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歐遊心影錄》一書是梁啟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這一特殊歷史時刻遊歷歐洲後寫下的觀感。書中生動及時地報道了歐洲遭受這場人類歷史上亙古未有的浩劫， 並吶喊：“我的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 大海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 等著你來超拔他哩。”當時即引起極大的反響，有人據此批評梁氏文化觀點的保守和倒退。一百年後我們再來複盤梁啟超對中西文化問題的認識，或許更加客觀公正。
中國歐洲考察團在巴黎的合影 左二為蔣百里、左三為梁啟超、左四為張君勱
1918年11月，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此年年底至1920年初， 梁啟超偕蔣百里、丁文江、張君勱等人赴歐洲遊歷、考察，歷時一年有餘。 梁氏於啟程赴歐前夕，與張東蓀、黃溯初談了一通宵，“著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 相約以後決然捨棄， 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換一個生命。
梁啟超此行目的有二：“第 一件想自己
求一點學問， 而且看看這空前絕後的歷史劇怎樣收場， 拓一拓眼界。 第二件也因為正在做正義人道的外交夢，以為這次和會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國際關係根本改造， 立個永久的和平基礎。 想拿私人資格把我們的冤苦，向全世界輿論伸訴伸訴， 也算盡一二分國民責任。”梁氏一行於 １９１９ 年 ２ 月抵倫敦，先後到法國、比利時、荷蘭、瑞士、意大利，再返回法國，年底到柏林。 梁啟超在巴黎時，正值國際和會召開， 英、法、美等大國操縱和會， 他們屈服於日本的壓力，居然犧牲中國利益，同意日本繼承德國在中國山東的全部權利 的無理要求。對此，梁啟超滿懷愛國義憤，以中國民間代表的身份，向國際輿論界表示強烈抗議。 同時，他與國內民間組織國民外交協會保持密切聯繫，及時報告和會消息，鼓動國內人士敦促北洋政府在收回山東主權問題上採取堅定態度。
五四運動
４月底，梁氏將山東交涉失敗的消息報告國內，呼籲拒籤對德和約。他在致國民外交協會的電報中說：“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 梁啟超的堅決態度和努力，對五四運動的爆發產生過直接的影響。帝國主義列強分贓和大國操縱國際事務的行徑， 使梁啟超深受剌激和教育，他稱 “驚醒了正義人道的夢”，並使他對於中國時時面臨著帝國主義侵略掠奪的威脅，有更清醒的認識。
梁啟超歐遊所抱定的第一個目的是開拓眼界、 尋求學問， 實則包含對歐洲文明的真價值之考察， 和對中國救國道路的探求兩個部分， 在這方面他有更大的收穫。 歐洲之行引起他的強烈震撼， 使他心靈深處醞釀著一場“
絕大的革命”。梁啟超是在特殊時刻進行對歐洲的考察的，他到處目睹歐洲各國經歷世界大戰遭受嚴重破壞的現實。各國互相殘殺的結果，歐洲人口死傷達三千萬，法國失去壯丁近半數，到處滿目瘡痍。糧食及各種物品嚴重匱乏，物價飛漲，晚上連電燈照明都難以保證，進入冬季連取暖用煤都沒有。誠如梁氏所言，連戰勝國英法也 “荊天棘地”。
血腥絞肉機:凡爾登戰役
他又描述凡爾登戰場留下的慘狀，只好拿被維蘇威火山毀成廢墟的龐貝城相比擬。梁氏嚴厲譴責帝國主義國家間的野蠻殘殺， 痛斥文明人制造的武器造成的破壞比野蠻人不知要超出多少倍！
他觀察到歐洲戰後勞資兩大階級之間矛盾更加尖銳，罷工風潮 “看得見聽得見的每月總有幾次”， 規模最大的英國鐵路罷工，“簡直就是兩個敵國交戰”。同時，他報道了一些歐洲人士對西方文明弊病的尖銳批評。大戰以後，歐洲人對先前過分相信 “科學萬能” 感到幻滅。當時謳歌科學萬能的人，眼看科學不但沒有給人類帶來幸福， “
