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者反對城市生活，嚮往田園牧歌。那麼，田園生活和大城市生是什麼關係？城市代表計較、冷漠、精打細算，鄉村代表溫情？城市代表文明、鄉村代表野蠻嗎？還是城市代表理性，鄉村代表感性？這篇文章揭示了大都市之種種惡。
大城市人更算計嗎？
大城市一直是貨幣經濟的中心，因為商業活動的多面性和集中性賦予交換中介一種重要性，而這是鄉村生活的商業狀況達不到的。但是，貨幣經濟與知性的統治處於最為緊密的關係之中。它們在待人接物方面共有一種純粹就事論事的態度，這種態度常常把形式上的公正與一種冷酷無情的僵硬結合在一起。
純粹知性主義的人對於一切個人化的東西漠不關心，因為從中發展出來的關係和反應不能由純粹的理性手段得到充分的理解——正如事件中的獨特因素從不納入金錢原則。
金錢只關心為一切所共有的東西，那就是交換價值，它把所有性質和個性化約在一個純粹的數量層面。人與人之間的所有感情關係都停留在他們的個性，而知性的關係把人當作數字來處理，也就是說，當作他們本身無關緊要的元素，只有當他們提供了客觀上可理解的某種東西，他們才會引起注意。
大城市的居民正是以這樣的方式，斤斤計較地對待商人、顧客、傭人，甚至經常這樣對待義不容辭地與之相關聯的人。諸如此類的關係與小圈子的性質形成截然不同的對比，在後者中，必然承認個性特徵，而這又同樣必然會給行為舉止增添了一種感情色彩，造成一個超越單純衡量付出與回報的社交領域。
關於經濟－心理方面的問題，這裡的關鍵在於：在不太發達的文化中，產品是顧客定製的，因此，生產者與顧客互相認識。而現代城市的供給幾乎完全來自市場，也就是說，那些產品提供給素未謀面的顧客，而他們從未實際出現在生產者的視野之中。由此，每一方的利益都帶有不留情面的就事論事；由於人際關係無法估量，其理性計算的經濟上的利己主義無須擔憂任何偏離。統治著大城市的貨幣經濟就更是如此，在那裡，家庭生產和直接的物品交易的最後殘餘也連根消除了，直接為個人定製而生產的數量日益減少。再者，這種心理上的知性主義態度與貨幣經濟如此緊密合為一體，以至於無人能夠分辨是前者影響了後者還是相反。
唯一可以確定無疑的是，大城市的生活方式是最有效地培育了這種相互作用的溫床。我只想援引最傑出的英國立憲派歷史學家的陳述來闡明這一點：在整個英國曆史進程中，倫敦從未成為英格蘭的心臟，但是，經常是它的智庫，一直是它的錢袋。
大城市人更利己嗎？
在生活最外在的方面，一些看似無關緊要的特徵或品質，可以從中發現很多典型的精神傾向。現代的頭腦變得越來越精於算計。貨幣經濟所造成的現實生活的計算之精確性，對應於自然科學的理念，也就是說，把整個世界轉化成一個算術問題，把其中的每一部分都固定在一個數學公式之中。正是貨幣經濟使得這麼多人的日常生活都充滿了權衡、算計、清點，以及把質的價值化約為量的價值。
由於金錢所具有的可計算的特性，生活要素之間的關係中出現了一種精確性，一種在界定是否均等之中的確定性，一種在契約和協議中的毫不含糊，正如從外在表現看來，懷錶的普遍使用帶來了這種精確性。不管怎麼說，大城市的環境既是這種本質特徵的原因，也是它的結果。
典型的都市居民的交往和利益關係如此複雜多樣，以至於他們的關係和行為，尤其是作為這麼多各有各的利益考慮的人們之聚集所造成的結果，互相糾纏在一起，形成一個多種組成部分的有機體。
基於這一事實，如果在承諾和履行中缺乏最嚴格的精確性，就會導致整體崩潰，造成無法解決的一片混亂。如果柏林的所有鐘錶突然以各種原因壞掉哪怕僅僅一個小時，就會使整個經濟和商業活動在一定時間裡脫軌。儘管這看來沒有什麼深刻含義，但是它所造成的種種差錯會使得所有等待和失約變成浪費時間，損失重大。
