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两国立即表示支持苏联抗击德国。然而，当斯大林要求它们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时，英、美却迟迟未能付诸行动。既然英、美、苏出于反法西斯的共同需要而结成统一战线，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第二战场”难产的局面呢?

1941年：苏联急于求成，英国婉然拒绝

1941年6月27日，即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第五天，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在与英国军需大臣比弗布鲁克会谈时，要求英军在欧洲开辟一个新的战场，以减轻苏军压力。从此拉开了关于开辟“第二战场”问题的一场持久论战。

由于苏德战争初期美国尚处“中立”而未参战，故1941年围绕“第二战场”的争论主要在苏、英之间进行。苏联政府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正式要求，是斯大林在1941年7月18日给丘吉尔的第一封私人信件中首次提出的。以后他又在9月3日、13日两次致函丘吉尔，一再阐明苏联急于让英国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要求：

第一，关于第二战场的地点，在欧洲大陆，或在西线(法国北部)和北线(北极地带)，或在巴尔干地区均可。

第二，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最好是在1941年。因为德国人认为西线不会有第二战场，而其东线占领的阵地还来不及巩固，在这个时候开辟第二战场是轻而易举的。

第三，关于第二战场的规模，应当能够“迫使德国从东线调走三十到四十个师，同时保证每月至少援助苏联飞机四百架，坦克五百辆……”

第四，关于不开辟第二战场的后果，斯大林说，那“就是给我们的共同敌人助威”。

然而，斯大林的“苦口婆心”并没有说服丘古尔。丘吉尔仅答应加强对德国的空袭，至于开辟第二战场，他表示因受到英国“资源”和“地理位咒”的限制，若以大量兵力登陆会遭受惨重伤亡。

从丘吉尔的答复看，婉然拒绝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态度与其全力援苏抗德的许诺是不相一致的，令人捉摸不透。斯大林在分析其原因时指出，丘古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苏分子，是应个不诚实的人”。的确，在德军入侵苏联之后，丘吉尔仍表示他过去说过的“决不收回”，“但是这一切，在目前正在展开的情形下，都变成黯然无色了’。这就是说，在丘吉尔的心目中，苏联永远是英国不共戴天的敌人，但在法西斯德国威逼大不列颇岛时，苏联无疑又成了英国的盟友。

不过，这种盟友关系仅仅是英国摆脱目前困境的一种需要而已。所以，在与苏联结盟和援苏的问题上，丘吉尔相当谨慎。从近期目标看，英国必须援助苏联；从长远目标看，英国的援助必须适度，用丘吉尔的话说就是不给苏联以“扩张”的余地，以免造成对英国利益不利的局面。可见，尽管丘吉尔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第一个公开声明支持苏联抗击德国是值得称道的，但他的意识形态阻碍了援苏的步伐。

1941年8月30日，斯大林在给迈斯基的电文中又指出英国拒不开辟第二战场的另一原因：“实际上，英国是在以白己的消极等待政策帮德国人的忙。……他们希望的是什么呢?看来他们是希望我们削弱。”

斯大林的分析是不无道理的，30年代后期的英苏关系不能不成为丘吉尔处理战时英苏关系的阴影。当时英国想把战争祸水东引，而苏联却利用一纸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顺利地使纳粹这股祸水流向西方，甚至直到苏德战争爆发的前夜，苏联还在攻击英国是“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所以，要使英国人“忘掉俄国人一贯的，而且最近还直接指向英国的谩骂”是很困难的。

当斯大林提出让英国开辟第二战场时，丘吉尔似乎非常愤怒。他对迈斯基说：“请记住，仅仅在四个月以前，我们在这个岛国上还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加入德国那边来与我们为敌”，“在所有的人们中，你们是没有权利来责怪我们的”。

