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痞子文学」扛把子，众所周知的狂人，瞧不上的人多了去，他曾在电视节目上自称：我是流氓我怕谁？
把日记收录在一起，并上两部短篇小说，成了王朔近年的新作，他给这书取名为《新狂人日记》。
这书名有跟风之嫌，只比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多一个字，被问及的时候，王朔笑称：「狂」，不是鲁迅的专利。
「有些人不是说我疯了吗？我就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瞧瞧，多狂。
结果聊到阿城，立马就是乖乖小迷弟，星星眼都要出来了。
王朔的随笔集《知道分子》里，提到阿城的时候是这么写的：
阿城，我的天，这可不是一般人，史铁生拿我和他并列，真是高抬我了。
我以为北京这地方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养成精的就是阿城。
这个人，我是极其仰慕其人，若是下令，全国每人都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
1.
1949年清明节，中国人都在纪念死人的时候，他糊糊涂涂地来了。
阿城，原名钟阿城。
1984年7月，《上海文艺》刊登了一部小说，名为《棋王》，作者署名为：阿城。
在当时的伤痕和反思文学狂潮中，阿城的文字有如一股清风，荡荡悠悠地吹入了文学这片土地，独树一帜的风格，瞬间引爆全国。
这一年，阿城三十五岁，《棋王》是他的处女座，不到三四天就写完了。
当时，莫言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念书，上多了名士大家的课，自然脑袋里有不少狂妄的想法，虽然还没写出什么文章来，但听得多看得多，能够看上的文章已经不多了。
但当他看到阿城的《棋王》时，彻底被征服了。
「那时他在我的心目中毫无疑问是个巨大的偶像，想象中他应该穿着长袍马褂，手里提着一柄麈尾，披散着头发，用朱砂点了唇和额，一身的仙风道骨，微微透出几分妖气。」
在莫言心里，阿城差不多成仙了。
阿城写小说从来不用华丽的辞藻，文字凝练，几个动词，就把画面感写得极强，陈丹青说他是「作家中的作家」，而张大春则说自己从早年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崇拜阿城。
作家止庵也感慨：「阿城是第一个让我感到中文之美的作家。」
阿城的小说里几乎都是小短句，易读好消化，又显得跳动活泼，既精干又圆转，没有多余的话，用词极克制，读来余味绵长。
他在《棋王》里写知青王一生的吃相：
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
2.
《棋王》横空出世后的第二年，阿城的《孩子王》和《树王》相继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和《中国作家》上发表，汪曾祺曾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对其大力推举，1985年变成了阿城年。
《孩子王》和《棋王》后来都被改编成了电影。
《孩子王》是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故事，这部电影1987年上映，现在豆瓣评分8.1分。导演是陈凯歌，他曾经和阿城一起在云南农场生活过，在他眼里，阿城是不愿挂出勋章的军人。
「三王」一出，阿城在文坛基本已经封神了。
名声打响，很多文艺届人士慕名到阿城住处，想一睹大师风采，沾点仙气。
他自己喜欢吃面条，就以面待客。有时候一天就得下十几次面，有事出门几天，就在窗户上留下字条：出门了，钥匙和面条在老地方，几天后回来。
原本阿城的写作计划是，一共要写八王系列，和「三王」一样，都是写知青题材和农场生活。他父亲笑称，小说集的名字就叫《王八集》。
但最后都没出来，倒是写了一些短篇和随笔发表到一些杂志上，后来收录到了《遍地风流》里，有些地方的高考语文阅读理解，就节选自这里。
阿城所写的三部小说，在八十年代的文坛引起巨大轰动，虽然也是以知青生活为题材，却无法把它们简单粗暴归类到「知青小说」中。
当时很多人把阿城推崇为「寻根文学」的主将，但他自己不这么看。
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查建英跟阿城聊天曾问过他类似的问题，他说：
「寻根」是韩少功的贡献。我只是对知识构成和文化结构有兴趣。
你不管是找传统也好，找西方也好，这样你的知识结构和知识构成都能丰富一些，就会从原来的那种意识形态脱离开，或是看得开一些。
阿城与同时代人的知识构成和文化结构的不同，也正是他的三部小说一发表出来，就能如惊雷一样瞬间响彻全国的原因。
阿城八岁那年，父亲被打成右派，他也跟着「靠边站」。在学校，老师每次点名去天安门广场都没他的份儿，老师同学去受接见的时候，他就只能自己安排时间。
他就常去旧书店看书打发时间。店里的伙计都很好，从不管他，任他看，要是有的书放得太高他够不到，还会帮他取下来。
在旧书店，阿城看了很多新中国淘汰的书，古今中外的都有，各种名著小说，他都看，杂书古书也看，还有时间呢，他就看字画，研究古玩。
后来书店里的书一本一本减少，很多书都被清查了，再看到都是很久之后的事了。但是阿城因祸得福，那段时间看了很多。
所以他的知识结构和文化构成自然和同龄人不一样，看到的体悟到的，再到写出来的东西都不是一个路数。
3.
