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天體物理多酷啊
郝景芳可能會得獎。
2016年8月21日，第74屆“雨果獎”很快要揭曉。這個獎項被稱為科幻界的“諾貝爾獎”，一年前，中國作家劉慈欣才剛剛憑《三體》捧回“雨果獎”最佳長篇故事獎。郝景芳能接著拿獎嗎？
她參賽的作品叫《北京摺疊》。在這個中短篇小說中，北京被分為三個空間，當權者、中產階級和底層工人分別居住在第一、第二和第三空間中，跨越不同的空間會面臨巨大的風險。不同的空間，就是不同階層的隱喻。
小說的主角、底層工人老刀為了得到足夠的金錢送自己的養女去接受教育，冒著生命危險穿梭在三個空間之中為人送信。
《北京摺疊》是《三體》的英文版譯者劉宇昆翻譯的。郝景芳說，劉宇昆覺得《北京摺疊》挺好的，翻譯完以後，就把它寄給了“雨果獎”組委會。她總共也只有兩篇小說被翻譯成英文。
得獎的希望若隱若現。郝景芳參加了頒獎典禮前的一個小型酒會，組委會的人對她表現得“蠻熱情的”，也表達了他們對她小說的喜愛。“除此之外，他們沒有任何跡象說，恭喜你獲獎了。”寒暄很正常。
她當然想過把獎項拿到手，“去領獎不就是兩個結果，獲獎了還是不獲獎。”但不獲獎也沒關係，郝景芳想。
她已經給自己訂了一個洛杉磯海邊的度假屋，如果沒有得獎，她就去度假一個禮拜。如果獲了獎，那就拿著獎去度假一個禮拜。她的心態“就還OK”，沒有太去想得了獎會對她產生多大的影響。
事實上，寫作早已不是郝景芳的人生中唯一的重點。
2002年，她在讀高三的時候獲得了第四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同屆得獎的還有郭敬明和顏歌。得獎之後，後兩者都在專職寫作的路上走得很遠，她卻是個例外——得獎的同一年，郝景芳進入清華大學物理系就讀。她想要成為一名天文學家，這是她在9歲的時候就已經定下的人生目標。
▲清華大學理科樓
16年後，郝景芳在清華跟我聊起當年她為什麼會去參加新概念作文大賽。在天津讀初中的時候，她交往過一些喜歡寫作的朋友，那時他們的友誼像一個小的文學俱樂部。
高中，郝景芳轉學到北京，友誼就落在了天津，她和朋友們“離得很遠了”。她想將寫作繼續下去，“但生活裡面就很孤獨，也沒有什麼人可以交流”。
“所以參加新概念呢，這個一是也向自己證明一下，OK，我有寫作的能力，是能得到認可的。第二，也算是給自己紀念一下以前的這種小圈子文學俱樂部的生活，所以算是給我自己延續寫作的夢想一點點激勵。”郝景芳說。
進入大學之後，她和新概念的關係就像她小時候的那些友誼，慢慢淡了下去，只有在她讀顏歌的小說時，才會產生精神上的交集。
在清華，如果不出意外，郝景芳的人生會沿著“成為天文學家”的軌道順利地往下走。物理系的本科生涯結束後，經過推薦直博，郝景芳進入清華大學物理系，開始了“多酷啊”的研究生活。
那是一種“可以想象到的很理想的”生活狀態。她開始在清華大學天體物理中心主任、天體物理學家李惕碚的帶領下，做一個天文衛星的項目。
“當時是想把這一個高能天體物理的衛星發射到太空裡面，去觀測宇宙高能物理射線。”2018年12月，郝景芳站在清華大學安靜的理科樓樓道邊上對我說。正值隆冬，理科樓內的空氣也是冰涼的，它和郝景芳臉上壓抑不住的某種天真的雀躍形成了令人無法忽視的反差。
當我請她說一說研究天文的樂趣是什麼，郝景芳幾乎沒想就笑著答道：“多酷啊。”
當時，她研究的是百萬太陽質量以上的黑洞、噴流和星系的合併等等。“酷啊。”她又一次說道，“它在現實中就是擴展我們人類的認知，要不然人類每天活著渾渾噩噩幹嘛？（這）就是人（活著）的意義嘛。”
▲郝景芳在清華大學理科樓的樓道邊
天體物理研究生的生活方式也是酷的。
郝景芳研究天體物理，要分析從太空望遠鏡中下載下來的數據，而這些數據是太空望遠鏡在太空中飛行時，通過遙控遠程傳到地面上的。因此，無論她是在宿舍，還是在咖啡館裡，都能自由地進行數據分析。