由於這個原因，要不是所有活動和相互關係以一種最精確的方式組織、協調起來，納入一個超越所有主觀因素而嚴格確定的時間表，一般而言的大城市的生活技術就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這裡也顯現出大體上可以作為整個討論之任務的那些結論，也就是說，每一個事件，無論它看起來如何受限於這個浮淺的層面，都立即與靈魂深層相互接觸，並且，最平凡陳腐的外部事物，歸根到底都跟關注生活意義和生活方式的最終決斷捆綁在一起。
準時、算計、精確，這些都是都市生活的複雜性和廣泛性所要求的，它們不僅最密切地聯繫著都市生活的資本主義和知性主義特徵，而且，也給生活內容增添色彩，也有助於排除那些非理性的、本能的、獨立的人類特性和衝動，它們從一開始就尋求從內部決定生活方式，而不是從外部接受一種普遍的、像圖表一樣中規中矩的生活方式。
儘管由這些生機勃勃的衝動所指引並賦予特徵的生活在城市裡也並非絕無可能，但是它們還是在觀念上與之對立的。由此看來，我們就能解釋像羅斯金（Ruskin）和尼采那樣的人物對於大城市的深切憎恨，這些人只能在非模式化的個人表現中找到生活的價值，而這些表現無法化約為準確的等價物，而且，出於同樣的原因，在這些人那裡，也有著與上述憎恨同樣的，對於貨幣經濟、對於存在之知性主義的憎恨。
城市人特有的厭倦心理
在生活方式的正確性和細緻周密的精確性中，同樣的因素結合於一種高度非個人化的結構，另一方面，它們又對高度個人化的傾向產生影響。或許沒有一種心理現象能像厭倦態度那樣無條件地專屬於城市。
首先，這是對於神經的迅速變換的刺激所造成的結果，那些刺激相互對立地湊在一起，在我們看來，都市人的知性的強化似乎正是由此而來。那些迄今為止在知性上一無所用的蠢笨的人看來不太會感到厭倦。
正如一種感官享受過度的生活會讓一個人厭倦，因為它刺激神經達到最大限度的反應能力，直至它們最終再也無法作出任何反應，同樣，危害較小的刺激，憑藉其轉變之迅速和相互矛盾，迫使神經作出如此強烈的反應，如此粗暴地撕扯它們，以至於它們耗盡了最後保留的一點力量，而停留在同樣的環境中，沒有時間形成新的積蓄。
無力以必需的能量對新的刺激作出反應，這實際上就構成了那種厭倦的態度，跟在更為平靜、更為穩定的環境裡成長起來的孩子相比，大城市的每一個孩子都有那種表現。
大城市的厭倦態度的這一心理根源與另一種來自貨幣經濟的根源結合在一起。厭倦態度的本質在於對事物之間的區別漠不關心。這並不意味著它們未經感知，就像在精神遲鈍的狀況之中，而是事物之間的區別之意義和價值，以及事物本身之意義和價值，都交給了無目的、無意義的體驗。
它們在厭倦者看來是一種均一、單調、灰暗的色彩，其中沒有哪一個比另一個更讓人喜歡。這種心理狀態是對徹底的貨幣經濟的一種準確的主觀反應，因為金錢代替了各種各樣的所有事物，並且以“多少錢”的區別表達了它們之間的所有質的區別。
有鑑於金錢以其單調乏味和冷漠無情的品質，能夠成為所有價值的一個公分母，它成了一種可怕的校平器（leveler）——它掏空了事物的內核，它們的特性、它們的特殊價值和它們的獨一無二、無與倫比，而且再也無法恢復。它們都以同樣的重力漂浮在奔湧不息的金錢之流。它們都停留在同一個層面，僅僅以其數量相互區分。
在單個的狀況下，各種事物以其與金錢相等為特色或毋寧說消除特色，可能細微到無從察覺。然而，在有錢人與金錢可以購買的物品之間的相互聯繫中，也許實際上出於同樣的原因〔按即“金錢可以購買”〕而使公眾認為這些物品所具有的總體特徵中，它（按即“以其與金錢相等為特色或毋寧說消除特色”）佔據了相當大的比例。這就是大城市是商業中心的原因。
為什麼大城市裡的人很難坦誠相交
正是在大城市裡，各種事物可以購買的性質表現出與較為簡單的經濟環境中截然不同的面貌。這也就是為什麼大城市是厭倦態度特有的中心。在大城市裡，可以購買的東西聚集起來，這種聚集以某種方式成功地達到了頂點，刺激著個人的神經能量達到最高程度。
由於在同樣的環境下，單純的量的強化，這種成就轉化為它的反面，轉化為這種特殊的適應現象——厭倦的態度——其中，神經以放棄反應，表現出它們調整自己來適應大城市生活內容和生活形式的最後可能性。
