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 10月19 日，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
作为一代文学巨匠，鲁迅给我们留下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鲁迅批评过不少中国文人，如梁实秋、成仿吾、郭沫若等。
和鲁迅合得来的同辈少之又少。
但其实，鲁迅很热心帮助困境中的难者，并和一些外国人树有情谊。
有一位俄国诗人，名叫爱罗先珂，逃亡到中国，一度住在鲁迅、周作人兄弟家里，朝夕相处了半年，关系非常融洽。
爱罗先珂是一位常用世界语写作的盲诗人。
鲁迅小说《鸭的喜剧》便取材他在北京生活的片段。
爱罗先珂：诗人、作家
1928年，又有美国女作家史沫莱特来访中国，旅居上海时，与鲁迅也有书信来往。
后来，美国作家伊罗生通过史沫莱特的介绍与鲁迅认识。
1934年，鲁迅和茅盾又一起帮伊罗生选编了一本中国作家短篇小说集《草鞋脚》。
20世纪的那一天，乃鲁迅五十大寿。
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荷兰餐馆，一些上海文化同人皆为他祝寿。
谁也不料，鲁迅竟活不至60岁。
实际上，鲁迅是多病的人，普遍的印象，他是长期受肺病也死于它的病者。
不过，据《鲁迅日记》所述，潜伏在鲁迅身体的疾病，还有牙痛与胃痛。
在《两地书》中，已经46岁的鲁迅，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一到厦门，每晚都会按照医嘱吃一粒金鸡纳霜以防疟疾。
由于住所不方便，没有开水，他便停用了散拿吐瑾(德国柏林出产的补脑健胃药品)数日。后来就到市场又买了一瓶麦精鱼肝油服用。
其实，早在1925年9月23，鲁迅肺病发作严重，就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直到1926年1月5日，他的病才算好了。
鲁迅的《腊叶》正作于那时，在文章中，他说，希望“爱我者”、想保存我的人不要再保存我。有人认为，这兴许还是鲁迅遗言。
1935年，近于“十月革命”节的那一晚。
上海苏领事馆招待文化人去看电影，中国只有五六人。
鲁迅精神很好，影毕，所有人正准备去月台上休息时，史沫莱特很严肃地对鲁迅说道:我直觉你身体很不好，应该去国外休养。
鲁迅笑说:“我自己并没觉得什么不对，你从哪里看出我非好好休养不可呢？”
史沫莱特说:说不上你有病。可是凭直觉，知道你身体不行！
鲁迅以为她醉了，打算撇开这个话题，然而史沫莱特很坚持。并且要马上得到一个确定。
史沫莱特说:你到了外国，一样可以做文章，而且对国际的影响很大。
一开始鲁迅没有同意史沫莱特的建议。
史沫莱特再三请求，并让其他人去劝劝他。直到这时，鲁迅这才决定好好考虑。
史沫莱特认为，如果鲁迅不去国外休养，能活多少年，很成问题。但如果出国，一二十年的问题也很有把握。并且她提议鲁迅该去高加索休养。
尽管鲁迅同意了史沫莱特的建议，不过当谈起史沫莱特的直觉，自己仍只是给予微微的幽默一笑，又有一丝看淡生老病死的韵味。
史沫莱特：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1935年年底，一切都已接洽妥当。
鲁迅还是改变主意，决定暂时不出去。
其实，鲁迅也认真考虑过休养，还说，如果真去休养，也可完成《中国文学史》的著作。
但后来，鲁迅又表示，如当真出国，问题多的很，恐怕还是不出去的好。
大家为这个问题争执不下，当时鲁迅给出的想法是:
第一自己不觉得有病，如果非说自己身体衰弱了，即使出国休养一二年未必见效，主要是自己年纪大了。就算在国外吃胖了，回来后一定立即就瘦了
第二自己不懂俄文，在俄国待着太气闷
第三那时的文坛，自己还不曾出国，但总有人在传播这个消息。对此，十分不高兴，鲁迅自己知道，他批评、得罪了不少文人，大家巴不得他走。创造社的人还曾把鲁迅定义为一个“二重反革命人物”，或者“不得志的法西斯谛”。所以他还曾幽默地说:他们料我要走，我偏不走，使他们多些不舒服。
1936年1月内，经几番讨论。
鲁迅说即使要出国，自己经手的事倘要结束，也不是一二个月能结束。
所以大家赞同，等过了夏天，再说休养的事。
不幸的是，1936年2月尾，鲁迅就身体跨下来了，卧病不起，直至死亡。
鲁迅的离世，轰动一时，很多人甚至都不愿相信。
鲁迅曾自云最怕创造社创造脸，尽管他回怼“才子加流氓”。
然而，据说郁达夫是个例外。
而当鲁迅逝世，郁达夫得知后，更是心痛不已，悲切道:真是晴天霹雳，在南台的宴会席上，忽然听到了鲁迅的死！
就连曾对鲁迅软硬兼施，威逼其离开中国的蒋介石。听闻鲁迅病逝的消息后，也亲自在花圈上题写六字：鲁迅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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