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還屬於二十一世紀

林語堂一家，紐約，1942年

訪《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作者錢鎖橋

2018年聖誕節前後，錢鎖橋的英文版新著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的兩個中文版《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分別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和臺灣聯經同期推出。

錢鎖橋現任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座教授。1985年從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本科畢業後，在深圳大學外語系執教五年，1963年生人錢鎖橋所完整親歷的“文化熱”，與作家查建英在訪談錄《八十年代》中所轉述的一模一樣。因緣際會，他翻譯了伯克利名教授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保羅·拉比諾（Paul Rabinow）合著的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其臺灣譯本《福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幫助錢鎖橋拿到了伯克利的獎學金。

剛剛本科畢業時，錢鎖橋就在書店裡偶遇了當時“還從沒聽說過”的作家林語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漢譯本《中國人》，“感覺書中對中國、中國人的話語完全是一套新的說法，但當時還不知道如何消化”。1990年他終於入讀伯克利，少數族裔研究系黃秀玲教授提供了一份亞美研究專業的助教工作。錢鎖橋這時“重逢”林語堂。當時流行的一本亞美文學教科書，一方面將林語堂當成“華美文學作家”先驅，另一方面又惡毒攻擊，因為林語堂不符合華美作家應該“以美國為歸依”的主旨且“政治不正確”。受此刺激，錢鎖橋將所有關於林語堂的著述通讀了一遍，從國內延續至伯克利前兩年的對“西方理論”的迷戀逐年減弱。1994年，錢鎖橋開始撰寫博士論文，確定專攻林語堂研究。

錢鎖橋從一開始就不是做所謂“單一作家研究”，2011年在Brill出版的首部專著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自由普世之困：林語堂與中國現代性中道》）是一部理論導向的跨文化批評，他試圖在中國現代文學文化批評的語境內突出彰顯林語堂文學實踐的意義。而首部專著完工之前，錢鎖橋就明確意識到要寫一部像樣的林語堂傳記，以之“作為中國現代知識思想史的個案研究”，而史料上的悉心搜求更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

1996年他拿下博士學位，轉折點出現於1997年至1999年在紐約做博士後期間。名校博士帽並沒有讓求職如想象中那般順遂，錢鎖橋索性去了哥大巴納德學院做了兩年博士後，做的是從林語堂研究延展出去的“華美文學研究”。哈佛名教授維爾納·索勒斯（Werner Sollors）及其中國高徒尹曉煌對錢鎖橋多有支持，尹博士告訴他，普林斯頓大學有一批塵封的“莊臺出版公司”檔案——該公司由華爾西創立，出版了賽珍珠的《大地》和林語堂的《吾國吾民》等中國題材暢銷書。錢鎖橋如獲至寶，有兩個月裡，天天開車從曼哈頓趕到普林斯頓去查檔案，“一盒一盒地從公司流水賬式的文件中理出有用的資料，主要是林語堂和華爾西/賽珍珠的來往信件”。

新世紀之後，錢鎖橋又從美國回香港，在城市大學教了13年書，此間2009年赴哈佛出任富布賴特訪問學者時，又與時任芝加哥《美國—東亞關係學報》主編查爾斯·海福德（Charles Hayford）及石靜遠、陳勇、餘茂春等一眾學者，就林語堂研究多有切磋，還曾去林語堂三女兒林相如府上做專訪，去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觀摩林家的繪畫和書法收藏；後來，還得到臺灣著名林語堂研究專家秦賢次先生的史料分享與支援，也應龍應臺之邀赴臺北林語堂故居做了一個月“駐館學者”……2011年，錢鎖橋在香港召集顧彬、陳子善等海內外學者開了一次林語堂研究的國際研討會，論文集The Cross-cultural Legacy of Lin Yutang: Critical Perspectives（《林語堂的跨文化遺產：評論文集》）兩年前由其母校的東亞研究所正式出版。