倒反帶來災難”，因而 “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最典型的是美國記者賽蒙和梁啟超談話，他不贊成把西方文明輸入中國，而說他 “回去就是關起大門老等，等你們把中國文明輸進來救拔我們”。可見大戰災難確實給西方思想界帶來危機。梁氏在篇末所講歐洲人愁著物質文明的破產，等著用中國文明去超拔他們， 其導因也正在這裡。
斯賓格勒(1880~1936)與《西方的沒落》
儘管梁啟超目睹了歐洲 “文明國家” 互相廝殺造成的慘禍和戰後種種矛盾，並耳聞一些歐洲人士的悲觀論調，然而，他在書中仍然明確地表達了對歐洲前途的信心。
最重要的原因在於， 梁啟超經過一番考慮，認識到歐洲文明以往取得的巨大進步， 如優越的社會組織，發達的產業，先進的科學技術，各種學說的創造等等，其根基立在下層民眾的自主自覺意識和 “個性發展”，使社會進步和文明建立在大多數人的基礎之上。
因此，這次大戰雖然使戰勝國和戰敗國都陷於一蹶不振的境地，但
絕不會如同歷史上的埃及、希臘、羅馬那樣，造成以往燦爛文明的終絕。梁啟超斷言，歐洲的文明“是建設在大多數人心理上，好像蓋房子從地腳修起，打了個很結實的樁兒，任憑暴風疾雨，是不會動搖 的”。
龐貝古城遺址
他把歐洲民眾發揮自主自覺意識的文化特徵概括為“群眾化”， 並作了頗有深度的分析：
“歐洲百年來物質上精神上的變化，都是由‘個性發展’而來，現在還日日往這條路上去做。他和古代中世乃至十八世紀前的文明， 根本上有不同的一點，從前是貴族的文明、受動的文明，如今卻是群眾的文明、自發的文明。
從前的文明是靠少數特別地位特別天才的人來維持他， 自然逃不了 ‘人亡政息’ 的公例； 今世的文明， 是靠全社會一般人個個自覺、日日創造出來的， 所以他的‘質’ 雖有時比前不如， 他的 ‘量’ 卻比從前來得豐富，他的 ‘力’ 卻比從前來得連續。現在的歐洲，一言以蔽之， 萬事萬物， 都是 ‘
群眾化’。”
漫畫家筆下1914年的歐洲
在法國蘭士， 正遇到當地駐軍連隊在廣場上舉行授勳儀式， 由高級軍官代表總統向兩名負傷士兵授予勳章 ，場面隆重、熱烈，他十分重視這種做法，認為其確能發揮出 “國家主義下一種精神教育” 的作用。
在著名戰地凡爾登， 他了解到，當日兩軍激戰時，法軍總炮臺裡面寬敞的地下室內， 竟還經常為士兵演電影、舉行音樂會，還有一個設備完備的士兵消費協會，為士兵購買各種價格低廉的生活用品，由士兵自己組織，軍官加入，由此，梁氏對法國士兵所表現出來的國民高度自治能力和民主管理精神表示了由衷的讚歎！
在另一著名戰地梅茲城， 梁氏最受感動的是這裡將矗立起一座法國普通士兵的新銅像， 取代被市民搗毀的過去德軍所立德皇威廉一世的銅像。 梁氏高度評價由此而體現的
西方人重視下層民眾意志的精神和現代歐洲 “平民化” 的時代趨勢， 說：“我看了這銅像， 覺得他用意真是深長美善。 他表示出一國中歷史上大事業， 並不是一兩位有名人做出來的， 乃是大多數無名人做出來的。 所以這個 銅像， 我叫他做 ‘平民化’ 的銅像。其實歐美今後大勢所趨， 那件事不是平民化！ 這銅像不過一種顯著的表徵罷了。”
巴黎和會簽署《凡爾賽條約》
梁氏考察歐洲， 更重要的目的在於探索中國如何才能富強的大學問。由於他相當深刻地認識到歐洲文明進步的基礎在於民眾的覺悟和能力， 兩相對照， 學習歐洲文明的長處， 提高中國人的自覺成為他思考的核心。《歐遊心影錄》 “總論” 下篇即以 “中國人的自覺” 為題， 論述他對中國如何擺脫貧窮落後、 尋求民族強盛之路的主張。
首先， 梁氏提出“愛國” 應與 “世界眼光” 聯繫起來： “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個人， 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世界。”即應確實