丘吉尔后来也承认过去的历史影响了英苏两国的合作道路，他说：“当英国孤军奋战时，他们竟坐视我们亡国灭种，并且欣喜若狂地同希特勒瓜分我们帝国在东方的殖民地……”其内心对斯大林的不满溢于言表。这就不难理解，当德国入侵苏联时，丘吉尔为何称斯大林“不过是白食其果”，更不难理解，当苏联处于危险关头时，英国为何迟迟不肯开辟第二战场。

当然，让英国在1941年开辟第二战场的确有现实的困难。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英国有没有困难，而在于英国是否准备克服这些困难并创造条件。

从当时英国政府的态度看，确有拖延之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英国对苏德战场的前景持悲观论调所致。尽管英国在等待苏联的削弱，但并不希望苏联迅速溃败，然而至于苏联究竟能否长期抗德，英国人普遍感到怀疑。英驻苏大使克里普斯声称“俄国人坚持不了三四个星期”，英国陆军部甚至有80%的专家认为苏联在十天之内将被打垮。

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当然不会以英国的兵力在欧洲另辟一个新战场直接与德国对垒。由于连遭拒绝，苏联政府在1941年秋最困难的日子里，对于立即开辟第二战场已不抱希望了。

1942年：英国坚持已见，美国放弃承诺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于是，1942年围绕开辟第二战场的争论就不仅仅是苏、英两国间的事了，美国也卷入其中。美国参战后，承袭了参战前关于“大西洋第一，太平洋第二”的战略原则。

在1941年和1942年之交的“阿卡迪亚”会议上，美国又同英国一起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方针。这既使担心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可能使美国放弃“欧洲第一”战略的英国感到放心，也使正在欧洲抗德第一线的苏联感到欣慰。虽然“阿卡迪亚”会议没有考虑“第二战场”的问题，但“先欧后亚”的方针无疑适应了苏联主张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

特别是1942年4月1日马歇尔致总统备忘录中提出的以英国为基地发动对西欧的进攻战略计划——“围歼”和“大铁锤”，更宽苏联之心。英国虽对“围歼”和“大铁锤”很不情愿，却担心因拒绝而使美国放弃“欧洲第一”方针，无奈只好接受美国的计划。

1942年4月1日，罗斯福交给苏联驻美大使馆参赞葛罗米柯一封转给斯大林的信，信中表示：1942年夏天美国能够采取步骤，以便从苏联战场引开希特勒的部分兵力。同时邀请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访美。

鉴于美国的态度以及苏德战场的形势，苏联接受了美国的邀请并向英国提出同时访问伦敦。随后，1942年5月20日至6月10日，莫洛托夫进行一次伦敦——华盛顿——伦敦的穿梭访问，先后同丘吉尔、罗斯福及英、美参谋长们就“第二战场”问题进行了会谈。在华盛顿，莫洛托夫对罗斯福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不应当拖延了”，并表示“如果英、美作为同盟国联合开辟一个新战场，迫使德国从苏联战场上调走四十个师的兵力，两方力量对比就会起大变化”“1942年就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如果你们迟迟不作决定，⋯⋯如果希特勒成为欧洲大陆无可争辩的霸主，明年的困难就毫无疑义地要比今年大得多。”

罗斯福在得到马歇尔首肯之后，请莫洛托夫通知斯大林：“我们期望今年内会开辟第二战场。”马歇尔还补充说，我们正在尽一切力量创造使第二战场的开辟成为可能的形势。当莫洛托夫重返伦敦时，丘吉尔也说，英国“正准备在1942年8、9月份在欧作一次登陆”，但同时又强调“无法在这方面作任何承诺”。当莫洛托夫返回苏联后，却把丘吉尔的这后一句话忽略了。

然而，事情的发展不以苏联的意志为转移，英、美的决定改变了。

1942年6月底，丘吉尔在华盛顿与罗斯福、霍普金斯会谈时就表示，尽管他们全力以赴地做准备，但“英国政府不会赞成在1942年承担一次有限性的作战行动”，“英国的三军参谋部至今还想不出任何计划可以使1942年9月的登陆会有一点成功的可能。”