錢鎖橋想寫出一部“智性傳記”，重新發現不僅僅是作為文學家的林語堂，更欲還原出兼具批評家、哲學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語堂——和魯迅、胡適一樣，林語堂視“批評”為現代知識分子的標識，他捍衛“德先生”最為得力、最為堅定、最為雄辯；林語堂雖然也批評中國傳統文化，但他不像魯迅、胡適那樣激烈，他重新發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並發展出一套“抒情哲學”，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現代性之路而言仍具備可用資源與活力。

《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

錢鎖橋/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9年1月

日前，筆者與錢鎖橋教授進行了一次筆談。

|訪談|

受訪人：錢鎖橋（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比較文學博士，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座教授）

採訪人：燕舞（資深媒體人，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訪問學者）

01

跨文化履歷對林語堂研究的幫助

燕舞：您在新書後記中特別緻謝了葉文心教授，那您的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是哪幾位？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對您有影響嗎？

其實，我到伯克利後的頭兩年一直都是跟著Hubert Dreyfus（休伯特·德雷福斯）和Paul Rabinow（保羅·拉比諾）到處聽課，聽海德格爾、福柯等，他們統稱“理論”；後來，跟歷史系一幫人廝混，他們都是Wakeman（魏斐德，1937—2006）、葉文心的學生。伯克利最讓我受益的是它的圖書館（英文和中文的）以及中國研究中心，當時各路人馬都到中心逗留，做演講或訪問，所有活動我都去聽，眼界開闊不少。

我當時當然也看過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但我可以老實地告訴你，他那本書對我一點影響都沒有，因為他寫林語堂只有一頁。我在哥大時有幸見過夏先生，很健談，真是個怪才。但我可以這麼說，我當時對整個臺灣先我們大陸來的一輩留美學人都很失望，也一直很納悶——為什麼他們沒有一個人關注林語堂（周質平先生是個例外，但周先生是我多年後2009年到美國做富布賴特訪問學者時才“發現”的）。

燕舞：您本人學術旅程的國際化程度非常高，這對您理解傳主的跨文化實踐和“種族與情感”有什麼特別的幫助嗎？

錢鎖橋：我們往往說“學貫中西”，這是做學問很高的境界。林語堂不僅“學貫中西”，而且真正生活於兩個世界。要能真正理解林語堂，能有中、西兩個世界的生活體驗，當然很重要。

我自己的跨文化履歷當然對林語堂研究幫助很大了。我雖然是學英語出身，但來英國前對英國的瞭解都是紙面上的，對紐卡斯爾的瞭解更是根本談不上。來了之後才知道，原來，它在19世紀可是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重鎮，是有名的“煤都”，也是造船中心——北洋艦隊（以及日本海軍）的船都是從這兒出去的。我在寫《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時，又讀到林語堂抗戰時在《紐約時報》上寫的一篇文章，林語堂要告訴美國，當時國民政府的抗戰決心是堅定不移的，這毋庸置疑，如果質疑這一點，那就等於是“carrying coal to Newcastle（把煤運到紐卡斯爾）”。我讀到這兒時驚呆了，不得不佩服林語堂的英文，我要是沒來紐卡，絕對不可能理解這句西諺。然而，並沒有記錄顯示林語堂來過紐卡。我把這句話講給我同事聽，問他們現在還有沒有這種說法，他們都樂了，哈哈，現在還可以用。

錢鎖橋

02

通過挖掘林語堂來發現另一種現代性途徑

燕舞：1990年代以來，您對林語堂的研究可以劃分為哪幾個大的階段？理解又是怎樣逐步加深的？

錢鎖橋：我的學術生涯確實是從研究福柯和西方“理論”開始。到了伯克利才真正知道，福柯那叫一個火，幾乎各個文科學科的研究生都得知道點兒福柯。可是，我越往深處鑽，越覺得這不是我要關注的。我關注的是“中國現代”，現代中國發生了什麼，“新中國”從哪裡來。福柯探討的是西方的現代性，方法、視角新穎，批評尖銳深刻，備受推崇。Paul Rabinow（保羅·拉比諾）教授是美國公認的福柯研究權威，他寫了本很精彩的書French Modern(中文譯為《近代法國》，相當不妥，應譯為《法蘭西現代》，是探討法國（及其殖民地）的現代性，不是傳統的有關法國的社會學或歷史學研究。中國史學界所謂的“近代”與“現代”在現代性視野下都是“現代”)。而我要關注的是“中國現代”，照理說，這和吾師之志趣有相通處。但是，我不僅覺得福柯等西方理論家探討的西方的現代性沒有中國元素，而且覺得他們的方法、視角，那套“話語”本身來自西方的經驗，不能完全套用於中國的經驗——儘管中國現代的經驗其實深深浸染於西方理論與經驗。