此外，天體物理研究者的國際流動性很強，他們會飛到全球各地做國際觀測和學術交流。假使郝景芳一直學天文，那麼她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在全球各地飄來飄去”。
但，研究生讀了兩年之後，郝景芳的興趣發生了轉變，這種轉變也與她創作《北京摺疊》不無聯繫。
自己人生中的英雄
郝景芳得到了那個獎。2016年8月21日，憑藉《北京摺疊》，她在美國堪薩斯城獲得第74屆“雨果獎”最佳中短篇小說獎。這是第二個中國作家獲得“雨果獎”。
直到今天，郝景芳都認為這個獎是一個身外之物。她對我說，如果她一直不停地寫，寫50年，“寫到死”的話，那可能總會有那麼一兩年，她是可以得獎的。“但是這個對於你自己的生命來講，它是一個流水，它就在你的生活裡面流過去了。”
儘管如此，得獎其實並不是那麼無關緊要，它實際上還是加速了郝景芳另一個目標的實現，那是她寫作之外的願望：她想做公益教育，去幫助山村地區的孩子。
在清華讀大三的時候，郝景芳曾去甘肅支教。三週的支教，能給貧困山區的孩子帶去的影響微乎其微，但這並不妨礙理想在郝景芳的心中發酵。她想過，如果有了能力和資源，她就去山村地區帶動當地的旅遊發展，再通過旅遊發展帶來的收入去“幫助到當地的教育”。
郝景芳原以為，她要工作到退休之後，快50歲的時候，才會有機會找到資源去做這件事情——得獎改變了她的計劃。獲獎後，郝景芳獲得一家企業100萬的廣告投放，她配合做了一些廣告宣傳，之後就把拿到的100萬“放到貴州那邊山區裡面建圖書館了”。
還有一些思考被郝景芳從甘肅山區帶回了北京。
她在想，三週的支教，能給甘肅山區帶去多少好處？它是不是產生了更多負面的問題？怎麼做才算更可持續的公益？怎麼樣才能給當地的孩子帶去更多的幫助？一個地方為什麼會貧困？當地的小孩有沒有可能擺脫貧困？他們的人生還會有哪些出路？
2008年，郝景芳從清華物理系轉系，開始攻讀經濟學博士。這是甘肅的那次支教帶來的連環影響，她對一些經濟問題產生了疑惑：人為什麼會不平等？經濟到底是如何發展的？社會什麼時候穩定，什麼時候不穩定？為什麼人和人之間的生活會有這麼大的差距？
2013年1月，博士畢業之前，郝景芳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實習了一年零六個月。那時她家住在清河，實習的地方在北京光鮮亮麗、整潔乾淨的國貿CBD。每一週，她要在這兩個地方來回跑三趟，這使她無可避免地又一次體會到與那次支教類似的情感。
▲郝景芳走在國貿橋東邊北京電視臺北門外天橋上
“當時我家住的地方周圍是工地，我們那個小區只蓋了幾棟樓，還有很多沒有蓋好的。然後後面還有一排要拆遷的那種小房子，外面就是大量的小商鋪、批發市場，還有工地工人住的地方等等，所以也算是能夠有點近距離去觀察他們的生活。”
“在國貿那邊，還是大部分都是白領在上班。其實有的時候會感覺到北京還有一些更加私密的地方，它能夠做出一些決策是真正影響到很多人日常生活的。”郝景芳強烈地感到，同一個城市空間中，身處不同生活圈的人，生活的差別實在太大了。
這樣的體驗，也幾乎成為《北京摺疊》的靈感來源。她創作《北京摺疊》的時間，也沒有離這段實習經歷太遠，這篇小說是她在2012年12月3日到5日創作的。
在她的小說作品中，其實很少有像《北京摺疊》這樣充滿了現實元素的。她說，她確實是想要把她在現實當中觀察到的很多現象表現出來，“還是比較力求一種真實感”。
她見過一些父母“非常非常辛苦地”想讓小孩去更好的學校上學，希望小孩未來能過上更好的生活。當她看到這些小人物“很艱難地在想要拼命尋求自己更好的生活”時，她尤為容易產生共情。
“整個歷史長河的大部分時間，大部分地方，其實都有很多人是在忍受生活的，他們的生活其實都挺苦的，然後很艱難。他們在默默地為自己掙一份營生，懷著希望。”郝景芳說，“我覺得他們能夠承擔起他們生活中的重擔，已經是他們自己人生中的英雄。”
