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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秋，著名作家姚雪垠回河南南陽老家省親，這對南陽文學界來說，是一個天大的喜訊。
姚，憑藉《李自成》一書，成為“文革”中風頭最健的少數作家之一，摘得首屆茅盾文學獎，被選為湖北省作協主席，正可謂衣錦還鄉。
一個叫凌解放的中年男子，手持厚厚的一疊書稿，找到姚雪垠下榻的賓館，敲開了房門。儘管年紀不小，他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寫作者，希冀得到前輩宗師的推介。
姚雪垠翻開凌解放的書稿，題名赫然是《康熙大帝》，頓有不悅。他以嚴肅而坦誠的口吻說了兩條意見：
第一，寫歷史小說，必須要有歷史學家及作家的深厚知識和藝術才能儲備，中學水平的凌解放尚未達到；
第二，《康熙大帝》從書名就說不通，因為中國根本沒有“大帝”之稱，滿清皇帝康熙也不配稱大帝。
可以想象，氣氛多麼尷尬。
凌解放偏不信邪，愣不改書名。
儘管不受鄉黨待見，但《康熙大帝》還是輾轉得以出版，一時洛陽紙貴，凌解放從此沒人記得，他的筆名“二月河”響徹南北。
很多年後，二月河寫下兩句話：“拿起筆來，老子天下第一。放下筆來，夾著尾巴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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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難怪，姚雪垠“鄙視”二月河。
姚雪垠是寫明末農民起義起家，對滿清反感至極，而二月河恰恰歌頌康乾盛世，這不是“唱對臺戲”嗎？
農民戰爭，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毛澤東對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戰爭，特別是對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有過高度評價，“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李自成是陝北米脂人，上世紀30年代，米脂人李健侯蒐集60 多種古籍史料，加之民間傳聞，寫出章回小說《永昌演義》。
1942 年，李健侯託李鼎銘將《永昌演義》手抄本推薦給毛澤東。
該書雖然把李自成作為正面形象來頌揚，但還是演義小說的套路，沒有體現出階級鬥爭推動歷史進步的主題思想。
毛澤東寫了一封回信，在肯定該書的價值外，還指出了存在的問題。
1949年後，毛澤東指示陝西省政府將李健侯安排在省文史館做研究員，修改《永昌演義》。可惜的是，1950年，李溘然去世。
姚雪垠拿起了接力棒。
姚雪垠出身於破落的地主家庭，自小熟讀各類雜書，後考入河南大學，青年時代積極參與編寫進步期刊，解放後遷居武漢，遠離首都。
但造化難料。
1956年，姚雪垠去無錫太湖之濱休養，寫下散文《惠泉吃茶記》，在《新觀察》發表。他借景抒情，提倡要實事求是，反對人云亦云的瞎起鬨，反對偶像崇拜。
1957 年初，毛澤東在中南海召見茅盾與周揚，聽取他們彙報文藝界現狀時，提到了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記》，說文章不長，寫得很好，建議他們找來認真地看一看。一星期後，毛召見徐鑄成和儲安平等人，再次舊事重提。
一時間《惠泉吃茶記》成了搶手之作，姚雪垠地位陡升。
1963 年秋，《李自成》第1卷出版，他的創作意圖是通過李自成起義“寫出明、清之際的階級鬥爭，寫出我國封建社會階級鬥爭和農民戰爭的一般規律。”
由於姚雪垠的創作體現了毛澤東所提倡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因此得到了他的關懷和鼓勵。
“文革”開始後，毛澤東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特意叮囑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南局代理書記的王任重：“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兩冊。上冊我已經看了，寫的不錯。你趕快通知武漢市委，對他加以保護，讓他把書寫完。”
就這樣，姚雪垠沒有遭到嚴重衝擊。
