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報記者陳沉4月10日報道】《外交學者》（The Diplomat）10日發表了 題為《美國如何贏得針對中國的貿易戰》，從歷史角度對特朗普政府如何從貿易戰中獲益作了深入解讀。
全文摘編如下：
貿易戰真如特朗普總統去年所說的那樣好、那樣容易贏嗎？許多主流經濟學家和外交政策分析師都會給出了響亮的答案——“不是”。這些專業人士用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與珍珠港事件（Pearl Harbor）作類比，譴責特朗普為了達到自由貿易經濟採取的貿易政策極為幼稚，並且夾雜著安全隱患。這些批評人士稱中美兩國會兩敗俱傷。
不過，從歷史來看，只要美國製定了明確並剋制的目標，採取目標明確的方案和進行目標明確的磋商，並避免置中國領導層於不是丟臉投降就是進行惡性報復的兩難選擇之中，那麼結果一般都利好於美國。
1930年胡佛總統（Herbert Hoover）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已成為宏觀經濟分析師們默認的最糟案例。由1929年美國股市絕望崩盤引發的保護主義思潮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寫入美國法律奠定了基礎。它所引發的貿易戰在1929年至1934年間將全球貿易削減了66個百分點。全球經濟環境急速惡化，與此同時，危險的平民主義、國家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領袖紛紛浮現。
另一個貿易戰的糟糕案例來自於引發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系列事件之一。當時，為了懲罰日本針對其鄰國進行的侵略，美國發動了禁止向日本出口優質鐵屑和航空燃料的舉措。在這些也未能阻止日本的惡劣行徑之後，華盛頓加強了對鐵、黃銅、銅等重要原材料以及石油這一最為重要能源的禁運。
面對極具威脅性的軍事對手和亞洲秩序安全的崩塌，這些做法從懲罰與威懾日本來看似乎是相對安全的。但1941年8月的原油禁運後來被證明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日本所使用的原油中有80%都來自於美國，在不明所以的情況下，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政府其實是逼迫日本在投降與衝突之間做出選擇。
1941年12月2日，日本大使在國家被擠入邊角的情況下回應華盛頓：“日本人認為……美國對他們施加了巨大壓力，迫使他們屈服於美國的立場。這種情況下，相比向壓力屈服，更好的做法就是應聲而戰。”而在東京，絕望的日本領導人通過了一項先發制人的計劃，即向美國停在珍珠港的海軍力量發動襲擊。貿易戰將美國帶進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不過，貿易戰不只會導致戰爭，更近期的貿易衝突歷史則向我們暗示了其他可能性，甚至能產生積極的結果。
1971年8月，時任美總統尼克松（Richard Nixon）發現自己的國家處在外國中央銀行施加的壓力之中，並對美國出口中高成本導致的貿易逆差感到不滿。作為回應，尼克松突然禁止了美元對黃金的兌換，此舉讓整個戰後佈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的全球貨幣體系置於危險當中。與此同時，尼克松還實行了為期90天的工資凍結，並向進口貨品增加了10%的關稅，以保證“美國貨品不會因為不公平的匯率處於不利地位”。
同特朗普一樣，尼克松的這些做法也沒有通知美國的盟友，因此需要承擔可能招致報復性關稅的風險，在全球範圍內引發強烈抗議。
如今，經濟學家將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看作是不好的經濟手段。正如美國學者阿爾登（Edward Alden）所說，“如今的美國達不到1971年那時在經濟上的支配地位；美國的盟友也沒能準備好接受特朗普總統那些申訴的合法性；特朗普的團隊相比尼克松的團隊能力差距很遠，後者包括經濟學家沃爾克（Paul Volcker）、投資商人彼得森（Pete Peterson）、外交專家霍馬茨（Robert Hormats）和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在這兩場貿易戰中，兩位總統都執著於扭轉美國的貿易平衡。1971年，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其他國家會為了避免長期風險轉而選擇與尼克松政府協商。那之後很快就達成了改變匯率、利好美國的《史密森協定》（Smithsonian Agreement）。而如今，匯率不是固定不變的，因此也無法輕易被修改，其他可能的貿易妥協方案就是增加從美國的進口。
特朗普總統能從其共和黨前任身上學到的，就是由白宮發起的貿易戰不會自動以災難告終。積極的貿易措施可以迫使對方做出實質性的讓步，甚至會讓全球經濟體系處於更為可持續的基礎之上。
特朗普與其顧問應該從這些史實中弄明白的是，他們需要的是制定目標明確的方案和進行目標明確的磋商，讓對方看到美國的目標明確並且是有限度的。他們應該確定並選擇足夠尖銳的政策以讓對方做出讓步，但同時要有所節制，避免置中國領導層於不是丟臉投降就是進行惡性報復的兩難選擇之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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