我們看到，某些類型的個性的自我保護所付出的代價是使整個客觀世界貶值，最終不可避免地把個性拖向一種自己也毫無價值的感覺。
然而，這種生存方式中的主體必須為他自己與之達成妥協，面對大城市，他的自我保護要求他有一種不折不扣的消極的社會行為。大城市的人們彼此之間的精神姿態可以從表現形式上稱之為一種保留的態度。
如果城市裡很多人之間連續不斷的外在接觸必須得到同樣數量的內在反應，就像在小鎮上，一個人幾乎認識他所遇到的所有人，而且跟每一個人都有一種積極的聯繫，那麼，城市裡的人就會在內心徹底被原子化了，並且將會陷入一種不可思議的精神狀態。
一部分是由於這種心理環境，一部分是我們在都市生活元素中所面臨的那種特有的猜疑（它在與別人轉瞬即逝的接觸中不斷觸及每一個人），使得我們有必要作出那種保留，也必然造成那樣一種結果，就是我們不認識若干年的鄰居，而在小鎮的親屬看來通常顯得有些冷淡或話不投機。
實際上，如果我沒搞錯的話，這種外在保留的內在方面不僅是漠不關心，並且，比我們所能想象的更為常見的是，它是一種輕度的厭惡，一種相互的疏遠和排斥，如果它們出於某種原因、以某種方式發生了緊密接觸，它們就可能爆發為憎恨和衝突。
這樣一種廣泛的商業生活的整個內在組織停留在一個極度複雜多變的同情、冷漠和厭惡的結構之中，這是一種最簡單、也最持久的結構。由於這個原因，這種冷漠的範圍不像它從表面看來那麼大。我們的心靈帶著某種明確的感受，對於另一個人所散發出來的幾乎每一個印象作出反應。
而這些感受的無意識、短暫和轉換看來只會把它們變成冷漠。實際上這種冷漠對我們來說是不自然的，正如陷入亂糟糟的一大堆不受歡迎的建議會讓人無法忍受。
有一種反感把我們從都市生活這兩種典型的危險中解救出來，這種反感是一種潛在的徵兆，預示著實際的衝突，因為它帶來一種疏離和偏轉，否則這種生活就根本無法繼續下去。
它的範圍和混雜，它的出現和消失的節奏，它所適合的形式，所有這些帶著簡化了的動機（在狹義上）構成了都市生活方式不可分解的整體。在此直接顯現為分裂的東西，在現實中只是基本的社會化形式之一。
這種暗含厭惡的保留又顯現為一種更為普遍的都市心理特性的形式或包裝。它給個人保證了一種、一定程度的個人自由，而在其他環境中找不到與這種個人自由類似的東西。它紮根於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生活的主要發展趨勢之一；紮根於能夠從中發現一套近乎詳盡無遺的規則的少數趨勢之一。
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當前都可以看到，社會組織的最初階段乃是：一個相對較小的圈子，對相鄰者或敵對的群體幾乎完全封閉，而在它內部有一種狹隘的凝聚力，以至於個體成員只有非常小的範圍，來發展其自身品性、進行他自己對之負責的自由活動。政治和家族的群體，政治和宗教的共同體，都是以這種方式開始；極其年輕的社團的自我保護要求一種嚴格設定的界線和一種向心的統一體，出於這個原因，它不能給個人的自由和內在、外在的特性留出空間。
個性和群體如何協調？
從這個階段開始，社會進化同時朝著兩個互相分歧而又依然一致的方向進行。隨著群體在數量上、空間上以及在富有意義的生活內容上發展到一定程度，它的直接的內在統一體和它最初針對其他群體而確定的界線，由於相互交往和相互聯繫而被削弱和模糊。
與此同時，個體獲得的行動自由遠遠超越了最初充滿猜忌的界限，而在群體內部變得日益廣泛的勞動分工，使個人既有機會、也有必要去獲得特性和個性。無論個別情形的特殊條件和壓力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修正這種普遍模式，國家與基督教、行會與政黨以及不計其數的其他群體都是按照這種規程發展起來的。
然而，在我看來，這種趨勢也在城市生活框架裡的個人發展中清晰可見。無論在古代還是在中世紀，小城鎮的生活如此限制個人與外部世界的交往活動、他的內在獨立行和差異性，以至於現代人在這樣的環境裡幾乎無法呼吸。