知道世界局勢， 學習別人長處， 趕上世界潮流， 發奮努 力， 以期對人類全體文明做出更大貢獻。當時，中國正處於北洋軍閥統治時代，社會弊病叢生， 矛盾錯綜複雜， 梁氏呼籲從西方文明曾經遇到巨大挫折、經受了考驗、取得輝煌成功的歷史，得到啟示和借鑑，鼓舞中國民眾在種種困難面前絕對不能悲觀， 而應該鼓起百倍勇氣去爭取光明前途。其次， 梁氏拿西方的法治精神、民眾素質為對照，反思中國國民性的弱點， 有力地加以針砭， 強調培養法治精神、發展個性的重要。繼《新民說》之後梁氏在此篇中進一步警告中國人若不改變缺少團體意識的劣根性，必將無法在國際社會立足，“結果非被淘汰不可！”這就是需要借鑑、學習歐美人的組織能力和法治精神的原因。
一戰歐洲戰場的華工
中國歷史上國家和家族長期是權力至上的人發號施令，“不容有公認法則來束縛他”，別人只能隨時無條件服從 。故“法治” 二字， 在從前社會可謂全無意義。明乎此，更應該下大力氣在國民中進行教育、培養。他主張由市自治會、鄉自治會這樣的地方自治，來培養管理國家的興趣和責任心。
再次，梁氏呼籲 “思想解放”， 這與 “五四” 精神是相合拍的。他提出對於什麼問題都要窮竟原委，求出個真知灼見，不受束縛。歐洲現代文明都從“自由批評”產生出來， 由自己的審擇——批評，而必然引起別人的審擇，由此便開了思想解放的路，互相浚發，互相匡正，真理日明，世運日進。傑出人物的學說，必定是首先擺脫古代思想和並時思想的束縛，獨立自主研究，才立出一家學說 。而中國學術的衰落、停頓，正是由於長期受到“定於一尊”的束縛、禁錮之結果。“真金不怕紅爐火”， 針對各種問題敢於發表不同見解，自由進行批評，可以刮垢磨光，越發顯出真價值。
對於當時受人注意的 “社會主義” 理論， 梁氏也直率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從國民生計上來看， 這自然是現代最有價值的學說， 國內提倡新思潮的人開始漸漸地注意研究它， 也是很好的現象。但他主張區分精神的方法和實行的方法。 其精神 （即原則上）“是絕對要採用的”；至於實行的方法，那就各國各時代種種不同，“採用的程度如何，總要順應本國現時社會的情況”。
鄧秉元 新文化運動百年祭油畫
最後，梁啟超提出中國文化發展的前景：“拿西洋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 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 。”他批評對傳統文化盲目崇拜和虛無主義兩種態度，同時提出總結、發揮中國文化應借西方文化做途徑，因其方法嚴密， 而且思想解放有久遠傳統，內容豐富，很值得參考。
具體來說，他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規劃了四個步驟：
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
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
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
第四步，把這新系統往外擴充 ，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好處。
他的設計方案鮮明地不同於文化的保守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突出地體現出 “不懈地向上”的精神，這種對中西文化問題的自覺認識，無愧是代表了五四時期的時代智慧。
作者受教於陳寅恪弟子劉節先生、師從史學大家白壽彝。
八旬長者士人風範薪火相傳，三十餘年治學菁華今朝問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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