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白居易在其《餘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中所寫“制到長慶辭高古，詩到元和體變新。”詩歌在中唐時發生了新變。中唐詩歌的新變表現在詩歌內容、形式、情感方面，形成大曆詩風與以元白為代表的淺易曉暢、以韓孟為代表的尚險求怪的詩風。中唐詩歌的新變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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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唐詩歌的新變與社會現實相關。中唐社會雖有唐憲宗李純時期的中興之象，但始終處於動亂的局面。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是唐代社會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它不僅給社會造成巨大破壞置人民於水深火熱中，也打擊了詩人的信心。安史之亂後，盛唐時的太平氣象已然無存，整個社會政治黑暗，經濟水平低下，物質資源匱乏。潘鎮割據、宦官專權、朋黨之爭參雜其中。之前原本富足的詩人也因安史之亂而身無長物，流散奔波於亂世。現實生活的殘酷迫使詩人們不得不關注自身的發展與生存，於是強烈的自我表現欲求使他們出入官場，想要為國家效力。當然，其中不乏有人是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出入官場。中唐詩人於亂世中求生存，親歷現實生活中的困頓，感受到社會的黑暗與民生疾苦。在詩歌創作中更多關注社會現實，多表現個人遭遇、民生疾苦。例如賈島《題興化寺園亭》中“破卻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詩人以日常生活中有諸多價值的桃李反襯薔薇的華而不實，實質是詩人借花費巨資修建興化寺園亭中種薔薇一事，反映中唐時期富者奢靡、貧者可悲的現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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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唐詩歌的新變與帝王相關。社會動盪不安，有志帝王力圖改變社會現狀，重構盛唐時期繁華，他們的人才觀念有所轉變。他們重視勤於吏事的實幹型人才，於是士風由高華轉向沉實，文學創作貼近現實生活。中唐處於不斷改革的時期。如憲宗時期，唐憲宗大刀闊斧地改革弊政，在改革圖新的政治大環境下，詩歌作為一種反映生活的文學體裁也有所求變。一部分詩人如韓孟，他們為了體現出詩歌的新變，主要在詩歌形式上進行創新。律詩有模式化傾向，因而少作律詩。注重語言的雕琢，選取新奇古怪的意象入詩，以追求新奇險怪的詩歌特徵。他們認識到不能立功改變社會現實，所以以立德立言來影響他人，從而實現自我抱負。往往他們的作品都是憤激的，是不平則鳴。例如，韓愈《桃源圖》為七言古詩，用大量筆墨描寫了仙境的景觀，仙人的生活，但開頭“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成荒唐。”則一反常態對桃源仙境提出的質疑。還有一部分詩人如元白，他們與韓孟走向了相反的詩歌創作道路。他們主要是在詩歌內容上進行創新。開展新樂府運動，主張在詩歌內容上反映時事反應社會現實，提倡通俗平易的詩歌語言。元白的詩歌體現出他們甘做凡俗之士的心態，因而他們的詩往往是閒適的。例如白居易《種桃杏》“忠州且作三年計，種杏栽桃擬待花。”《東坡種花二首》“但購有花香，不限桃杏梅。”表現出一種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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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唐詩歌的新變與詩歌自身發展相關。詩歌這一文學體裁發展至盛唐可以說已處於詩史的巔峰。詩歌的形式、內容、情感、體制等不僅臻於完美，而且出現了杜甫那樣集大成者的偉大詩人。中唐詩人為了擺脫盛唐詩歌的束縛，給詩歌找到新的出路，追求新奇就成了自然而然。前期的中唐詩人，大曆十才子意識到盛唐詩歌中律詩創作較少，創作了大量律詩。但由於親歷了盛唐的繁華與安史之亂的動盪，詩人心態低沉，作詩只是模擬著盛唐詩歌路子，沒有什麼特色。也正是因為大曆詩人身處於特殊時代，認識到社會現實的殘酷，悽清蕭索的意象大量出現在詩歌中，孤寂冷落的心境、清雅高逸的情調形成了大曆詩風。例如，劉長卿《晚桃》“四月深見底，桃花方欲燃。”盧綸《春日憶司空文明》“桃李風多日欲陰，百勞飛處落花深。”大曆後的中唐詩人意識到要想建立自己時代的詩歌特色，打破盛唐詩歌的束縛就必須有所新變。於是便形成元白與韓孟兩大詩派。兩大詩派在詩歌的形式和內容上進行創新，使得中唐詩歌有了自己的特色。一是求俗，一是尚怪。中唐詩壇上這兩種不同的詩風雖然相對，但究其本質都是為了詩歌自身的發展，為求詩歌的新變。
總之，中唐詩歌由於其內在與外在的原因，發生了新變。中唐詩人、詩歌數量都遠超盛唐。在中唐詩歌中難以覓見盛唐時的高昂慷慨，詩歌創作由理想走入現實，更加貼近現實生活。詩人對自我對日常生活的關注常常體現在詩歌中。桃花作為有著文化傳統的意象自然而然出現在中唐詩人的筆下。
作者張九九近照
張九九，真名張娟，大學語文教師，在多家報刊發表過文字。
審稿：張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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