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过后，除了权倾一时的巨魁在舞台上刀锋上跳舞以外，也有很多不甘寂寞的小鱼小虾纷纷在惊天巨浪中蹦跶，有的趁机上位，有的还没冒出头就被巨浪吞没了，所以在哪个年代千万不要自不量力，要根据自己的本事衡量衡量自己到底有没有分量混？
三国时的巴蜀老将严颜，被俘后说了一句“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被文天祥写进《正气歌》名垂后世，然而他并没真的断头。赵尔丰这位白发将军，倒是真的将头断在了四川，可惜身后之名，就差得多了。长期以来因为成都血案的污点，被人痛骂为赵屠夫，和前面的曾剃头没啥区别，只是赵屠夫的名气比曾剃头小好多了。
其实赵尔丰是一个廉洁公正的好官，将兵变的帐算到赵尔丰头上，这是一个巨大连环计中的最后一环。而吊诡的是，后世史家几乎不问青红皂白，便采信了胜利者的说法，赵尔丰再度背上一个巨大的黑锅。这个黑锅制造者就是英俊高大神武的尹昌衡，赵尔丰虽然是好人，但人家长得丑啊，从照片上来看就是一个歪瓜裂枣的，不像尹昌衡这样相貌堂堂，谁能想到尹昌衡这么坏呢？
不能一味听取尹昌衡自编自导的阐述，各种证据表明这个人是个小人，投机主义，贪生怕死也不抗日，为了当都督教唆大汉士兵反抗浦都督，没人品的污蔑赵尔丰将其杀害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利用职务中饱私囊贪污省库，没有资格被抬高。
在做了赵尔丰之前，尹昌衡早就不这么安分了，他虽然还是低层次的军官，手上没啥权力，对权力的渴望迫切。
自从甲午、庚子两次惨败之后，清廷痛定思痛，决心大练新军，各省也就各自分配了任务了。
1910年，四川编练的新军第十七镇成立，统制朱庆澜是北方人，他为了更好的控制部队而安插了不少自己人，如参谋官程潜、协统施承德、陈德邻，标统周骏、叶荃、王铸仁等。
当时军中十几个管带中，只有宋学皋、彭光烈、龙光、彭鹄举4人为川籍（清末新军的统制、协统、标统、管带，即相当于现代军制的师长、旅长、团长、营长）。
由于当时的高级军官多为外省人，中下级的川籍军官大为不满，尹昌衡就是其中最激烈的一个。在十七镇的成立庆祝会上，四川总督赵尔巽亲临现场并做了简短讲话，大意是：
“十七镇成立了，我为川人庆、为川人贺，从此国防省防更有保障了。”
孰料赵总督的话音未落，尹昌衡就首先跳了出来，其大声说：
“大帅刚才所言，昌衡以为大谬不然”。
此话一出，全场皆惊。
赵尔巽听了这刺耳话，心里老大不舒服，但还是和颜悦色的说：“那你以为如何？”
尹昌衡于是抓住机会当众指斥军中“武器陈旧、用人不当，械不可用、将不知兵”，等等，诸如此类。
赵尔巽听后沉着脸一言不发，好在有同事出来打圆场，称尹昌衡喝多了乱讲话，随后将之强行拖出会场了事。
事后，赵尔巽对这个“刺头”倒是注意上了，在随后的十七镇军事演习中，尹昌衡被任命为东军裁判官（演习分东、西军对抗），以观成效。
演习结束讲评时，尹昌衡对那些外省军官们大加批驳，以显示自己的军事才能，由此获取了“胆气粗豪，敢于说话”的名声。
在日本留学期间，尹昌衡曾与同盟会有过接触（李书城把他也划入了“铁血丈夫团”的大名单），但回四川后，革命党的“排满主义”在他这里却变成了私利性的“排外省主义”。
每次宴会，尹昌衡总是有意喝醉并乘着酒意大骂非川籍军官——当然，那些高级军官屁股后面不干净也是事实。
在川籍军官与外省军官的对立情绪下，尹昌衡的肆意辱骂反而赢得了本省军人的好感（这也是人之常情）。
