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因為毛澤東的一篇雄文《別了，司徒雷登》而名聞天下。1949年他以美國駐華大使的身份離開大陸，也象徵著美國與中共的關係開始陷入僵局。
那麼，毛澤東當年為什麼一定要趕走司徒雷登，進而與美國政府交惡呢？
建國前後中美交惡始末
1、國共內戰末期美國想拿承認新中國做文章，維護其在華利益並阻止中蘇結盟
1948年底，隨著國軍節節敗退，國民政府喪失大陸統治權幾成定局，美國政府判斷蔣介石政權“至多是一個根據不牢靠的法律條文要求國際上承認的地方政權”，“中共統治”全中國已指日可待，這就意味著他們必須考慮如何面對中共政權的問題。當時美國在華面臨兩大難題：一是如何在中共取得政權的條件下繼續保持其在華權益，二是認為中共的勝利意味著蘇聯可能會最終控制整個中國，因而出於冷戰的考慮要儘量阻止中共與蘇聯結盟。
圖為司徒雷登（右一）、蔣介石（中）與美國總統特使
據此，美國開始調整其對華政策。1949年1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根據中國形勢判定：“美國必須通過政治和經濟手段，利用中蘇之間和共產黨內部的分歧，尋找機會，培植一支最終能夠與中共較量的新生力量，來阻止中共與蘇聯的結盟。”美國打算通過一軟一硬兩種手段來實現這一戰略目標：
軟手段是利用其經濟地位與中共發展經濟關係，加深中國對日本和西方的貿易依賴，並設法利用中蘇矛盾離間中蘇關係，阻止二者結盟。直到美方人員完全撤出中國，他們都沒有放棄過這種努力。
硬手段是拿“承認新政權”的問題做文章，迫使中共保證其在華特權。1949年2月3日，當艾奇遜獲悉中共打算廢除舊有的不平等條約時，即指示在華外交人員發表聲明說：“中國新政府繼承現存的中外條約義務是美國予以承認的前提。”隨後，艾奇遜又提出了承認新中國政權的三個條件：
（1）在事實上控制該國領土和行政機構，包括維持公共秩序；
（2）有能力並願意履行國際義務；
（3）其掌權得到本國人民普遍接受。
其中第二項顯然是要逼中共放棄其曾宣佈的“否認蔣介石獨裁政府的一切賣國外交，廢除一切賣國條約，否認內戰期間蔣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債”政策，接受所有外國在華權益。
2、毛澤東對與美國發展關係態度冷淡，急於獲得蘇聯承認和支持
儘管美國對如何應對中共政權的謀劃還算精明，但這只是一廂情願而已。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中共中央開始關注如何建立一個穩固的新政權，同時對美英等國是否會出兵干涉中國內戰顛覆新政權越來越擔心。特別是1948年11月中共東北局安全部門報告稱，在蘇聯配合下成功破獲了一起美國間諜案，主要人犯是在美國“陸軍聯絡團”和駐瀋陽總領事館直接指揮下進行間諜活動，毛澤東不可避免地會對美國更加警覺和敵視。
在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指出：“美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已由單純地支持國民黨武裝反共，轉變為兩面性的政策。...為此，不忙與美英帝國主義建立關係，不論是我們承認他們，還是他們承認我們。”
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作報告時說：“關於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於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後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於去解決。我們是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只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很顯然，毛澤東對發展中美關係沒什麼太大興趣。
當然，出於對戰局的考慮，儘管毛澤東對美態度冷淡，但也並沒有完全拒絕與美國發展關係，因為中共要防止美國直接出兵干涉。斯大林曾專門就此問題致電毛澤東，他認為中國民主政府不要拒絕同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更不要拒絕和這些國家進行貿易往來。
中共中央很快對斯大林的建議做出了反應：“如果美國（及英國）能斷絕和國民黨的關係，我們可以考慮和他們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毛澤東還公開發表聲明：“人民政府願意考慮同各外國建立外交關係，但外國政府如果願意考慮同我們建立外交關係，它就必須斷絕同國民黨殘餘力量的關係，並且把它在中國的武裝力量撤回去”。
而相對於對美國的高度警惕和並不急於得到西方國家承認，毛澤東對獲得蘇聯的立即承認和支持抱有極高的期待。早在1948年4月毛澤東就說：“我是想要到蘇聯去，我們要求蘇聯政府承認我們的新政府，與國民黨政府斷絕外交關係。蘇聯能帶個好頭，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能這樣做。”
後來毛又表示：“我們建國以後如果外國三天不承認，就有問題了；所以我們首先要爭取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承認。”由此可見蘇聯承認在毛心中的重要地位。
3、毛澤東聽聞美國想在新聯合政府中“造一有效反對派抵抗中共力量”，極為震怒。本來毛澤東對美國就沒什麼好感，一則從香港傳回來的消息更是徹底激怒了毛澤東，促使毛必欲除美國而後快。