1975 年，姚雪垠寫完《李自成》第2卷已經有一年多了，但在“四人幫”極左文藝路線的干擾下，不能出版。
他通過胡喬木，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的結尾寫道：
敬愛的毛主席！我原先除寫《李自成》之外。還有一個寫太平天國的計劃，也做了一些必要的準備工作。如今轉眼間已經60多歲，身體也不十分好，而《李自成》尚未完成一半，我希望再次獲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夠比較順利地完成《李自成》，爭取在75 歲以後寫出長篇小說《天京悲劇》。為要替黨的文學事業多盡點微末力量，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利益佔領歷史題材這一角文學陣地，填補起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長篇歷史小說的空白，我將不斷地努力追求，直至生命終止。即令最後完不成我的寫作計劃，我也下會喪失我作為一個毛澤東時代的作家的雄心壯志，任何時候都不會將意氣化為寒灰。但是，我相信，主席是會給我的工作以支持的。
毛澤東收到姚雪垠的信後，做了批示：“我同意他寫李自成小說二卷、三卷至五卷。”
1975 年12月，姚雪垠被接到北京，安心寫書。
一本小說，能被最高領袖如此關注，可以說是中國文壇的奇蹟。
3
從年紀論，二月河算是姚雪垠的子輩。實際上他是山西昔陽人。
1945年，二月河出生時，同為革命幹部的父母給他取名凌解放，寓意“臨解放”，果然幾年後，全國解放了。
他父母隨部隊南下時留在了南陽，工作忙，他小時候沒人管，就自己看各種演義小說。小學留了一級，初中留了一級，高中留了一級，等高中畢業已經21歲。
高中時，他談了一個女朋友，但政治運動中，雙方家庭都受到衝擊，後來女朋友另嫁他人。
這段感情挫折深深影響了他。
他去參軍，被分到山西大同做工程兵，天天下坑挖煤。不過他跟別人不一樣，喜歡讀書，熟讀《毛選》、《辭海》及《紅樓夢》。
30多歲時，眼瞅在部隊升遷無望，他轉業返回南陽，做了宣傳幹事。
不甘心於每天打水、喝茶、看報紙，他又開始研究《紅樓夢》。1980年，他寫了一篇自覺得意之作寄到紅學研究刊物，但沓無音信。他不服氣，給紅學家馮其庸寫信，並寄去稿子。
馮其庸成為他的伯樂，帶他進入紅學研究主流圈子，並鼓勵他搞文學創作。
於是，在艱苦的條件下，二月河寫出了“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及《乾隆皇帝》。
對於二月河來說，他獨特的人生體驗，是他文學創作的底色。
研究者認為：
二月河人生體驗中由於青年時代惟一一次美好愛情的破滅而積鬱的“初戀情結”，因對母親的依戀、崇拜和思念而形成的“戀母情結”，因學生時代對“恩師”的渴望和最終在幾近不惑之年得遇“恩師”後的“報恩”欲求相交織產生的“恩師情結”，以及因“將軍夢”理想和“入仕”理想受挫而產生的“入仕情結”，則作為心理動因，直接推動著二月河的歷史小說創作。 其中，“初戀情結”影響著二月河筆下的愛情描寫，“戀母情結”制約著二月河對女性形象的塑造，而“恩師情結”則和二月河作品中“帝師人物”的描寫息息相關。 二月河歷史小說的成功，得益於他對傳統文化的吸取和對文學經典作品的借鑑，其中儒家思想文化、《紅樓夢》和金庸小說，對二月河的小說創作最具影響。
被姚雪垠拒絕後，二月河又給馮其庸寫信求助。
正好軍報需要樹立轉業軍人的典型，獲悉二月河的創作經歷後，做了大幅報道，隨即有出版社上門洽商。
就這樣，二月河掀起了1990年代“清宮熱”。
4
寫歷史的人，也許是代入感太深，總有參與歷史的衝動。
因為有最高領袖的背書，《李自成》成為“文革”期間，“當代出版最早、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長篇歷史小說”。
媒體稱，“姚老不僅是個小說家，他首先是個歷史學家，而且是有獨立見解的歷史學家”。
姚雪垠自稱，為了寫好小說，遍尋資料，寫了幾萬張小卡片，在讚美聲中，他不再滿足做文學家，進而以史學家自任。
他“炮轟”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說：“關於《甲申三百年祭》這本小冊子，……我一直認為它是作者在匆忙中趕寫成的，不是嚴肅的歷史科學著作。後來隨著我讀書漸多，才明白作者寫這樣重要的歷史問題竟然所參考的史料很少，而且對翻閱的極少史料也沒有認真研究，辨別真偽，輕於相信，隨手引用，然後在此基礎上抒發主觀意見，草率論斷。”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為紀念明末農民起義勝利300 週年而作，1944年3月19日至22日在重慶《新華日報》連載。