1911年3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行前特向继任总督赵尔丰（即赵尔巽之弟，时任川滇边务大臣）推荐，尹昌衡由此改任教练处会办。
这么说尹昌衡一路发达的恩人就是赵尔巽，赵尔丰。但翻起脸来，恩人算什么，又不是亲爹妈，照砍不误。
处决赵尔丰的最大理由，据说是他煽动了12月8日的兵变。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所有的证据都无法显示这位老人试图重新夺回被他自己送出去的权力，相反，证据几乎都指向那些指控他、审判他、并且处决他的人们。
最有可能发动兵变的两个人——26岁的年轻军官尹昌衡、34岁的黑道老大罗纶，如愿地坐上了都督与副都督的宝座。但依然忠于大清王朝的边防军，在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的率领下，正往成都挺进。而那位“起义”在先的新军排长、如今的重庆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也带着部队西征过来。还没坐热位子的都督和副都督都感到了莫大的威胁，这年头，谁都可能被随时推翻，并安上一个俯拾可得的罪名。而篡位者最怕的就是篡位者同类。
他们决心要借用那位老人的脑袋，让自己坐得更稳固些。而这位老人的实力和影响力，都令他们不敢直接动用武力。
于是，尹昌衡单独去见赵尔丰，名义是晚辈向长辈讨教。谦恭的晚辈咨询了很多行政管理上的问题，然后进言道：大帅身边还有如此多的卫兵，会引起他人不必要的疑虑和联想，不如先将这3000名交军政府接管，再以军政府名义下令仍驻原地保护大帅，这样就可以杜绝流言。
经历过无数风浪的老人相信了、或者说是本无所谓，手书一道命令，把3000名卫队的指挥权拱手交出。这一被谋划者们自以为得意的举措，却恰恰证明了他们对赵尔丰阴谋复辟的指控，只是“革命”的策略和谎言而已。
尹昌衡亲自负责掩护，他从正门入内，说服了剩余的卫队放下武器，而陶泽锟则从后墙翻入内院，冲进了赵尔丰的卧室。尹昌衡告诉老帅，为了他的安全，还是一同到军政府去。四名士兵一拥而上，将老帅架起来，拖到了军政府。这就是被“革命者”们津津乐道的智取赵尔丰。在整个过程中，据说陶泽锟只砍死了试图抵抗的一名警卫人员，也有野史说那只是一个伺候的丫头而已。赵尔丰绝对没有想到，自己最后死在这位着力培养、极其新任的年轻军官手中……
而在尹昌衡的回忆录中，却说自己完全是“被迫”杀害老长官的。逼迫他的人，既有同盟会、“同志军”的人，也有蒲殿俊这样的“绅士”们。同志军想杀赵尔丰的动机，只是觉得这次造反没有成就，“覆清我首也，伐赵我初志也，首功不赏，初志为酬，奈何即罢？”而蒲殿俊等逼迫尹昌衡，是因为他们自己受到了“士民”的“逼迫”：“不杀赵尔丰，军民无噍类矣！”尹昌衡无奈，拖了几天，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动手。
在这份漏洞百出的辩解中，至少可以看出，这位下令砍下赵尔丰脑袋的年轻人，并不真正相信那位老人是该杀的。根据这份回忆录，面对突然闯入的士兵，赵尔丰十分平静，走到阶下，问尹昌衡：“能相活乎？”
尹昌衡说：“既此非我意，当语众绅。”
但是，众人的意见都是：“尔丰屠川人，川人死于兵者数十万，死于乱者百万，是夫之肉其足食乎？”
赵尔丰终于成了这场大灾难的最大替罪羊。
据尹昌衡自己说，他还派了士兵保卫赵尔丰的家室，而赵尔丰一个孙子躲在邻宅，藏了7天，确定平安无事后才回家。
其实，要论起私人交情，赵尔丰及其兄、前任四川总督赵尔巽，都算是尹昌衡的仕途恩人。