1948年12月4日，中共香港新華分社報告，美國《芝加哥母報》記者雷文和聲稱：“美國國務院目前之中心工作在於如何在中國新的聯合政府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對派，以抵抗中共的力量。美國承認新中國的條件就是政府中要有美國可以接受的反對派，以及允許美國在上海和青島有駐軍權。”報告稱：“雷在香港頻繁與民盟及其他中間人士接觸，多方考察各民主人士與我關係，並且著重強調組成有效反動派之重要。”
毛澤東閱後極為憤怒，當即批給書記處全體成員傳閱。他寫道：“此種陰謀必須立即開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陰謀在新政協及聯合政府中得逞。”
據此，中共中央很快發出指示：“對美、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中要求進入解放區的外交人員、記者等，一概拒絕；各種問題，一律不予答覆。對於堅持留在我解放區，包括今後留在平津、上海、南京、武漢等地區的外交人員，只當外國僑民看待；對於留在這些地區的英國武官（連同原美國駐延安觀察組組長包瑞德在內），因美國軍官正在助蔣作戰，故應以武裝監視；對於留下來的外國記者，因其均為反共報紙或通訊社的記者，故亦不承認其為記者，不給以任何採訪和發電之權，軍管期間還應監視其行動，發現其有破壞行為，即予懲辦直至驅逐出境。”
如此強烈的反應，顯然能看出中共對美英等國深深的敵意。1949年1月19日，中共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再度明確規定：“堅決否認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在華代表及其機關的權利，其各種電臺及其收發報裝置一律沒收，對美國武官必須派兵監視，不得給以自由，對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記者一律不予承認，概不給以任何採訪發報之權。”
基於對形勢的判斷和對美國對華政策的認識，從1949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處理中美關係的基本原則。
毛澤東表示：“美帝的對華政策就是兩手，一是幫國民黨打我們，二是通過某些右派，甚至利用特務從我們內部破壞我們。從現在情況看，國民黨失敗後他們是可能承認我們的，這樣他們就能夠鑽到我們內部來同我們作鬥爭了。因此，我們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內應當不給他們這種機會。我們要等到中國全部解放了，我們已經站穩了腳跟，並且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和基礎統統搞掉，再說承認的話。”
此即毛澤東“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方針，據此中共決定“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
4、解放軍在接管城市時與美國使領館發生多起摩擦，這加深了美國對中共的敵意
杜魯門
美國雖然想與中共改善關係，但其始終無法擺脫因意識形態形成的對中共政權的偏見，比如1949年1月19日杜魯門就明確表示“我們的立場是不跟任何共產黨政權打交道”。艾奇遜在5月13日電告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我們應當強烈反對對中共政權無論是事實上還是法律上的承認，以免政治上鼓勵共產黨，使國民政府沮喪”。恰在此時，中共在瀋陽和南京等地又與美國使領館發生了摩擦，這更加深了美國對中共的敵意：
第一件事，瀋陽解放後，中共地方政府堅持在美國總領事館的閱覽室展示共產主義宣傳材料，將其作為允許該閱覽室開放的一個條件。美國駐瀋陽、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外交官與國務院進行了激烈地討論，決定寧願冒關閉領事館的風險也不向中共屈服。
第二件事，1948年11月，一俟中共佔領瀋陽，就決定對當地的無線電通訊進行管制。瀋陽軍事管制委員會向美國領事館發出通令，要求所有電臺及其收發裝置需在36小時之內上交軍管會保管。如不上交，則電臺將被沒收，責任人將受到法律制裁。對此美國駐瀋陽領事館領事沃德並沒有給予理會。最終，軍事管制委員會不僅進入美領館查收了電臺及有關設備等，並且開始對美領館實行封鎖，斷水斷電並限制美領館人員的行動自由，以期達到將其“擠走”的目的。此後，美國國務院與駐瀋陽總領事館失去了聯繫，這引發了一場美國與中共之間的外交危機。
第三件事，解放軍佔領南京後，第35軍士兵在未請示上級的情況下進入了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的臥室並限制美國大使館人員的活動。司徒雷登向美國國務院的報告說：“1949年4月25日早晨，12名武裝的共產黨士兵衝擊了大使館，他們勸使中國門衛打開使館大院大門，直奔使館官邸後門....他們在臥室裡轉了幾圈，檢查了房子裡的物什，並表示這裡的一切最後將物歸原主，屬於人民。……4月28日，在使館辦事處院裡警戒的士兵曾一度禁止美國工作人員出入。”
這一系列摩擦當然就引起了美國的強烈不滿，隨後國務院發表了一項聲明，稱美國將繼續保持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不承認共產黨政權，因為它蔑視國際義務。而對解放軍進入司徒雷登臥室這一事件，美方認為中共“完全違背公認的關於對待領事人員的國際禮節和國際行為的準則”，這加深了美國對中共的敵意。
同時，這些摩擦也引起了中共的不滿，比如對於在瀋陽發生的事情，中共中央認為是美領館蓄意滋事，以造成外交事件。1949年1月周恩來在談到瀋陽事件時說，“我們將把美國人牢牢控制起來，因為我們在同他們打仗，而未同別國打仗。美國人在顛覆我們的制度，因此，我們要在我們的國家把他們孤立起來”。此後，中共對美國的態度也更加嚴厲。
