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天下大乱，自称“淮左布衣”的朱元璋起于乱世之中，荡平群雄，驱逐蒙元，成为明王朝的开国皇帝。
洪武皇帝朱元璋
然而，建国之初，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在制度设计上，表现出了让后人扼腕的短视，由他所亲手肇造的一系列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人口制度、军事制度、藩王制度在内，不仅没能做到期望中的“万年不易”，反而在实际发展中，与现实出现了严重的背离，最终将明朝变成了一个极其低效、保守和封闭的社会，从而成为明朝覆灭的根本原因。
如“寸板不许入海”的海禁政策，酿成了嘉靖万历年间的倭寇之乱，还有藩王分封制度，不仅导致明初“靖难之役”，历经200多年的恶性发展后，更是成为明朝财政的巨大包袱，最终拖累明朝一起走向覆亡。
一、分茅胙土还是造反作乱？——事与愿违的藩王分封
朱元璋建立分藩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屏藩帝室”，在位期间，共有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
明初藩王分封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分封藩王，前两次分别是西汉、西晋，稍微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西汉有“七国之乱”，西晋有“八王之乱”，这两次王朝内乱都是由分封的诸侯王引起，尤其是“八王之乱”，前后历时十六年，最终引发社会危机，导致了西晋亡国，使之后的中国进入最为黑暗的“五胡乱华”时代。
究其原因，就在于藩王势力一旦过于膨胀，必然会对王朝统治造成潜在威胁，为叛乱的发生埋下隐患。
这是权力游戏的必然规律。
正因为有着惨痛的历史教训，历史上绝大多数朝代都不再采取分封制度。然而朱元璋却执意忽视历史，按照他“藩辅帝室”的理念，明初分封的藩王，虽然没有土地、人口，但却领有实打实的军队，“就某地租赋，乃至理某地诸卫军务”。
比如秦王、晋王、燕王等都有2，3万人左右的军队，至于其他诸王，也有上万的军队。一旦发生战争，亲王即为统帅，异姓将领即使位至公侯，也要受亲王节制。
如此一来，人人有军权，自然人人皆有“帝制自为之意”。
因此当朱元璋死后，皇孙朱允炆继位采取削藩政策，燕王朱棣起兵发难，历经数年血腥厮杀后，成功推翻建文帝皇位，篡位自立，年号永乐。
靖难之役
藩王分封，不仅不能“藩辅帝室”，反而直接武力推翻了朱元璋一手制定的继承人，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对朱元璋的一大讽刺。
朱棣上台以后，继续采取手段削藩，从永乐三年至永乐十五年，先后废黜齐王、晋王、谷王、代王、岷王等，同时收缴王府护卫军。
但在朱棣死后，仍然发生了两次藩王叛乱，分别是1426年（宣德元年）的汉王朱高煦之变，1519年（正德十四年）的宁王朱宸濠之乱。
不能不说，这都是朱元璋当初设计藩王制度所埋下的恶果。
二、无德无能——刻意圈养的寄生阶层
上文说过，朱允炆即位后迫不及待执行削藩政策，先后废周王，逮代王，扣齐王，系岷王，湘王惊恐中阖府自焚。
此外，朱允炆还下令“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王府官员不得担任地方职务，试图从制度上切断藩王干政之路。但由于朱允炆在削藩上操之过急，导致朱棣造反，削藩不了了之。
然而，作为朱元璋分封藩王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朱棣正是打着朱允炆违背祖训为借口发动叛乱。因此，尽管他本人“心知其（藩王分封）弊”，却不能从根本上对此予以废除。
洪武年间藩王守边形势
明初的藩王政策，历经永乐一朝在政治上不遗余力的阉割、削夺之后，对中央的威胁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弱化，可以说，已经彻底失去了当初朱元璋设计时的“屏藩帝室”作用。
不仅如此，在汉王朱高煦之变后，历代明朝皇帝对藩王越发严苛，所谓“防闲过峻，法制日增”。
如在亲王来朝问题上，洪武前期，诸王能按照朱元璋的规定同时来朝，父子兄弟济济一堂，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但从宣德至正统前后二十多年，有明文记载的只有淮王、荆王于正统八年获批来朝。
此后弘治八年，皇太后因为年岁已高，颇为思念分封在外的崇王，孝宗特批来朝，但在朝臣的竭力反对下，最终收回成命。此后终明一朝，再无亲王来朝。
此外，明朝中后期藩禁异常严格，朝廷规定亲王出城扫墓必须事先打报告，获得批准后才可出城。同时规定，亲王之间彼此不准见面。
还规定所有宗室不许入仕做官，不许从事工商业，不得与封地官府交往，不许自置王府官吏。甚至连与宗藩联姻的也不得被选任当京官。
总而言之，就是要把宗藩们变成无所事事的低能儿，寄生虫。
即便在这样苛刻毫无人性的背景下，明朝还在凤阳设立了名为"高墙"的监狱，专门囚禁被认为犯禁的宗藩，在狱的经常有数百人。