尹昌衡虽然年轻，手段却极其老辣。他依靠着川籍军官的力量，与失意的咨议局副议长罗纶合作，一个动用军方的力量，一个动用黑道的力量，终于成功地赶走了蒲殿俊和朱庆澜，夺得了政权。而赵尔丰的脑袋，也成为他们巩固权力、扬威立万的台阶。
英国总领事谨顺也根本就不相信这是赵尔丰煽动的，“既然赵尔丰阁下因大清银行的被毁而几乎丧失了他在成都的所有现款，所以无论他希望通过揭示蒲殿俊政府的软弱无力获得多少好处，都不像是骚乱的发动者。”
赵尔丰被小人尹昌衡所杀，其婢女为救他而死，随後其生前卫士又去刺杀革命军头目为他复仇，也可略见他平时为人一斑。
事实上，赵尔丰的被杀，与其说是对“反动旧官僚”的清算，倒不如说是革命的“投名状”。
赵尔丰的人头，实则是新政权树威的道具，意在警示一切可能觊觎权力的竞争者。
事后，曾亲身参与辛亥革命的郭沫若记下了民众对赵尔丰之死的微妙反应，说：
“（赵尔丰）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
很大程度上，赵尔丰也算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吏，辛亥年的四川虽说乱，但毕竟乱而不倒。至于其死后，四川更是一乱就是三十几年。
而且，赵尔丰所率的边防军对于清末藏南的安定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被杀后，藏区局势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这却是不得不补一笔的。
至于新官尹昌衡，其平素放荡不羁，在广西期间即诡称“酒不丧行，色不害德”。
当上都督之后，年不过27岁的尹昌衡更是骄纵十足，犯了好酒贪色的老毛病。
当然，尹昌衡自幼个子硕长，按现在的标准，可算是个英气逼人的大帅哥，加上年纪轻轻即身居高位，难免把持不住。
他在任都督期间，曾将某年轻美貌的老板娘收为妾室而毫不顾忌舆论的指摘。
更滑稽的是，尹为了好色还编出一条三段论，曰：“自古英雄皆好色，昌衡是英雄，故昌衡好色也”，以此证明他的好色是合理的。
当然，尹昌衡当时的侍妾也不只这老板娘一人。
在后来的西征途中，尹昌衡也毫不检点，经常粉墨登场唱戏，甚至乘醉调戏少数民族妇女，举止轻佻狂妄。
1912年6月，袁世凯命尹昌衡为西征军总司令，率川军入藏平叛，不久，又将之调入京城。袁世凯又不是赵尔丰，这是政坛大鳄啊，尹昌衡种种手段在袁大头面前是不够玩的，叫你入京就入京还能咋地，没办法只好乖乖去了。
入京后的尹昌衡如无根之萍，险些遭到杀身之祸。
原来，赵尔丰之女嫁给了袁世凯之子，难免要为父报仇；而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是老袁的好友，一直在为其弟申冤。
在这些人的活动下，袁世凯于1914年3月下令议恤前四川总督赵尔丰；同年8月，又下令褫夺尹昌衡的军职荣典。
所幸的是，当时的陆军总长段祺瑞与尹昌衡有师生之谊，在他的保护下，北洋政府才以“亏空公款”的罪名轻判尹昌衡有期徒刑九年结案。
1916年袁世凯死后，尹昌衡被特赦出狱，从此退出政坛，当年的叱咤往事也就渐成烟云。
不久，尹昌衡回到成都，筑止园闲居，此后意志日渐消沉，平时以诗酒、参禅自遣。
对尹昌衡的一生，一般史家的评论是四个字：志大才疏。
尹昌衡晚年双目失明，后于1953年病死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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