1942年7月8日，丘吉尔致电罗斯福，表示年内在法国登陆的“大铁锤”计划必须放弃，并再次力争执行进攻北非的“体育家”计划。

尽管斯大林严厉指责丘吉尔，并强调苏联政府不能默认把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事推迟到1943年，但美国最终还是接受了英国的意见，放弃了6月份对苏联的承诺，于7月24日和英国就在北非登陆达成了协议，时间规定在1942年10月30日前进行，代号为“火炬”。

为了解释1942年不开辟第二战场的原因，丘吉尔决定亲访莫斯科。但美国担心“丘吉尔说的话，斯大林一个字也不会相信”，故派遣哈里曼陪同前往，以便使斯大林感到放弃“大铁锤”举起“火炬”是英美共同的决定。

那么，英国为什么坚持不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美国又为什么放弃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呢?

从英国方面看，使他们担心的是，“1942年发动的任何进攻，重担都会落在英国人肩上。美国军队不可能迅速得到训练、装备，并渡过大西洋来承担起⋯⋯所应担负的一份任务。美国空军也不可能迅速在英国建立起力量来，大规模地参加预料会发生的空战。”

时间紧迫也是一个限制因素。丘吉尔在与斯大林会晤时强调：“要动手，时间没有了。9月是英吉利海峡看来靠得住的最后一个月，余下的时间不可能发动一场旨在迫使德国从苏联战场撤出一些师团的军事行动”。另外，盟国所拥有的登陆艇只够运送6个师到法国登陆，在这种情况下，“如要深人腹地足以使俄国人获得好处，那是太少了。所以英国不愿“拿好不容易得来的安全鲁莽地去孤注一掷”，从而也就“不肯认真看待1942年在法国作一次牺牲性登陆的任何建议。”

从美国方面看，尽管掌握着问题的决定权，但正如马歇尔所言，“没有英国人，1942年在欧洲便什么事也干不成。”同时，罗斯福对丘吉尔的忧虑也比较同情，甚至他“对丘吉尔本人的尊敬与敬佩”也成为他做出重大改变的因素。

当然，美国放弃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主要理由，是“认为北非的德国人不大会抗拒美国人登陆。”这就为北非登陆增加了胜利的砝码，从而使美国人可以从此消除珍珠港惨败的阴影。

1943年：英美关系不和，苏联终尝甜果

1943年伊始，罗斯福、丘吉尔带领各自的三军参谋长聚首卡萨布兰卡。本来这应当是一次美、英、苏三巨头会议，但斯大林由于冬季攻势正在进行而不愿离开苏联，虽然罗斯福表示可以把会议从1月推迟到3月，但还是遭到回绝。在斯大林看来，“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西线的第二战场，而这不需要什么会谈，所需要的只是行动。”他希望英、美最迟在1943年春或初夏开辟第二战场。

然而，斯大林失望了，他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他向罗斯福、丘吉尔大发牢骚，并在2月23日红军建军节25周年纪念日发布的命令中表示了对英美的不满和不信任。鉴于此，丘吉尔3月1日告知斯大林，“如果德国人是被充分削弱，西方盟国将于3年月前打过海峡。”而此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改变了苏、德双方的力量对比。所以194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斯大林预言英美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为了尽快看到第二战场，斯大林在美国总统特使戴维斯访问莫斯科之际，宣布解散“共产国际。这一举动直接影响到罗斯福在1943年5月中下旬“三叉乾”会议上的立场。所以当丘吉尔在会上大谈夺取欧洲“柔软的下腹部”并促成土耳其参战以开辟巴尔干战场时，罗斯福坚决反对并要求英国承担横渡海峡攻入西欧的明确任务。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加紧在英国集结兵力和物资，“其目的是发动一次以1944年5月1日为预定日期的军事行动”，代号为“霸王”。