可事實是，還有巨大的生活鴻溝橫亙在不同生活水平的群體之間。
“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發展變化非常快速的時代，整個的這種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可能真的，我們這個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智能已經好幾波時代都過了，但是有很多人他們落在後面的話，都跟不上，我就很難過。”說這段話的時候，郝景芳的眼角在我們拍攝的攝像機跟前泛著淚。
畢業後，郝景芳“還蠻想做一點跟公益有關的事情，但是又不太想把自己的專業完全丟了，還是想做點學術研究”，於是，她進入了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
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郝景芳做的是政策研究，她參與了數個項目的報告起草和撰寫。儘管一個報告能否起到政策性作用，有多個因素在左右，但郝景芳仍然按照畢業時所想的，實現了一些確確實實的公益——基金會曾做過一個營養午餐的政策建議，這個建議後來被國家落實為國策。
但，郝景芳仍然按捺不住一顆想要做科普教育和自己做公益的心。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她就挺想做科普的。畢業後沒幾年，她有了小孩，變成一個媽媽，興趣開始向“如何啟發孩子去思考這個世界、如何讓孩子去領略和喜歡科學”轉變。
2016年，她發佈了自己的創業項目“童行書院”。這個具有公益“體質”的項目，原是與風光優美的貧困山區的度假村合作，在度假村內設立實體書院。小長假或長假時，這些書院會通過旅遊活動來盈利，平時，這些書院是山區貧困兒童接受教育的基地。
等到2018年，這個項目更名為“童行學院”，針對3-12歲的兒童，提供系統性的通識教育課程，上課的方式包括線上知識課堂和線下實踐課堂。
▲童行學院線下課堂
選擇從通識教育入手，也是郝景芳在發揮自己的強項，她是通識教育的受益者。
她的父母是大學老師，對於郝景芳讀什麼專業，做什麼事情，人生方向怎麼選擇，他們都不設限。但在閱讀的書籍上，父母極盡可能地為她提供。讀三、四年級之前，父母會送她一些書，例如《十萬個為什麼》、《一千零一夜》、《中國通史》等等。《紅樓夢》、經典名著，這些她也讀。
這些閱讀經驗，是郝景芳眼中的“通識教育”。再加上她後來接受的天體物理和經濟學教育，使她能夠在“童行學院”為孩子們提供科學、天文、地理、歷史、文化、藝術方面的課程。
“在童行學院裡面，我更多地是希望給孩子搭一些橋樑。我在地上鋪了很多座橋，孩子通過這些橋，他們能去更開闊的地方，繁花似錦的地方，鮮花燦爛的地方，白雲飄飄的地方。如果能夠讓孩子得到更多的可能性，我就覺得很開心。”在北京的童行學院，郝景芳對我說。
2016年初，郝景芳認識了童行學院的三個聯合創始人之一吳希。吳希與郝景芳的緣分，是以一本書為起點的。認識郝景芳之前，她因為要去歐洲，讀過後者的一本著作《時光裡的歐洲》。“當時沒有以為這是一個科幻作者寫的一本遊記，但寫得其實特別好。” 吳希對我說。
要等到2014年，吳希有了小孩，成為母親之後，她才對兒童教育、兒童腦心理、兒童腦認知發展產生興趣。2016年初，吳希在微信上發現了郝景芳的公眾號“晴媽說”，那時她“一直在探索兒童教育創業方向，也在尋求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她發現郝景芳在兒童教育上“有非常強的（想法），（有）對這個領域的一些非常獨到的理解，還有難得的真情與熱情。”於是，吳希主動找到郝景芳，想知道自己有沒有和她“做一些什麼事情”的可能性。
