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余英時訪談錄》，中華書局出版社（2012年3月）
陳：美國的漢學家像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學生列文森（Joseph Levenson）說：“中國知識分子無論是在藝術上，還是在政治上，都是業餘的（amateur）。”因為知識分子唸書是為科舉，晉身以後就可以做官，但是並沒有接受過政事上的訓練；而從事藝術呢，實際上也包括做學問了，似乎也不是一種職業，做官的在公餘之暇玩藝術做學問，是很常見的。先生覺得他說的是否有道理呢？
餘：Levenson的說法初聽似乎很有趣，但深究起來便不免難以捉摸了。他有一篇長文論明代與清代早期中國社會與繪畫上的“業餘理想”（Amateur ideal），後來收在他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第一卷中。他從明、清科舉考試用“八股文”這一事實出發，大大發揮想象力，認定傳統士大夫教育只是形式的、無內容的，與將出任的公職毫無專業的聯繫，因此只能是“業餘的”；他又進一步從“八股文”轉到繪畫上面，認為中國沒有專業畫家云云。我認為Levenson用“專業”與“業餘”一對概念是不適當的。這一對概念是現代的劃分，古代及中古似乎少見，無論中國或西方都是如此。中國對“士”首先要求他是“通才”，然後才強調“專業”。但“通才”絕不可與“業餘”劃上等號。而西方文藝復興以後的“人文主義教育”也與中國的“通才”相似。英國牛津、劍橋兩所大學是培養公職人員的大本營，其教育也強調“古典研究”、“史學”、“哲學”之類，也不講什麼“專業”。而且中國科舉考試以外，士大夫還別有與“專業”有關的著作必須閱讀，從典章制度到做地方官的手冊（如《作邑自箴》）之類多得不計其數。“士”並不僅僅做“八股文”而已，“八股文”是一種智力測驗，看考生的頭腦是否靈活（如“破題”是否破得巧妙）。其中自有實用的知識。而明、清進士做地方官，社會上有一種幕府“師爺”可僱用，這些“師爺”是“專家”，專研究“刑名”、“田糧”、“稅役”之類，新進士雖無經驗，有了幾個“幕友”便可處理實務了。至於“藝術”、做學問等更不可說他們是“業餘”。錢大昕、阮元等都是在做官期間研究經學、史學而大成的。
陳：他們也都是知識官僚。
餘：是的。總之專業、業餘之分在此不合適。Levenson是極聰明的人，長於哲學，想象力也豐富，但讀中文書較費力，往往以理論代替史學研究，所以蕭公權先生特別不指名地說他好建“空中樓閣”。
陳：最後，潘耀明先生想要我問問您關於您近來工作和生活的狀況。您上次講的關於禪和文學的問題現在開始進行了嗎？
餘：我現在還一直在閱讀階段。說是說，興趣很高，但還不到動筆的時候。我自覺年紀已高，精力腦力都漸衰，不能像過去那樣全力以赴了。以圍棋作比喻，我已到了收官子的時候了。讀書若有寸進，大概還會寫一些，不過不願再給自己造成心理壓力了。眼前必須做的一件事，是把多年來所寫的英文文章編成專集，這可能要費一年以上的心力。我本來想研究一下唐代的詩人與高僧，所以陸續在讀詩文與禪宗作品。最近因自己覺得應該放鬆一點，所以不敢說還能做出什麼成績。
陳：我上個月帶學生去日本東京、京都交流了一趟，去了不少寺廟，禪宗的寺院很多，資料也很多。
餘：日本是這樣的，宋代以後禪宗傳過去，寺廟裡保存了很多珍貴的資料。不過很多很難看到，當年胡適想搞禪宗，寫篇英文的文章，給鈴木大拙祝壽。他寫信給日本的和尚要到寺廟裡看資料，結果沒有了下文。寺廟的和尚秘而不宣，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餘：生活方面，我是基本上足不出戶，很少和外界往來，非萬不得已，不想作長途旅行。如果有人到普林斯頓來找我，我當然很願意與人談話，與人交流。前段時間上海電視臺搞大師系列，找到我要我談錢鍾書先生。由傅傑先生向我提問題，後來他寫了一篇文章，叫“余英時談錢鍾書”，寫得很好。
陳：傅傑我們上個月剛剛又見面，我們是很熟的朋友，我到時寫信問他要那篇文章。餘先生，那麼我就不再耽誤您時間了，非常感謝您。
餘：不要客氣，你要有什麼問題，再打電話過來。
摘自《余英時訪談錄》，中華書局出版社（2012年3月）
閱讀更多 水平正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