即使在今天，置身於小城鎮的城市居民也會感到一種非常相似的狹隘性。構成我們環境的圈子越小，有可能超越界線的那種關係越有限，狹隘的群體就會越發緊張地看守生活中的行為舉止以及個體的態度，而一種量和質的個性就會越發傾向於跨越這樣一個群體的界線。
在這一點上，古代的城邦看來有一種小城鎮的特性。或遠或近的敵人不斷對它的生存構成威脅，這導致了政治和軍事事務中嚴格的內聚力、某些居民對另一些居民的監督，以及整體對於個體的猜忌，而個體的私人生活被壓抑到如此程度，以至於他只能在自己的家庭裡像個暴君，才能使自己得到補償。
雅典生活中的那種非同尋常的激動和興奮，及其特有的多姿多彩，或許可以從這一事實得到解釋：一個無與倫比地具有個體化人格的人群，與非個體化的小城鎮那種持續的內外壓力處於不斷的鬥爭之中。
這造成了一種緊張氣氛，在這種氣氛中，弱者被壓倒，而強者被迫採取那種最具激情的自我保護。由此，在雅典，發展出一種難以準確定義的東西，它只能稱為我們這個物種的知性發展中的“普遍的人性特徵”。
我們在此以現實的和歷史的合法性為之辯護的相互關係就是：最廣泛、最普遍的生活內容和生活方式，與最個人化的東西緊密聯結在一起。兩者有一種共同的史前史，也在狹隘的形態和群體中有著共同的敵人，它們自我保存的努力使它們對外與廣泛和普遍的東西、對內與自由變動和個體的東西處於衝突之中。
正如在封建時代，“自由”人就是受土地法保護的人，也就是受最廣大社會統一體的法律保護的人，而不自由的人只能在狹窄的封建共同體（feudal community）範圍內獲得他的合法權利——因此，從一種知性化的、準確的意義上說，與束縛著小鎮居民的那些細枝末節和偏見相形之下，今天的大城市的居民是“自由”的。
大規模的社會統一體中的那種彼此的保留和冷漠，那種知性的生活環境，對於個人的獨立自主的重要意義，唯有在大都市的密集的人群那裡得到了最明確的重視，因為身體上的接近和空間的缺乏，使得知性的距離第一次真正讓人能夠有所感知。
這顯然只是這種自由的對應面：在某些環境下，一個人絕不會像在大城市的人潮擁擠之中那樣感到孤獨和失落。因為在這裡，跟在別的地方一樣，一個人的自由僅僅作為一種愉快的經歷反映在他的感情生活中是毫無必要的。
並不只是當前的範圍和人口規模——它的基礎是社會統一體規模的擴大與個人內在和外在自由的提高之間在世界歷史上的相互作用——使得大城市成為這種環境所在地。確切地說，正是在對這種有形的廣泛性的超越之中，大城市也變成了世界主義的所在地。
可以與財富的發展方式——超過了某一點之後，財富由於自身內在要素的產出而比以往更為迅速地增長——等量齊觀的是個體的視野也在擴大。同樣，城市裡的經濟、人際和知性關係（它們在城市裡得到了完整的反映）只要第一次越過某個限度之後，就會以幾何級數增長起來。
每一次動態的擴張不僅為類似的擴張作準備，而且是為更大的擴張作準備，從中延伸出來的每一個線索繼續不斷從自身發展出無數其他線索。這可以用下述事實得到闡釋，那就是，在城市裡，地租的“自然增價”僅憑交通流量的增加而給所有者帶來自然發生的利潤。
在這一點上，生活的量的方面發生了質的轉變。小城鎮的生活領域主要封閉在其自身之內。在大城市裡，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它的內在生活以一種波浪式的運動擴展到了一個更加廣闊的、全國乃至國際的範圍。魏瑪也不例外，因為它的意義有賴於個別人物並隨之消亡，而大城市的特徵就在於甚至最重要的個別人物也是在本質上獨立的；這毋寧說是它的對立面，這是生活在其中的個人所享有的獨立之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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