認識郝景芳之後，吳希又讀了郝景芳的另一本著作《生於一九八四》，她“當時就還挺驚呆了的”。在吳希看來，無論是《時光裡的歐洲》還是《生於一九八四》，郝景芳都在其中展現了自己“非常宏大”的精神世界，讓她很難以“科幻”兩個字去概括郝景芳。
“她在《時光裡的歐洲》裡面展現了她非常廣博的一個知識視野，還有去看待人類文明、看待歷史，然後是很宏大的一個世界觀。後來看《生於一九八四》，又看她非常細膩、對人性的洞察，對很多人很細微的心理上的認知，我就覺得這個人的精神世界真的是非常非常豐富。”吳希說。
在童行學院，郝景芳負責制定兒童通識教育課程的框架，給孩子寫課程，還要指導團隊成員寫課程。用吳希的話來說，郝景芳代表了童行學院最核心的競爭壁壘，是他們“區別於別的公司最核心的點”。
和郝景芳相比，吳希認為自己“沒有接受過系統通識教育的培養”，“沒有融會貫通看待這個世界，對世界的瞭解還是片面的”。
另一方面，吳希也覺得“挺難找到這樣一個人了”，“因為不是所有知識那麼廣博的人，都願意做教育，然後又很年輕，又是媽媽，又有情懷做這件事情。”郝景芳的多學科背景讓她不僅能融會貫通地理解世界，還能提煉出很多可遷移的思維模型，從而“幫助大家更好地看待”通識教育。
“這種東西真的是挺難複製的能力”，吳希說，“我覺得（童行學院聯合創始人的位置）真的是量身定做。”
▲童行學院線下課堂
郝景芳自身的氣質也在融入這個團隊。吳希說，郝景芳是一個特別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人，這給了她信心去做自己。她跟我分享了一個故事：當他們和合作夥伴談合作的時候，吳希有時候會擔心他們條件苛刻，合作方不同意怎麼辦？她會順著這個場景想很多事兒，連“後路都想好了”。
“後來我跟景芳商量，景芳就說，就告訴他們我們接受什麼，不接受什麼，就好了。然後後來就特別直白地告訴別人我們要什麼，就順利地推進了。有些人能接受就接受，接受不了就接受不了。”吳希說，關鍵在於自己先想好要幹什麼事兒，再選擇合適的合作伙伴就可以了。
也因為郝景芳是個特別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人，她在無形中突破了層層阻力。
歷史的擔當
“她做童行學院這事兒，其實我們一開始都覺得，為什麼（她）要做這個事情？就感覺是吃力不討好。因為在中國嘛，做公益（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兒）。”郝景芳的好友、中國科幻作家陳楸帆對我說。
阻力首先來自於資本方的質疑。自從開始做童行學院，郝景芳在參加一些有投資人出席的會議的時候，會對他們聊起自己的項目，“談一談公益”。
那些投資人對郝景芳的公益項目態度不一。陳楸帆和郝景芳共同參加過某個媒體組織的一個投資人的小型會議，那一次，投資人就質疑：這個項目的回報在哪裡？
當我向吳希詢問她如何看待投資人們對童行學院的態度，吳希顯得非常坦然：“這應該是一個人生的常態。大家都會有這種時刻，別人告訴你不行，或者別人告訴你很行，我覺得這都挺正常的。”
她拿成家去比喻融資，認為一個人成家的時候不一定要成為婚戀市場上最吃香的那個人，有無數人追，“找到合適的那個the one（那一個）就可以了”。
在陳楸帆看來，郝景芳的選擇超越了很多現實層面的考慮。得“雨果獎”之後，郝景芳的朋友們都認為她有非常多的更容易的方式去變現，例如融一筆錢去做文化或者影視公司。
“她可以完全不做這些事情，又很累，她躺著買賣版權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陳楸帆說，“對於她來說，她可能覺得做這件事本身的意義跟價值，超過了她所能獲取的經濟上的回報，因為它是面向教育、面向下一代、面向未來的。”
