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豬養殖如何走出三年週期性怪圈?

2018年已經進入倒計時,即將進入2019亥豬年,今天我們就來談談和“豬”有關的話題。豬是五畜(牛、犬、羊、豬、雞)之一,在我國一直以來就有很多關於豬的典故和習俗,可以說,豬與我們的淵源可謂是歷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時代我國就開始了養豬的歷史,浙江餘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遺址出土的陶豬就可以說明當時對豬的馴化已具雛形。


生豬養殖如何走出三年週期性怪圈?


我國作為生豬產銷大國,豬肉消費量佔世界豬肉消費量近半,養殖量佔世界生豬養殖量一半以上,生豬產業體量巨大。生豬養殖是我國傳統行業之一,其發展一方面受到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食物消費結構優化升級帶來的市場需求拉動,另一方面則得益於城鎮居民菜籃子工程的持續推進而得到政策利好推動,使生豬養殖行業得以快速發展。但是隨著生豬價格波動性以及週期性的影響,近年來的生豬存欄量和能繁母豬存欄量均居高不下,出現供給過剩的情況。

生豬養殖行業的三年週期性怪圈

豬週期是一種經濟現象,主要是指“價高傷民,價賤傷農”的週期性豬肉價格變化怪圈,其循環軌跡一般是肉價上漲——母豬存欄量大增——生豬供應增加——肉價下跌——大量淘汰母豬——生豬供應減少——肉價上漲。2006年豬價大跌,養殖戶大量減少母豬的存欄,加之2007年的豬藍耳病爆發,能繁母豬存欄量迅速下降;2009年的瘦肉精事件,豬肉價格進入下行通道,後雖然國家啟動了收儲凍肉,但由於整體供應偏多,上漲並沒有維持多久,2009年12月份又開始下行至 2010年4月;從2007年開始,生豬養殖平均每隔三年就是一個週期。

我國生豬養殖行業出現產品價格週期性波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生豬養殖行業市場集中度較低,散養規模大,對市場價格波動影響較大。傳統的散養戶缺乏準確的市場信息和預測能力,但又因其養殖規模小、組織化程度低,生豬生產、加工與銷售的脫節,因此出現了或盲目擴張生產,或恐慌性退出生產的局面,從而形成一個生豬價格的波動週期。

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疫病等突發狀況帶來的生豬生產產量不穩定,不管是2006年的豬藍耳病還是2010年冬季到2011年春季一些省區發生的仔豬流行性腹瀉,這些疾病的爆發一方面導致了部分生豬死亡,造成直接損失;另一方面疫病的發生與流行也會對消費者心理產生衝擊,導致銷售市場萎縮,側面影響了生豬的養殖發展,價格下滑,生豬存欄量減少,而當疫病的影響減弱時,需求回升的同時生豬的補欄和出欄量卻暫時供應不上,自然出現供求不平衡的局面,導致價格回升。

大數據解決豬週期信息滯後性困擾

豬週期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散養戶難以及時、準確而有效地接收市場信息,從而盲目追隨市場。可以說,藉助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在農業領域中的應用,全面掌握影響豬價波動的因素,為有效破解“豬週期”難題提供了精準的決策支撐。

目前,重慶榮昌區正在籌建國家生豬大數據中心,且有望建成國家級平臺。通過物聯網與大數據結合的全產業鏈溯源技術,可以實現生豬養殖從投入品到百姓餐桌全程監管,保障食品安全可追溯、可監控、可追責;可通過全面監控分析涉及豬領域數據,實現疫病預測預警,並提供精準、及時、有效的解決方案;可通過分析廢棄物處理和環境承載力監測數據,調控生豬養殖對環境資源的巨大壓力;可通過採集與分析全產業大數據,使養豬生產更加智能化、精細化,大幅提高生產效率,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智能化設備助力生豬規模化養殖

毫無疑問,生豬散養農戶普遍養殖技術和管理水平都相對落後,同時對疫病的預測和防控能力不足,市場風險承擔能力較弱,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和環保監管的日益嚴格,越來越多的散養戶逐漸退出生豬養殖市場,目前一些大型的以“公司+農戶” 為主要養殖模式的企業興起,規模化、標準化、專業化養殖成為生豬養殖行業的主要趨勢。

而目前我國的規模化生豬養殖卻面臨著養殖設備落後的困境,智能化發展不足,仍然過多依靠人力來對生豬進行飼養,環境可控性差,生豬養豬機械化程度低。發展生豬規模化養殖,專業化、智能化程度更好的機械設備將會更具市場競爭力。

大數據支撐下的智能化養殖設備可以隨時進行遠程操作和監控,能夠儘早採取措施排除隱患,提高存活率;根據豬的需求量對生豬飼餵進行智能化管理,實時數據採集,控制過程更加精細、快速和準確;智能化的數據備份功能,保證數據的穩定不丟失;在發生疫情的第一時間可追蹤到病源豬,做到及時防控,將損失降到最低。

增強疾病防控意識,提高生豬養殖水平

對於生豬疫病突發造成的市場波動,必須增強養殖戶疾病防控意識,切實提高生豬養殖水平。在引種過程中就進行嚴格把關,規範程序嚴防引種帶入疫病;對養殖戶開展養殖技術培訓,樹立疾病防控意識,注重養殖觀念轉變和養殖技術的提高;完善生豬養殖配套服務,建立生豬預警預報機制,為生豬產業的安全發展建立堅實的屏障,規避市場風險。

在11月26日農業農村部舉行的規模生豬養殖企業座談會上,相關部門圍繞非洲豬瘟防控、產業發展、市場保供進行了交流探討。把握變“調豬”為“調肉”政策走向,分析市場蘊藏的機遇;看待主產區和主消區二元結構的存在,充分利用現有屠宰產能,延長產業鏈,提升價值鏈,實現融合發展;改變落後的生產方式,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增強產業的競爭力;落實養殖企業防疫主體責任,切實落實防控措施;加強企業員工的培訓和監管,遵法守規,堅守底線,不越紅線。

筆者小結:雖然目前我國的生豬養殖行業受到豬週期的影響還較為嚴重,但是隨著大數據、互聯網、智能製造等高新技術在生豬行業的深入應用,困擾著我國的規模化養殖以及豬疫病防控等問題都將會逐漸得到解決。

而自2014 年以來,國家相繼出臺《畜禽規模養殖汙染防治條例》、《畜禽養殖禁養區劃定技術指南》、《水汙染防治行動計劃》等一系列旨在加強環境保護力度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也對畜禽養殖業提出了更為嚴苛的環保要求,間接提高了生豬養殖成本,也無形中提高了進入生豬養殖行業的門檻,這對於整個行業長久發展具有積極作用。

同時,近些年我國養豬業發展迅速,隨著資本市場的湧入,我國養豬業規模化程度不斷提高,養豬技術也有了長足的進步。中小散養戶退出的市場空缺,逐漸由大型的規模化企業來填補,溫氏、雛鷹、牧原、新希望、大北農、唐人神、禾豐等一眾業界大亨養豬水平已經逐漸接近甚至趕上西方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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