當時處在抗戰勝利的前夜，中共南方局為在革命形勢迅速發展的時候，抵制和克服革命隊伍內部滋長的驕傲情緒，保持清醒的頭腦，組織一組紀念文章，意在通過李自成起義失敗的歷史教訓來教育革命隊伍。
文章發表20天后，毛澤東在《學習和時局》的報告指出：“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鑑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鑑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做的錯誤。”
都是被最高領袖點讚的人，姚雪垠批評郭沫若還蠻有意思。
儘管郭在史學界頗有爭議，但面對一個門外漢的“挑戰”，史學家們掛不住了，決議反擊。
明史大學者顧誠寫下《如何正確評價〈甲申三百年祭〉——與姚雪垠同志商榷》一文，對姚氏學風提出強烈批評。他認為姚氏雖然讀了大量明代史料，但是由於沒有受過史學研究的訓練，依然犯了歷史學者不應或者不會犯的諸多錯誤。
故此，史學界從未有人承認姚雪垠是明史學家。
相較而言，二月河就光彩許多，被譽為“反腐專家”。
他曾坦然說道：“老實說，我原想走仕途，做‘一代名臣’，冠冕地說想做個‘大公僕’，為社會盡點責任。但仕途終於沒有走通，因為我發現這路不是單用人品加學識才能就走得通的。實踐不成，只好紙上談兵，把自己想的變成別人做的給人去讀去想。”
不過人憑文貴，二月河還是獲得了參政議政的機會，先後當選為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代表，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等。
他有兩句話在網上流傳：一是“腐敗現象與社會制度沒有關係”；二是“讀遍卄四史找不到有當今這樣反腐力度”。
他這樣解釋著自己的專長：“我希望讀者能通過我的作品，瞭解我國封建時期的最後一次輝煌,瞭解這個時期的社會形態，政治、經濟、文化特色。也希望他們能夠從中獲取一些為官之道，為什麼當官？清代是有不少貪官，可是也有很多清官，比如於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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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曲直轉頭空。
1994年夏天，姚雪垠應邀回到南陽參加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年會，二月河就在城中，但兩人沒有見面，芥蒂猶在。
一年後，南陽作家周熠赴京拜訪姚雪垠，談到二月河的清帝系列時，姚雪垠仍然堅持己見說：“康熙大帝不通，不嚴謹。”
周熠說：“《康熙大帝》四卷本早已出齊，反響很不錯，還得了河南優秀圖書一等獎，改編的電視連續劇在中央電視臺播出，收視率挺高。另外，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三卷也已出版，評論界好評如潮。”
但姚雪垠不以為然地說：“這有什麼奇怪？現在的編劇、導演、評論家，有幾個真正懂得和精通曆史的？有幾個是歷史知識淵博的？我正準備給《文藝評論界》寫一篇一兩萬字的評論，專談歷史小說創作，我還要批評，到時候你也好好讀讀。”
1999年，姚雪垠去世。
親屬根據其生前夙願，特捐贈稿酬50萬元人民幣作為獎勵基金，設立“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說獎”。
2003年秋，二月河憑藉《乾隆皇帝》獲首屆獎，他親往現場，算是“一獎泯恩仇”。
又15年後，二月河去世。
這兩個南陽作家群中的雙子星，都以歷史小說享譽當世，卻如筆下人物，也備受指摘。
他們寫歷史，他們亦是歷史。
參考資料：1.《二月河與姚雪垠爭鳴往事》，中國文化報，魯釗2.《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面世紀聞——毛澤東與姚雪垠》，武在平3.《論二月河歷史小說創作的心理動因和文學淵源》[D]，趙勇鋒，北京師範大學，20064.《盛世悲歌——論二月河“落霞三部曲”的思想文化內涵》[D]，於明坤等，吉林大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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