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历史人物，恐怕很少有人像周作人那样的是非混杂，毁誉参半。新文化运动时，他和其兄鲁迅，都是大潮中的中坚人物。后来，他们兄弟失和，成为陌路。日军占领北平后，他竟然出任伪职，沦为文化汉奸。然而，也就是在此期间，他又尽其所能地保护李大钊的儿女，并将他们送出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如此谜一般的人生经历，吸引众多的文化人进行研究和破解，可是，就是没有人能够说得清、道得明。
五四弄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的地位是他人所不能替代的，他以小品、散文见长，文章风格清涩幽默，所汇聚的著作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永日集》、《谈虎集》、《看云集》等。他对神话、童话和民俗学的研究独有造诣。他是一位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文学家，在五四大潮涌来时，他站在文学革命的前沿，由主张“人的文学”到呼唤思想革命，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文化运动营垒中的领军人物。所以，著名的文学家苏雪林说：“与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他和鲁迅在五四时期，“同称为‘思想界权威’”。他的小品文创作，其成果在新文学运动中是“第一位”的。所以，“他给予青年的影响之大和胡适之、陈独秀不相上下”。
1917年1月，陈独秀来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其所创《新青年》也随之在北大落户，成为北大文科的同仁刊物。周作人是以翻译家的身份，活跃在《新青年》时期的文坛上。他批评林纾这类翻译家，“用汉文一般样式”，把外文作品，变成“随意乱改的胡涂文”，这种“抱定老本领旧思想”的译作，无非是“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斑马文章，孔孟道德”。他主张：“应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他之所以如此推崇“直译”法，就是要输入与中国传统迥异的新思维、新语法、新词汇，以弥补中国语言的贫乏和不足。他的译作得到《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赞誉，钱玄同说：“我以为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
他不单是个文学家和翻译家，还和鲁迅一样，深刻了解民族病态的劣根性，在《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中，他大声呼唤：
我们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
我们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
我们要切开民族昏愦的痛疽
我们要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
此时，新旧思想之争日趋白热化，《新青年》一月出一刊，已远远落后于形势，于是，陈独秀倡议再创一更贴近现实政治的刊物。1918年11月27日，周作人日记有这样的记载：“下午至学长室（陈独秀办公室，作者注）议创办《每周评论》，12月14日出版，每月助刊资3元。”
当时，中国知识界内激进与保守，营垒分明。周作人以《新青年》、《每周评论》为阵地，乃激进的文化精英人物。《每周评论》创刊伊始，他便发表《人的文学》、《论黑幕》和《平民文学》等。陈独秀读过这些文章后，很感振奋，立即写信说：“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周作人的文章频频在《新青年》和《每周批评》上发表，改变着文坛的创作走向，用胡适话说，周作人用“最平实伟大的宣言”，概括了中国新文化理念的“两个中心思想”，即“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继《人的文学》后，他又发表《思想革命》等，指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他主张新文化运动要有破有立，那就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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