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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仁贵是人们很熟悉的唐代名将，演义传说一直热衷对其“神化”，于是有了“战神”称谓(唐朝其实有多位这样的战神)。
不过人无完人，即便他这样的战神，也吃过败仗、也是会耍点小心眼的。可能有些他的铁粉接受不了这说法，不过“过于完美”的人太不真实，本文里的他反会更加立体！
“三箭定天山”的薛仁贵也有过巨大败绩
薛仁贵生平唯一一次大败仗就是“大非川之战”，为唐代开国以来对外战争中败得最惨的一次，这是记在了史书上的。对于战败之故，各版本的史书都言之甚虚，共同的说法是“将领不和“所致，薛仁贵并非第一责任人，可谓给足了他面子。
目前最通俗的版本是这么说的：大非川战役中，薛仁贵先行进军乌海城(青海入青藏高原的要地，海拔四千米)，副将郭待封负责粮草辎重的押运。由于郭待封是名将郭孝恪之后(这哥们几兄弟的名字都很有意思，分别是待诏、待封、待聘)，战前与薛仁贵是平级的，这次变为了副将，故心有不满消极押送，导致粮草尽失。没有了后继支援，薛仁贵最终大败而归，后被革职为民。这是《旧唐书》里的说法。
“大非川之战”发生在青藏的雪域高原上，为唐代对吐蕃最大的一次战略挫败
不过根据《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更后世的史料，人们发现了其中微妙的区别；再结合当时审结该案的官员笔记，事情就比较全面了！欧阳修一向不信任《旧唐书》(因为有官府干预过)，他就喜欢收集各类相关资料、再结合原有事件，重新推演出“更为接近真相的历史”。
在欧阳修的版本里，郭待封并无“消极、滞后押送”，而是“提前出发”了！综合前后的史料，更为完整的“大非川之战”全程是应是这样：
战役一开始，薛仁贵就大败吐蕃，进占了乌海城
薛仁贵向郭待封强调了提前进军乌海城的必要性，让其驻扎大非川、按约定时间稳妥送达粮草。因为薛仁贵为行军主将，以他的独断专行性格，他一直就只负责下令，完全忽略了与副将郭待封之间的良好沟通。
薛仁贵肯定知道此战里粮草辎重的重要性，按以往战争，副将都会服贴贴地完全依令而行；不过这一次，薛仁贵在“人际关系”上就处理得不够妥当，完全将本与自己平级的郭待封当成了以往的手下将领那样对待。
军队的进退计划，薛仁贵与副将之间缺乏完好沟通
按薛仁贵的“完美计划”，他在乌海城与吐蕃对战时，拥有着随机应变的能动性：前可主动击敌，后可回师大非川支援郭待封，形成前后合围之势。正因他与郭待封缺乏良好沟通，结果郭待封提前出发了(这不在薛仁贵计划内)。在郭待封途中遭遇吐蕃袭击的时候，薛仁贵正与吐蕃鏖战乌海城，已无法马上抽兵回调，最终导致粮草辎重尽失。
无奈之下，薛仁贵只好返回大非川固守，由于之前的计划部署已打乱、兵力对比悬殊(5比40万)，最后只好通过约和结束了战争。
奇怪的是，郭待封作为“第一责任人”并未在战后被处死，仅是解职流放了；而“非主要责任”的薛仁贵却被削职为民，这明显不符合唐代的战争法规。欧阳修在查核审官笔记后发现，郭待封“提前出发”的本意，其实为了不违军令、能让粮草能及时抵达乌海城，毕竟山路崎岖冰雪覆盖，路途上存在着太多不确定因素。
如果说郭待封有错，也是错在了与薛仁贵在战略上的沟通不畅；而且按郭待封的供词，薛仁贵显然是“懒得”对他这副将解释太多的，这样的“犯错”罪不致死，薛仁贵也负有很大责任——因为副将本有协同督战之责，但薛仁贵完全跳过了他，大权独揽了。
拉萨之于唐朝，曾经也是“踌躇满志”地摆上了疆域上的案头
郭待封此说并非无道理，因为当时唐军的战略意图“志在逻娑(拉萨)”，薛仁贵提前进军乌海城，粮草不及时抵达就无以继续进军。从郭待封的职能上，他根据天气和路况选择“提前出发”也是在理的，否则他无法按时送达粮草才是违令。
由于薛仁贵在朝廷里的名望和地位，加上他个人对此战局结果颇有牢骚(不排除他耍过心眼对史官的记录产生了干扰)，于是《旧唐书》里就形成了“责在郭待封”的一面倒情况。
吐蕃兵力最高时有46万，大非川一战出动了40万，可谓倾国之力
为何这么说呢？首先，薛仁贵的初战(胜利)与败战都发生在乌海城，大非川仅是回师固守时议和的地方，按常规，此战应该命名为“乌海城之战”而非“大非川之战”。大非川是郭待封粮草尽失的地方，该战的命名规则显然已“倾斜”到了郭待封一方，以一场失去粮草的小战役代替了规模更大的“乌海城之战”，这是疑点一。
疑点二，当时唐军的五万兵力里，薛仁贵抽了三万五兵力到乌海城，郭待封那里只有五千战兵及一万辎重兵；遭遇数万吐蕃军队时，只有五千唐军能作战，败绩无法幸免。如此“五千对数万”的“大非川之战”，将责任全归咎于郭待封也实太勉强！
疑点三，薛仁贵在战败后曾把败仗“推诿给上天”，说“庚午年、降娄星当值，不应到西边打仗”、又以庚午年魏国的邓艾战死在蜀国，“解释”了自己为何会败。今天看来，这并不符合薛仁贵给我们的印象，不过这确是史实，难怪唐高宗“叫你心眼这么多”一怒之下将其革职了。
郭待封与薛仁贵战后的区别仅在于有无此囚车，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从最终的惩罚结果看，薛仁贵与郭待封被“各打五十大板”(薛仁贵因军功巨大免于流放，只革职为民)，因而《旧唐书》对此战的描述就不尽正确。之所以说薛仁贵“耍过心眼”，从他的老将资历和为人性格上都不难推论出来，否则当时的史官就不会如此“明目张胆”淡化薛仁贵的责任，当然，这可能也存在朝中官员“同情”薛仁贵的因素。
郭待封虽是名将之后，不过其父兄郭孝恪、郭待诏战死时并无获得过唐太宗的赞赏(反批评其不懂自我保护)，可见他家在朝中地位已不那么受待见。一场败仗必须要有个主要责任人，郭待封因此被“不公”地写进了史书里，这倒很符合《旧唐书》“经常矫史”的历史评价。
大非川之战中，薛仁贵“虽败犹荣”无损威名
薛仁贵此次败仗，在战争史上其实无损他的“战神”尊称。吐蕃军队号称四十万，但不是一次性全部投入的，而是分阶段由吐谷浑抵达。薛仁贵正是看到这一点，提前进军乌海城打了敌人个出其不意，吐蕃军队损失也应该很大，否则不会在后期兵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采取“约和”之策。这说明该战争里，薛仁贵“虽败犹荣”，以三万五兵力重重地打疼吐蕃了！
在薛仁贵征西期间，唐朝东部的高句丽又在蠢蠢欲动——谁让他们只害怕薛仁贵呢？唐高宗没办法，只好再度启用他平叛；然而事后不久，薛仁贵再度因犯事被流放……这充分说明，他这样的“老刺头”得罪人和犯事就是常事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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