我們是跨文化的，“西”在我們現代舉足輕重，而西方現代性理論並不包括中國經驗。從福柯開出的後殖民理論，也和我們的經驗相差很遠。我們有我們的優先問題意識。比如，對中國現代性來說，中國文化如何重生，如何得以融入現代，便是一箇中心議題。於是，我決定走自己的路。可這是要付出代價的，由此你不入流，也不在你恩師、導師的話語圈了。我為了生存而一頭扎進了亞美研究領域，這也是伯克利的強項，在美國領風氣之先。我真的很感激黃秀玲教授給我那份亞美研究系的助教工作，不僅讓我解決了剛到美國第一年的生存問題，還給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領域。我後來做林語堂研究，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受亞美話語那種惡毒的攻擊林語堂的語言的刺激。

我從1994年開始寫博士論文，確定開始做林語堂研究。但是，其實，我一直都沒把它當成所謂“單一作家研究”。也許我是比較文學出身，中“理論”的毒不淺，從我的論文到第一本書,一直都沒想著寫傳記。我是要探尋“另一種”理論，中國現代性的另一種出路，而且還涉及中美關係（其實美國在中國走哪條路的問題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樣，我找到了林語堂。也可以說，林語堂是一個“棋子”，一個被我成長過程中的主流話語埋沒的棋子，我通過挖掘他來梳理我自己的歷史，來發現我自己，看看我們本來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種現代性途徑，現在和未來可不可以有另一種活法。

博士論文寫完了，“家”是回不去了，卻找不到工作。我按自己的心意遊學、寫論文，天真地以為畢竟是伯克利出來的，反正美國任何地方都去便是，結果被現實狠狠地教訓了一頓。最後，很幸運到紐約做博士後，提出的課題是華美文學研究，這可以說是從林語堂研究開出來的分支項目。也就是說，要搞懂中國現代，還得做美國研究。我在伯克利的時候見到過來做演講的哈佛教授Werner Sollors（維爾納·索勒斯），在紐約期間去哈佛演講時，又見到他的高徒尹曉煌，他們兩位對我非常支持。特別是尹曉煌君，他告訴我普林斯頓大學有一批莊臺公司檔案，沒人去看過，或許對我有用。這一下花了我好多汽油錢：有兩個月我天天開車從曼哈頓到普大，一盒一盒地從公司流水賬式的文件中理出有用的資料，主要是林語堂和華爾西/賽珍珠的來往信件。這絕對是我林語堂研究的轉折點。其實，我寫完論文就已經不滿意，覺得只是從文本到文本，雖然林語堂出版的英文著述當時也沒人看，特別是對他在美國的背景不甚了了。

後來，又去了臺北林語堂故居好幾次，記得第一次去的時候正值陳水扁當選臺北市長，感覺故居沒人管，要關門似的。再後來，張隆溪先生邀請龍應臺女士到香港城大做訪問，我跟她講我的研究，她熱情邀我去做“駐館研究員”，2004年我在那兒待了一個多月，把館裡的資料清理了一遍，這對我的研究幫助也很大。但直到這時，我還是沒想寫傳記，我想的是“中國的出路”。

而進入新世紀，我自己來到香港，近距離地體驗中國的發展，更驚訝地看著西方的“理論”被嫻熟地用來“言說中國”，知識界也再次洗牌，自己的思路也更加清晰了。於是，我的第一本“理論”書 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自由普世之困：林語堂與中國現代性中道》）在2009年回美國做富布賴特訪問學者時終於完成，並於2011年在Brill出版。

