总是通情达理，委曲尽致，决不侵犯到各人的基本立场。”
徐佛观认为周恩来，哪怕是面对面听着反对的意见，批评的意见，总是心平气和，耐心地给予解释，解释了还不被相信，也只是说将来会慢慢解决的。
对于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印象，徐佛观觉得这是一位宽厚的长者，有很宽厚的态度，但是在彼此交流意见时，略有差距。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在延安
1943年10月，徐佛观获准先行离开延安，途经西安时看望胡宗南。一餐饭后，简单交流，徐佛观就到宝鸡等候去重庆的汽车。未料胡宗南却派人追到宝鸡，一定要徐佛观再回西安。数次宴请，胡宗南询问有关延安的情况，并希望把自己的做法与延安进行对比。徐佛观无意于去做什么对比，以流于一般官场逢迎拍马，只是告诉他
:“延安的物质困难，但他们的野心甚大，做法相当有效率;劝他万不可存轻视之心，并应虚心研究他们的长处，尤其是在领导方式上特别值得考虑。”还特别推荐延安《整风文献》中的文章，希望他切实加以研究。胡宗南表示自己没有这些文章资料，徐佛观便将毛泽东送给自己的那本转送给他。
胡宗南在西安（左），身边这位，中共传奇地工熊向晖
在延安，只有半年时间，而这半年却影响了徐佛观后面的人生。
从延安返回重庆，徐佛观在自己交往的小圈子里，多次表现出对时局的深深忧患。当初由康泽授命，回来后当然首先向他复命。没想到这次见面，却是“彼此非常不愉快。我告诉他，国民党像目前这种情形，共产党会夺取全面政权的;他听了更不以为然”。(《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第66页。)
多年过后，他对此依然耿耿于怀。“回到重庆后，我和当时负有较重要责任的人谈天，认为国民党若不改建为代表社会大众利益的党，共产党即会夺取整个政权;而对付共产党，决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只是斗争的技术问题。当时听我这种话的人，都以为我是神经过敏，危言耸听，有一位先生还和我大吵一架。”(徐复观《在非常变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蒋介石十三太保之一，除中统，军统外另一支国民党特务系统首脑，康泽
知音难求，一腔热情也难免松懈颓唐。在重庆，徐佛观借住南方印书馆，于是每天陪人打湖北的天地人和纸牌，等待合适的船只，欲东下与妻子会齐，以遂还乡隐居之愿。
打发日子无甚事事，同乡名贤陶子钦看在眼里，便引荐其拜见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的何应钦，交谈中，何应钦听得滋滋有味。最后，何应钦问:“你还到延安去吗?”
“我最近就回鄂东。”徐佛观地回答。
“有什么任务吗?”
“回去种田。”
何应钦否定了徐佛观的想法:“不必回鄂东，等几天好了。”
何应钦陪同蒙巴顿在重庆机场
回到南方印书馆，不久，徐佛观就接到了电话通知，蒋介石定于某日下午五点约见。
在蒋介石官邸，有位武官告知徐佛观，向委员长报告，最好不要超过五分钟。徐佛观由小客厅走进大客厅，委员长已经站在那里。“我第一个印象，他的威严也赶不上陈辞修 (即陈诚)先生，当答复问题时，总记着五分钟的时间限制；但实际，他要求我谈了好几个五分钟，并要我写个书面报告。”
1943年11月17日深夜十点钟，徐佛观突然接到通知，委员长再次立刻召见。原以为是延安方面发生了什么重要问题，需要征求徐佛观的意见。实际上，“但见面后，只问我家里的情形，拿起铅笔来写三千元的条子给我，叫我不要离开重庆。我出来后，觉得有些奇怪，送点钱给我，不是需要紧急处置的事情。”三天之后，从新闻里看到蒋介石飞赴开罗的消息，徐佛观才明白原来是委员长临行前的特意亲自安排。此点，领导人与下属之间的关怀，大凡都是能将下属感动的热泪盈眶的，徐佛观就此彻底打消了回鄂东的想法，拿起笔来开始给蒋介石写曾经所交待要写的报告书。”
蒋介石在开罗
作为国民党军政观察员，徐佛观写过多份观察报告，但都是直接复命的是给康泽方面，他也不知道是否到达最高领导层。康泽后来回忆说:“我提请派徐佛观去做八路军总部联络参谋。徐佛观，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他担任这个职务大概有两年或更长一点。曾先后回重庆述职三次，还有比较系统的报告书。他有一次报告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蒋介石曾把他这个报告书批交高层反共决策机关‘联合会报，印发参考，并约他见面。1943年冬的一次综合报告，涉及了陕北党、政、军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蒋介石很赞许他这一个报告书。”
康泽晚年的回忆，在一些具体时间、事件上明显有误。徐佛观被派驻延安总共只有半年时间，很可能是把其他联络员的事串联到这个联络员身上了。但由此可以证实，徐佛观担任驻延安联络参谋期间，肯定写过不止一份观察报告，不过只有最后这一份直接递交蒋介石，得到重要批示，受到极大的重视和嘉奖。
徐佛观军人时期，全家福
1943年底，徐佛观被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工作。然而三天后，委员长侍从室的唐纵又把委员长要求调用徐佛观到侍从室第六组工作的手令拿了过来。徐佛观直到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山头，担心自己一个没有根基的外乡人，忽然进入江浙系，黄埔系的工作环境，有些惶恐，于是他还是选择了留在参谋总长办公室。
1944年，徐佛观随何应钦出任陆军总司令驻节昆明一个月，回到重庆后，正式进入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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