「三王」之后，阿城基本不写小说了，也许写了但他自己不愿意发表，不过还一直在写一些文章。
九十年代后期，他曾在《收获》杂志上开专栏，写一些科学和人文常识，从小事说开去，笔法生动，还是那个味儿，一点都不枯燥。
王朔说，看阿城讲常识，句句都是断根儿的道理。同时在《收获》上开专栏的还有余秋雨，写「霜天话语」，跟阿城一比，就显得力钝，不过就是一些世故的话，家常看法，不说也罢。
其实用阿城自己的话说，他是误入文学的「坑」，无意要当作家。
「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不过，阿城在少年时期体会到的那种边缘化，返城后依然能体会到，哪怕实在成名后也没有得到消减。
十多年没在这个城市，没人认识你，没有人脉，上哪儿找工作去？都30多岁的人了，还在父母屋里撘床睡，靠父母生活，完全不能独立。
虽然84年发表了小说后，成名了，但还是养不活人啊。畅销作家和作家是两个概念，畅销作家是有钱人的概念，作家是要饭的概念。写东西做不到畅销，就等于要饭的。
养不活自己就不说了，成名后公共生活都围上去了，他自己感觉像做贼被人撒网网住了，而且网越收越紧了。
但他后来去了美国，才体会到，原来边缘是正常的啊！没人理你是正常的啊！大家都尊重对方的隐私，这是个常识啊！
所以在国外，阿城反而是心里踏实了，并没有那种成名后到国外一无所有的焦虑感。
86年之后，阿城基本就在美国定居下来，悠闲自在地当起了「隐士」。
他什么都干，只要能养活自己，刷墙、送外卖都行。
后来还有记者问他：「你以前在美国主要靠打工维持生计？」
他也不留面子，反问记者：「我在美国打了很多份工，主要是刷墙。刷墙不用动脑子。我为什么非要去做那些费脑子的工作？」
阿城的写作习惯在晚上，白天刷墙晚上回家写点字，也是自得其乐。写高兴了，还给自己炒两小菜，下碗面条，吃完洗澡，美滋滋地睡觉。
有人说，阿城除了是作家，还是个生活家，这话我太赞同了。
他的兴趣在很多地方，文学和写小说只是一处，王朔说如果全国下令追星，他就追阿城，还有个原因就在这儿。阿城总能把自己的兴趣变成手艺。
《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陈晓卿，对吃就够有研究够讲究的了，他和阿城一起吃饭，都自叹不如。
阿城喜欢吃湘菜，他认为湘菜，吃的是一个锅气，离锅灶越近，花的钱越值，所以，他每次吃湘菜一定要选最靠近厨房的位置。
阿城朋友曾说，他看菜单那个仔细研究的劲儿，比看《荷马史诗》还有味儿。
他还会做木工，能打全套结婚家具，做美工，能做到陈凯歌侯孝贤专程来请教的程度。
最绝的是，他还会自己组装老爷汽车，不是随便装来自己玩玩儿的程度，都能以此为职业，可以靠改装赚钱。
王朔说起这个来，就特崇拜。
他亲眼所见，阿城买了辆破车，再到店里买本书，弄上一堆零件，就在自己家楼下，一块块装上，然后自己喷漆，最后装出了一辆红色敞篷车。阿城坐里面端着一个烟斗，跟大仙似的。
据说，阿城把这辆车开到大街上，一遇红灯停车，总有人问卖不卖。阿城就摇头，不卖！甚至有人开价到了14万美金。
那会儿王朔住洛杉矶，周末经常去阿城小圈子的聚会玩，就为了听阿城神侃。王朔多能贫的一人，在阿城面前，听完都能笑得摔一边去，说听阿城说话极其增智益寿。
王朔还发出感慨说：这个人对活着比对写文章重视，幸亏如此，给我们留下了活着的空间。
4.
1992年，阿城受到邀请去威尼斯旅居三个月。
闲逛三个月后，要出一部作品，随笔集《威尼斯日记》就是他在那段时间写的。
他自称，《威尼斯日记》是一本没用的书，但没用的书比有用的书好看。
养猪、养羊的书就实用，但它肯定没随笔耐读。
他还说，艺术是很奢侈的东西，不是必需品。生活当中，能维持生活的则是必需品，此外便是奢侈的。
结果，这本没用的书获得了意大利NONINO国际文学成就奖。
《威尼斯日记》里有一篇我印象很深：
又到一个浮码头小饮，麻雀像鸽子一样不怕人。一个老人久久坐着，之后离开，笔直地向海里走，突然拐了一个直角沿岸边走，再用直角拐回原来的位置，立在那里想了一会儿，重新开始他的直角离开方式，步履艰难。
老？醉？也许觉出一个东方人注意到他，于是开个玩笑？
其实这个东方人在想，自己老了之后，能不能也拐这样漂亮的直角。
我想，拐漂亮的直角也是一份奢侈，能像阿城那样生活和思考，也是一份奢侈。
但愿，我们都能拐这样漂亮的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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