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讲究座席，开会时要设“主席台”，“主席台”上坐在最中央的一定是“主席”或最高级别者、“主席”的左边一定是二号人物，右边的是第三号人物，距离“主席”越近，对应的级别越高。
几千年下来，这套官本位的位置感一直庄重延续，决不可僭越，到了酒桌上，至少是山东等地的酒桌上，也同样如此。别以为圆桌就可以随便坐，每个人的座席位置、讲话顺序、酒杯高度、敬酒频率都有一定之规，喝的不是酒，是一种身份认同。
民国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素有尊儒的传承，级别观念浓重，官场上多用敬语。
文官之间称呼爱用“公”，程潜，字颂云，称为“颂公”；李济深，字任潮，称为“任公”；在重庆见面商谈的两位领袖则是“润公”、“介公”。
武将之间爱用“帅”称呼，辫帅张勋、雨帅张作霖（大帅）、玉帅吴佩孚、馨帅孙传芳、干帅陆荣廷。
“钧”字是就是一种比较古朴的尊称，用以形容尊长或上级，明清小说或演义里经常有这样的字眼：“领了丞相的钧旨”；写信时，对长辈的敬语经常是请您“钧鉴”、父母大人“钧安”等等。
“钧座”也是一种常用的书面敬语，不代表具体职务，只要给上级打报告写公文都可以用。
拿蒋介石举例，他位于国民政府、党派、军队的顶端位置，先后有过参谋长、校长、总司令、委员长、总裁、主席、总统等不同称呼，据统计足有100多个。但他被叫的最多的就是委员长，几乎成为他的一个独有政治身份标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可以合理想象，这也是他比较属意的一种称谓。
我们来逐一分析，为什么他更喜欢这个称谓，很简单，用排除法就可以。
校长是黄埔军校的校长，早期他比较喜欢黄埔师生对他采用这种称谓，之后，黄埔分裂，另一端的师生即便是喊出校长，也带有绝妙讽刺意味，再者，校长这个称呼不具备排他性，小学中学都有校长，全国上下怕不是要有几万个校长；最后，他在后期事务繁忙，黄埔校长一职，相当于挂名，名不正言不顺。所以，除了亲密精诚的黄埔嫡系，别人无法用这种特定称谓称呼他，称呼了他也不爱听。
总裁是党内最高职务，党内最高职务在后期改为主席，之前的最高职务分别是孙中山时期的总理，蒋介石时期的总裁，这总理和总裁就是二人几乎专属的称呼。但这种称谓只能是国民党内部使用，对其他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适应起来有局限性，一点也没有震撼效果。还有一点，“蒋家天下陈家党”，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控制力只能说一般，至少他自己很不满意。
主席一职指的是国府主席，同名位置上有一位姓汪的比他更像专属主席，导致他对这个称呼接受度极差，国府时期，主席一职属于名义元首，长时间由林森担任。
总统一职产生于国民代表大会，由于战争因素，在大陆时期蒋介石只有一年多的任期，缺乏流传性，到了台岛之后，蒋介石才逐渐由“委员长”过渡到这个职位称呼。
委员长的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更多的时间其实相当于一个战时称呼，之前的委员会是国民党下设的组织，后来一直到全面抗战打响后，转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获得了梦寐已久的万众一心的支持，在1938年1月公布了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从此委员长成为中华民国战时政府的实际领导人，统领行政立法权。
这种称呼既能彰显民族团结一心，在国际上也能获得公认，最妙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不设置副委员长一职，因此，蒋介石最为接受的就是“委员长”这个“要权有权、要名有名”的排他性的理想化称谓。
先有了这一段时期“委员长”的职位，因此才有了蒋介石“委座”的专属敬称，比起“钧座”的不确定性、不排他性，蒋介石自然非常喜欢这个专有称谓。
上行下效，也是在同一时期，在职务中提炼一字，后面加“座”，诸如“军座”、“师座”也得以在军界部分范围内流传。但它并不是公文中的通用模式，而是放在口头上用于敬称，通过在影视渠道接受的概念，我们往往也能感受到里面的调侃意味——恰似我们所熟知的张“局座”称谓中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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