然而，陳楸帆也沒有掩飾他對郝景芳做公益的看法。他認為，這件事絕對是非常難，尤其郝景芳從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辭職之後，她就更不是在體制內去實現教育上的改變，那就讓這件事變得“更加的難”。
不過，反饋也並不總是消極的，郝景芳的一次演講曾引起過一家企業的中國區負責人的注意。後來這個負責人主動聯繫了郝景芳，給童行學院在畢節山區的山村幼兒園項目資助了10萬元，還有一家做電子閱讀的企業也給了這個項目一筆捐助。
“所以總的來講，我自己覺得想要引起關注，（讓）更多的人貢獻到公益裡面是個不太容易的事情，但是總要一次一次地去發聲試試。”郝景芳說。
無論外在環境如何喧囂，郝景芳想做的公益一直在持續深入。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做過的研究，讓她感到了及時給山村小孩提供幫助的迫切。
孩子的0-6歲，是奠定身體、大腦、智力發展、與人溝通等等基礎的年齡段。“就像一顆果樹，它如果在生根發芽階段就比另外一個果樹長得矮小，那後面這個結的果，就追不上。”
只是，研究結果是一回事，真正去彌補城鄉小孩的發展差距是另一回事。但有一個結論是非常清晰的：想要彌補城鄉小孩的差距，需要提高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同時還要為那些小孩提供好的內容資源和服務。只有這樣，“他們才有可能在各項指標上追上城裡的孩子”。
在貴州畢節，童行學院已經行動起來了。在他們的山村幼兒園項目裡，童行為那裡的老師製作了一整套課程教案，老師每天按照教案進行教學。
“如果未來實行效果好，我們是想把這樣的教案方式能夠複製擴大給更多的幼兒園。我們（還會）給老師去探索網絡輔導的方式，這種可能是可複製的。”郝景芳說。
▲貴州省畢節市大銀鎮半林幼兒園
這樣做的目的，“更多是想給當地的老師賦能”。郝景芳覺得，如果童行能夠改變當地的老師，讓他的課堂變得更好，那麼教學結果“對這個孩子的轉化效果是更直接的”。
童行還在貴州樓納建設圖書館。在這個項目裡，童行希望引入資源，讓一些大咖去參加他們組織的活動和教育。郝景芳說，圖書館固定在一個地方，“輻射面”不如山村幼兒園的大。
“可能性”，把郝景芳在貴州和北京做的教育項目連接了起來。“我想做的事，就是希望給山區的孩子一點點更多的可能性。”郝景芳說，“如果我們的老師能給他們帶來一些好的內容或者是好的教學方法，我們期待他將來能夠為自己去尋找人生方向、職業方向，他的選擇性更寬一點，出路會更多一些。”
陳楸帆對我感嘆道，郝景芳“選擇這樣的一個方式其實非常有勇氣”。“我覺得她是義無反顧地去選擇了一條少有人走的路，一條非常艱難的路。我覺得這就是她的不同之處，就是她不會選擇一個簡單賺錢的路，我覺得這是這一代人應該有的歷史的擔當。”
陳楸帆在郝景芳讀博的時候就與她結下了友誼，到現在，這份友誼已經維持了十年。“主要是比較聊得來，氣場比較合。”陳楸帆說，“大家對很多事情的看法是一樣的，就是做事比較實在吧，不太喜歡太吹噓、太浮誇的東西，還是用實際行動來說明一些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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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與入世
除了應對外界的挑戰，郝景芳需要克服的阻力還來源於自身。