5、解放南京後司徒雷登想留下與中共接觸，但雙方訴求相差太遠反而讓毛澤東徹底絕望
儘管中共和美國都已經對改善關係不再抱有希望，但雙方仍不得不硬著頭皮相互接觸，這是因為雙方都還對彼此有所需求：中共方面一方面是根據斯大林“未來新中國的恢復和建設如果能夠得到美國在經濟上的某種幫助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的指示，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化解美國出兵干涉的風險；美國方面則是為了維護其在華利益並離間和破壞可能出現的中蘇同盟。
解放南京
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拿下了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時，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等多國使節並未跟隨國民黨南下，而是都留在南京沒有動，這歷來被視為美國向中共釋放善意的一種表現。但司徒雷登之所以決定留下，他考慮更多的還是利益問題。除此之外，司徒雷登還想通過與中共接觸“加強中共內部的反蘇派勢力。”
但在隨後的兩個月中，雙方進行過多次試探性接觸，不但沒有消除多少敵意，反而使雙方芥蒂更深。因為雙方的訴求相差實在太遠，中共中央重視的是“美國停止援助國民黨，割斷和國民黨殘餘力量的聯繫”，而司徒雷登實際上卻相信：“只要國民黨政府仍然存在並得到美國承認，美國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的外交關係多半不會因為中共的軍事勝利而迅速改變。”
中共中央最重視的是美國“永遠不要干涉中國內政”，而司徒雷登卻暗示，美國的承認要視新中國政府“是否能夠儘量吸收一切民主開明的人士參加”而定。這在共產黨方面看來，其實就是要干涉中國的內政。司徒雷登甚至要求中共“不實行共產主義、不與蘇聯結盟等”，以此作為改善中美關係的條件。
同時，其秘書傅涇波也有意把中共領導人劃分為“開明”和“教條”兩派，明顯地挑撥中共領導人關係，這些都越來越讓中共無法容忍。
此外，司徒雷登還特意提到了臺灣主權歸屬問題，據中共代表黃華回憶說：“司徒雷登說，在開羅會議上，羅斯福曾允許將臺灣交中國託管，待對日和約簽訂後歸還中國，但對日和約因種種原因，特別是因美蘇間存在誤解，遲遲未召開，何時召開無法肯定。”正是這些難以調和的矛盾，使得中共領導人徹底打消了與美國發展正常關係的想法。
6、毛澤東明確宣佈實行“一邊倒”外交政策，徹底“擠走”美國所有在華外交人員
就在司徒雷登與中共代表接觸之際，1949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派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秘密訪蘇。由於斯大林從中國革命的勝利中看到了對蘇聯帶來的巨大利益，決定給予中共全面支持，因而這次訪問大獲成功，斯大林幾乎答應了劉少奇提出的一切要求：
司徒雷登與周恩來
1、新的中國政府一成立，蘇聯政府立即承認；
2、蘇聯向新中國提供貸款、派遣蘇聯專家幫助中國經濟建設、開展中蘇貿易；
3、斯大林答應中方的請求，租用蘇聯航空公司45架裡-2型運輸機，幫中共將部隊從蘭州運到烏魯木齊，使其能夠及時進軍新疆。
4、從1949年到1950年共從蘇聯進口各種飛機775架和大批各式武器裝備，並答應幫助中國創建海軍和空軍。
蘇聯的這些承諾對中共而言顯然是強有力的支持，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為了消除斯大林的疑慮，顯示中共同蘇聯站在同一戰線的決心，另一方面為了徹底打擊國內可能被美國用以推翻共產黨統治的“社會基礎”，警告仍然對美國抱有幻想的“中間派”，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公開宣佈新中國的外交將“一邊倒”：“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這樣中共確定了新政權的外交格局，同時也意味著美國全力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的努力以失敗告終。
根據毛澤東既定的方針，新中國政府很快採取嚴厲措施打擊美國政府在華勢力。隨著生存環境的惡化，美國駐華人員開始逐步撤離中國。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攜傅涇波一行8人離開中國返美。8月5日，美國政府發表了《美國與中國關係的白皮書》，立即受到中共的強烈反響，毛澤東為此連續發表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等五篇評論，對美國進行了嚴厲批駁。
1949年10月31日，美國駐瀋陽總領事華德等因對中國僱員使用暴力而被拘押，隨即瀋陽市公安局再以間諜罪提起公訴。11月下旬，華德等人很快被分別處以數月徒刑，緩刑一年，然後驅逐出境。12月初，中共中央進一步討論了“擠走”美國在華所有外交人員的策略，隨後於1950年1月6日下令徵用美國等國駐北京領事館根據《辛丑條約》佔據的舊兵營，最終迫使美國關閉了全部在華領事館，並撤走所有政府人員。隨之而來的朝鮮戰爭使得中美的敵對更加尖銳和持久，中美關係由此徹底走進了死衚衕。
結語
毛澤東選擇“一邊倒”，並且趕走了司徒雷登和美國在華所有外交人員，從外交的角度看，也許不是最好的選擇。但是從鞏固新政權的角度看，在冷戰背景下三國四方的地緣博弈中，這的確是最現實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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