03

林語堂不僅是中國的，還是世界的

燕舞：國內讀者熟知的林語堂傳記或代表性研究，至少就有其次女林太乙的《林語堂傳》和施建偉、王兆勝、萬平近等學者的多個版本，您以如此大的體量和篇幅來寫這部《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您的自信在哪裡？

錢鎖橋：做學問一大忌便是手裡沒什麼料，話卻說得很滿。孔夫子早就教誨道，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做學問的第一個境界，就是要知所不知。一上來就是《全傳》《大傳》——當然這不排除是出版商故意聳人聽聞——怪嚇人的。國內林語堂研究領域正是整個學術界的一個縮影。我記得1994年回家那一趟，在常州新華書店裡發現一本《林語堂在海外》，趕快買來，回家拜讀。結果發現，那可是整個照抄林太乙的《林語堂傳》呀。我當時想，這樣也能出書？這也叫學問？這也叫專家？我現在寫有關林語堂的論文，今後人家也叫你“林語堂專家”，和這種專家並提，那不羞死啦？！要是抄襲也能算做學問，那我這個花了二十多年、走遍世界各大圖書館查尋檔案資料、往往一個註釋也要對照幾遍才弄出來的東西，它叫什麼？

林太乙的《林語堂傳》可以一讀，畢竟是女兒作為自家人寫的。但也正因為此，對後代寫父輩的傳記特別要留心，她肯定“私心”很重。而且，林太乙是位出色的作家。凡把傳記寫成小說的，我沒興趣。

整體上講，華爾西/賽珍珠給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們和林語堂的關係也是本傳記的一個支點。當代“理論”看不起傳記，是有一定道理的。作家傳記往往寫成流水賬似的，囉裡囉唆，不知想要說什麼。我看美國學者Peter Conn（彼得·康）寫的《賽珍珠文化傳記（Pearl S. Buck: A Cultural Biography）》就有這個味道。但中國有《史記》傳統，傳記是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說我寫《自由普世之困》是位跨文化評論家，那寫《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我就是位歷史學家。但主旨都是一樣的，都是以林語堂為“棋子”，探究現代中國的知識思想問題，探究中國的出路（前途）問題。

燕舞：既往代表性林語堂傳在史料特別是英文史料方面如果說有所侷限，難道僅僅是因為作者英文水平的侷限麼？您這部傳記特別收錄了“林語堂全集書目”，德語也不是您的專業，其德語創作這部分您是怎麼處理的？

錢鎖橋：要真正達到“雙語”“雙文化”是很不容易的，不只是所謂“英語水平”問題，而是要能活在該語言中。我不懂德語，但波士頓大學（Boston College）的呂芳是位才女，她在德國、加拿大、美國都待過，德語一流，她也來香港參加研討會，我就向她請教，請她把林語堂的德語博士論文都整理出來了。

燕舞：《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的自我定位是“一部敘述林語堂跨文化之旅的智性傳記”，何謂“智性傳記”？林語堂本人也曾寫過《蘇東坡傳》《武則天傳》——尤其是《蘇東坡傳》對很多不同領域的名家都有深遠影響，這對您寫他的傳記反過來有什麼影響？

錢鎖橋：“智性傳記”從字面上講，就是寫一個人的知識思想史。或許“智性傳記”就像林語堂寫的傳記那樣，既注重史實，又帶有時代及個人激情。讀完我這部傳記，你應該就知道了林語堂是在什麼背景下寫的《蘇東坡傳》和《武則天傳》。

錢鎖橋：“三足鼎立”是我在這部傳記的第一章中作為引言提到的，但我其實希望讀者讀完該書後能和我產生共鳴——魯迅和胡適其實並不能和林語堂並稱，魯迅和胡適都是二十世紀中國的，林語堂不僅是二十世紀的，還屬於我們二十一世紀，不僅是中國的，還是世界的。（本文轉載自經濟觀察報觀察家，文/燕舞。）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畢業生楊柳女士與浙江工商大學外國語學院專任教師胡茂盛博士，以及《北京舞蹈學院學報》編輯部主任張延傑副研究員，對本專訪亦有貢獻，謹致謝忱！）

-END-

文丨燕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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