南明时期，曾经被立为皇帝的隆武帝朱聿键，就曾经因为在崇祯九年热心国事，擅自率兵勤王，离开封地南阳，获罪被囚禁于凤阳高墙，一直到弘光即位后才被释放。
可见，这些被称为"天潢贵胄"的龙子龙孙们，实际上只是被圈养起来，只能从事人口生产的囚犯而已。
即便朝廷宗庙覆亡在即，他们也不准有任何济世匡时的能力。
三、吞金怪兽——恶性膨胀的财政包袱
大概是童年时的父母双亡和颠沛流离的乞讨生涯的影响，朱元璋在设计藩王制度之初，就对子孙后代异常慷慨：后代子孙无论男女，无论远近，都有起码的官职（奉国中尉）和基本工资（八百石）。
“禄之终身，丧葬予费，亲亲之谊笃矣。”《明史·诸王传》
在政治待遇上，朱元璋同样关怀备至，颠覆了自唐宋以来，宗室爵位不再世代承袭的惯例。他规定分封全部一步到位，宗支无论远近与否，嫡子庶子与否，在继承权上一律平等。
显而易见，随着时间的发展，人口呈加速度繁衍，“百姓税粮有限，而宗支繁衍无穷”，漫无限制的滥封，必然成为国家财政上的沉重负担。
看一组数据：洪武初年，宗室人口仅仅58人，到了正德年间，已经增加到2945人。嘉靖四十三年，宗室人口已经一跃超过四万。
以至于嘉靖三十二年，礼部尚书欧阳德上疏称，“天下财赋，岁计京师储粮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啻倍之。”
也就是说，岁供京师的粮食，还不及供给王府宗禄的一半。
嘉靖四十一年，河南王府宗禄总额为192万石，而全省留存的米只有84万石。这一年，山西宗禄总额为312万石，而存留米只有152万石。
也就是说，即使这两个省所收粮食没有任何折扣，不给官吏俸禄，不给军士月粮的情况下，仍然还不够供给宗禄的一半。
在这样的背景下，宗禄的急速增长已经使得明王朝的财政不可挽回地走入绝境。
出行图
朱元璋奉行节俭，多次指示亲王“务从俭朴”，但从朱棣开始，历代皇帝们在政治上严厉压制藩王的同时，却在经济待遇上越发宽厚。
明神宗的同母弟弟潞王大婚，耗金3869两，青红宝石8700块，各样珍珠85000余颗，珊瑚珍珠24800余颗。
户部不堪重负，请求稍减，被明神宗痛斥驳回，最后共耗银88000余两。
明神宗之子瑞王大婚，耗银18万两；福王大婚，耗银超过30万两。
惠王、桂王大婚之时，正值后金起兵作乱，辽东战事异常紧张，国库无比空虚，朝臣们请求将耗费降至“七万金”，然而明神宗强硬拍板，要求朝廷必须拿出“十四万金”。
皇子们排场大，公主们同样不能小。明神宗同母妹瑞安公主出嫁，向朝廷索要“各色金2300余两”（后因户部实在拿不出来，减去三分之一）。明神宗长公主婚礼，朝廷耗银12万两；七公主婚礼，神宗向朝廷索银数十万两，户部拿不出钱，一再力争，最后按长公主的旧例，也耗银12万两。
此外，万历十三年，修潞王府第耗银30万两，则其后修福王府花费增至60余万两。
除了禄米，开销，尾大不掉的宗室，还在庄田上与民争利。
从明仁宗开始，朝廷赏赐给藩王们的数额越来越大，形成了亲王前往封地之前奏请，皇帝直接赏赐土地的惯例。
据《明实录》，洪武二十六年，天下田土为8570623顷，至弘治十五年，距离开国不过140年，天下田土仅仅剩下4228058顷，一半还不到！
当问题越发严重时，赏赐仍然毫无收敛。万历四十二年，即1614年福王朱常洵前往封地时，仍然狮子大开口，奏讨40000顷土地。
尽管朝臣们和万历皇帝据理力争，仍然在“尺寸夺自民间”的情况下，搜刮田土20000顷，地跨河南、山东、湖广三省。
此时，距离明朝覆灭仅剩30年不到的时间。
在成都的蜀王，一向被公认为“检饬守礼法”，仍然侵吞成都沃野十分之七。到了天启年间，辽东战事已起的情况下， 依旧不顾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大手笔赏赐瑞王、惠王、桂王各自庄田30000顷。
尽管此时的各省，都已经是“土膏殆尽，搜刮力穷”，天启皇帝依然指责户部不能为藩王搜刮足额的田土，有失他厚待藩王的圣恩。
四、覆巢之下无完卵——朱元璋种下的恶果
历经200多年的政治压制，到明朝末年，尽管宗室总数繁衍已经达到几十万之多，但他们对于明王朝来说，不仅起不到朱元璋当初“屏藩帝室”的目的，反而成为彻底压垮王朝的大山。
应运而生的李自成
当明朝覆亡之际，这些宗室自然也要成为社会怒气的发泄对象，迎来被残忍诛杀的悲惨命运。上文提到的福王朱常洵，被李自成枭首。
汝宁的明崇王朱由樻及弟弟河阳王朱由材、世子朱慈辉，连同家属一起被李自成处死于河南泌阳。
封地大同的代王朱传齌城破不降，与世子朱贻埄一同被杀。大同总兵姜镶记载：
云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
此外，成都的蜀王，重庆的端王，武昌的楚王，襄阳的襄王都是被张献忠满门处死。
潞王投降满清后，以私藏印信为由，被斩首示众，同时被处死的还有荆王、衡王世子等十一人。
据统计，从顺治三年到顺治八年，先后擒斩的明朝宗室、其名号可稽者，仅郡王以上就有五十多人，对他们的家属，无论少长尽诛之，以此计算，总人数当在万人以上。
明朝覆亡的原因固然有多种因素导致，但在明初特殊环境下形成的宗藩制度，无疑正是给国家带来无穷祸害的罪魁祸首之一。
而这一切恶果，正是朱元璋本人一手所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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