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四生前曾以終生做一教師為榮。他辦教育，主張“為學”與“做人”兩者絕不可分。他自己也以此為終生努力的目標。
做一個學人，人生本已寂寞。而生在今天這個時代，要做一個篤實信守中國自己傳統文化的學人，其心靈之孤單寂寞，更是難以述說。
——遺孀錢胡美琦在錢穆去世
20週年之際寫道
1990年8月30日，國學大師錢穆去世。他九歲入私塾。十三歲入常州府中學堂學習，1912年因家貧輟學，後自學。1913-1919年任小學教員。1923年後，曾在廈門、無錫、蘇州等地任中學教員。1930年以後，歷任燕京、北京、清華、四川、齊魯、西南聯大等大學教授，也曾任無易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
1949年遷居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任院長，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為止。1966年，錢穆移居臺灣台北市，在“中國文化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任職，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1990年在臺北逝世，1992年歸葬蘇州太湖之濱。
今天，我們來紀念這個一生努力“為故國招魂”的老人。
關於錢穆先生的N個細節
1、錢穆9歲可背誦《三國演義》。某天晚上，父親去鎮上的煙館議事，錢穆跟隨同往。進了煙館，一客忽然問錢穆：“聽說你能背《三國演義》，是真的嗎？”錢穆點頭。又一客問：“今晚可以試試嗎？”錢穆又點頭。於是按照客人要求，他開始背誦“諸葛亮舌戰群儒”。
2、1930年，因顧頡剛鼎力相薦，錢穆北上燕京大學，任國文系講師。燕大校長設宴招待新來的教師，問大家到校印象。錢穆說：“初聞燕大乃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者，心竊慕之。及來，乃感大不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此何義？所謂中國文化者又何在？此宜與以中國名稱始是。”事後，燕大特地召開校務會議，討論錢穆的意見，最終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築也均採用中國名稱。
3、1931年，錢穆到北大講先秦史。在北大，錢穆與胡適的課最為叫座；胡適欣賞錢穆，錢穆敬仰胡適，但學術上的爭論在所難免。當時學界的一大熱點是老子生年問題，胡適認為老子略早於孔子，錢穆則認為老子後於孔子。據說，有一次兩人不期而遇，錢穆說：“胡先生，《老子》成書的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你的錯誤了！”胡適說：“錢先生，你舉出的證據還不能說服我；如果你能夠說服我，我連自己的親老子也可以不要！”
胡適
4、1942年，在成都，錢穆被問到為什麼不從政，錢穆說，讀書人不一定都要從政。又問，關不關心政治？錢穆說，讀書人一定關心政治，但我不願從政，各司其職就好。
5、1949年6月，錢穆隨華僑大學遷往香港。入港後，看到許多從大陸來港的青年失業失學，無依無靠，躑躅街頭，心有感觸。於是萌發了在港創辦學校，為青年提供求學機會的念頭。因人少力薄，錢穆又邀請同來香港的江南大學同事唐君毅和香港《民主評論》主編張丕介兩人共謀其事，最終促成了新亞書院的創辦。
6、錢穆匆匆南下香港辦學，大陸政權更易，他與家人自此海天相隔，彼此杳無音訊達三十年之久，再次相見，已是1980年。兒子錢行還記得小時候的三五細節，過父親的書房必輕手輕腳，以防打擾他讀書寫字。
7、最初新亞書院辦學條件極為艱苦，作家蘇雪林在《雪林回憶錄》中說：“錢穆先生逃出大陸後，在香港借一中學辦夜間補校，課室桌椅白晝歸中學用，夜間歸補校用。學生散後，他與同志數人，就睡在椅桌上。”
錢穆在新亞書院上課
8、錢穆學生、學者余英時回憶道：“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裡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他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9、錢胡美琦回憶說，1966年“文革”爆發之後，“賓四十分擔憂將來大陸中小學文史教師要後繼無人了。他那時已辭職隱居在家，全力在準備寫《朱子新學案》。他日夜在那長廊上走來走去，一語不發，這樣持續了一兩個月。他說他在想，有什麼方法可以挽救這一危機？”。他要編一部《人人自修國文讀本》。《朱子新學案》完成後，一再想重拾此計劃，困於經費，無法展開工作。
10、1967年，錢穆與夫人錢胡美琦遷居臺北。次年，素書樓落成，錢穆在這裡度過了二十餘年最沉靜的時光。在這裡，他曾寫下“一園花樹，滿屋山川，無得無失，只此自然”的詩句。1986年，錢穆在素書樓講最後一課，對學生贈言：“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
素書樓中的錢穆銅像
後輩學者追憶與評價
▼余英時論錢穆的“通”
我和錢穆先生討論的範圍幾乎無所不包，但重點總是在現代史學的演變方面。我從他的談論中，逐漸領悟到中國傳統學術一方面自有其分類和流變，另一方面又特別注重整體的觀點。這是“專”與“通”的大問題。但是這一傳統和現代西方學術的專門化趨勢接觸以後，引起了許多有關如何溝通和融化的困難，一時無法解決如果單純地依照西方的分類，各人選一專門的範圍去進行窄而深的斷代研究，當然也會有成績。
但在熟諳中國傳統的人看來，總不免有牽強和單薄之感。如果過分注重“通”的傳統，先有整體的認識再去走專家的道路，事實上又是研究者的時間、精力、聰明都不能允許的。錢先生走出了自己獨特的“以通馭專”的道路。
現在大家都把他當作學術思想史家，其實他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會經濟史各方面都下過苦功，而且都有專門著述。《國史大綱》中“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三章尤其有絕大的見識，顯示了多方面的史學修養和現代眼光。
錢穆書法
▼許倬雲談《國史大綱》
這部書至今還是中國通史中難以代替的名著。我在高中時，老師裘維霖先生特別吩咐我好好的研讀這部歷史。我一生在史學園地工作，無論教書還是研究，《國史大綱》還是非常有用的參考書。我常常告訴學生，這一部書中埋藏了數百篇博士論文的題目，等後生鑽研發揮。後來他在臺灣幾次演講的紀錄，出版成書，談到中國文化的精神和歷史上的得失，也是十分有啟發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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