“三叉乾”会议没有决定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的消息传到苏联，又一次引起斯大林的强烈不满。所以，“关于第二战场的非难与顶牛正飞驰于莫斯科和伦敦之间，其实，即使“三叉乾”会议将进攻西欧的时间推迟到1944年5月，丘吉尔也还是“忧心忡忡”。一方面他担心会重新出现第一战时支配西线一些战役的那种屠杀;另一方面他认为斯大林之所以毫不放松地要求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是为了把西方束缚在一场旷日持久和耗费巨大的西欧争夺战中，以利于苏联自身的巴尔干利益。

难怪丘吉尔总是把“霸王”计划的危险唠叨个没完，他是想大力造成美国对“霸王”计划产生疑虑，从而拖延第二战场的开辟。但美国人则“担心英国人会利用外交手腕，骗美国人用人力和物资来支持和扩大英帝国及其势力。”

所以，在1943年8月召开的魁北克“象限”会议上，由于罗斯福的坚持，终于通过了“霸王”计划，并重申“霸王”作战行动的发动日期为1944年5月1日。

“象限”会议仍然没有提前“霸王”行动的发动日期，使斯大林满腹孤疑。然而，“只要同德国的战争还在继续，就不能冒险同西方盟国公开决裂。”所以，“象限”会议结束时斯大林虽然很不高兴，还是同意举行拟议中的三国外长会议。

这样，经过一番唇枪舌战后，莫洛托夫、艾登、赫尔于1943年10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宫会面。艾登在与斯大林会谈时继续强调“新的形势可能迫使‘霸王’计划的日期推迟一二个月”，而斯大林这一次却“表现得出人意料地富有同情心气且对于“为在意大利和东部地中海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而推迟‘霸王’计划的前景并不愤慨。”相反，倒是美国人不愿答应做任何可能干扰“霸王”计划的事情。

那么，美国为什么在1943年底竟然变得比苏联还急于开辟第二战场呢?其实，罗斯福的目的并不在于第二战场本身，而是希望以开辟第二战场满足苏联几年来的愿望，从而换取苏联在对日战争中的援助。

如果苏联在远东进行军事合作，无疑会减少美国人的生命损失，缩短战争时间。所以麦克尼尔说罗斯福扮演了一个“求爱者的角色”，他追求的“情人”正是斯大林。而斯大林对罗斯福的心态了如指掌，因而在1943年底召开的德黑兰三巨头会议上，他抛出了对日作战这块诱饵，表示“至今为止苏联军队无法参加对日作战是由于他们给德国人缠得很紧”，而一旦苏联西伯利亚军队“增强三倍”，“我们就可以联成统一战线来打击日本。”

这如同给了罗斯福一顺定心丸，但要吞下它必须为第二战场的开辟尽力。所以在三巨头会议上，尽管丘吉尔与斯大林围绕“第二战场”争吵不休，但由于罗斯福倾向于斯大林的主张，因此丘吉尔和他的军事顾问们只好同意把“霸王”计划的开始日期定在1944年5月1日，并同意在法国南部海岸发起一次配合性进攻，并以“许可的最大规模”来进行。

丘吉尔选择11月30日把这一决定告知斯大林，因为这一天是斯大林69岁生日。“等着听到这些言论整达两年之久的斯大林，表露了非常满意的神色。’

就这样，德黑兰的这项协议标志着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长期争论终于有了结果。1944年6月6日，盟军发动了人类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诺曼底登陆战役，欧洲第二战场终于开辟了。

从苏德战争爆发到德国战败历时4年，而仅为开辟“第二战场”的争论就达2年半多。综观这场持久论战，英苏、美英、苏美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矛盾重重，其中英国是第二战场难产的主要症结。

这里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军事上的原因，有客观上的困难，也有主观上的拖延。但政治原因与有意拖延是主要的。由于受到来自苏联的压力，英、美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在1942年和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然而又接二连三地食言。

试想，若是英、美、苏把主要精力用在以实际行动联合抗德上，而不是用在长时间的争吵上，德国的失败会大大提前，苏联乃至英美的战争损失也势必会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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