“我喜歡自己一個人工作。”她說。郝景芳習慣了單打獨鬥。她喜歡寫作，是因為寫小說就是一個人的事兒。做研究也只是需要溝通的時候就和工作夥伴開會碰頭，其餘時間也是一個人工作。她有一本書叫《孤獨深處》，覺得“孤獨深處才是一個人最安然自得的時刻”。
正因此，郝景芳此前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會創業，她甚至認為自己不是一個能夠與人進行團隊合作的人。創業要帶團隊，她也認為“帶團隊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自己“從來就不是一個team leader（團隊領袖）”。只是，變化也在發生——
“但是我現在是覺得有的時候呢，一個人內心深處所產生的這種意義感和目標感，是可以讓他克服一些阻力的，克服掉我不喜歡團隊一起合作的這個困難。”郝景芳說。
“所以我現在也蠻享受團隊合作，也願意跟大家一起共同為了這個目標努力，然後一同去策劃未來的事情，去協調人與人的關係等等。所以我發現一些事情也沒有我想象的那麼難。”
毫無疑問，郝景芳正在變得入世，或者說，越來越入世了。當她在大三的時候去貴州支教，從而受到影響，在清華讀博時從天體物理轉向經濟學，這種入世就可見端倪。
▲貴州省畢節市大銀鎮半林幼兒園
關於出世與入世，有很長一段時間，郝景芳都“過不去一道坎兒”——做一個徹底出世而不入世的人，對自己來說到底是否是可接受的？
進行創作的時候，她的生活更接近於清修，和社會事務沒有產生任何關係，“就是說完完全全過一種書房裡的生活，很孤獨地去進行想象，去構建我的寫作空間。”
但郝景芳否定了這種選擇，她發現自己並不是能夠完全出世的人。“我還是有一部分自我是很希望能夠參與到社會生活當中去，並且去做一些在我看來能夠帶來積極改變的事情。”郝景芳說。
這樣的想法，是服務於寫作的。在她看來，寫作者在內心上應該有一些世界關照，需要關心到人。只有這樣，一個寫作者創作出來的東西才不至於僅僅只是基於理性思辨，脫離塵世空間，缺少溫度。
郝景芳說：“我一直覺得寫作者需要深處於這個世界中，他至少需要能夠很真實地看見這個世界，他需要能夠在這個世界中感受到其他人都在做什麼，他需要能夠去深入地發掘、去理解這個世界。這個是寫作者的責任和義務。”
她確實在現實中扎得更深了。因為做童行學院，她要和團隊成員以及去上課的孩子進行大量的互動。
當她看到團隊成員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聽到他們如何逐步在工作中發現自我的方向，又或者是看到那些去上課的小孩怎樣找到內心的光亮，通過課程得到更好的能力鍛鍊，她都覺得非常欣慰。
▲童行學院線下課堂
“總的來說，（做教育）跟寫作最大的區別，就是寫作是一個孤獨者的探索，而教育是有心人的連接。”郝景芳說。
現在，連郝景芳也分不清自己的主業到底是什麼了，她是寫作者、兩個女兒的母親、教育創業者、經濟研究者。她身份的多樣，讓人不免驚歎她旺盛的精力。
我問陳楸帆，在他的朋友當中，郝景芳有什麼突出的特點。他說：“我覺得她的世界很大，可能是沒有邊界。她不覺得有什麼事是我不能做的，只要我想要去做，我就能去做，而且能做好。一個是自信，一個是有追求，然後有執行力。”
當人們習慣於通過諸如“清華博士”、“雨果獎得主”這樣的光環去看待郝景芳時，她卻說，她目前所達到的成就跟她期待中的水平，還差太遠了。“但凡有一面我覺得自己真的能做到我心目中的大師水平的話，我可能也就真的全力以赴去做了。”
也許，更重要的，是郝景芳對我說的另一句話：“我自己是覺得人生做點喜歡的事情、好玩的事情，你的生命時間就沒有白耽誤”。可以想見，在不同身份的多條路上，郝景芳還將走得比人們想象的，要更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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