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一位“江湖庸医”和两位名医

2、“一元四角”的诊金

3、被吐槽的“药引”

4、科普：中医的“药引”和“引经药”

（ 两个现实例子：枣树皮和鸡蛋黄）

按鲁迅先生的描述，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大概是在甲午年（1894年）的冬天，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病了，“最早的病象是吐狂血”，病势汹汹，后来吃了药，病情逐渐平稳了。到了第二年，就更严重了“随后脚背浮肿，渐至小腿，……终于肿到胸腹之间”。这期间，家里先后请来了S城里的两大顶尖的名医，大概当做肺痈、臌胀治疗。第一位给看了两整年，花费不菲，却毫无效验，且病越来越利害，直至快要起不来床了。这位名医没辙了，于是推荐了另一位更高本领的名医“陈莲河”。陈莲河的诊金一样的高，用药与前一位不同，药引子更加奇特和难寻。药吃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最后到药“灌下去，却从口角上回了出来”。

实际背景：1893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科场作弊案下狱，后经过疏通关系才判了一个“斩监候”，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死缓。打点关系可没那么容易，钱大笔大笔的花，卖田卖地，以致家道中落。这时的鲁迅13岁（虚岁），大概正在三味书屋读书。鲁迅的父亲周伯宜（1861-1896）受牵连，经历过坐牢、革去秀才身份，再加上家道中落，心中的郁闷，染上了酗酒、吸食鸦片的恶习。1894年冬天就病倒了，病的很重，先后请过三位中医，还是没能药到病除、起死回生。丙申年九月初六日（1896）周伯宜病逝时，年仅36岁，这时候的鲁迅16岁。

1、一位“江湖庸医”和两位名医

据鲁迅先生的一段追忆，在请两位名医之前，还请过一位姓冯、胖胖的的医生。看了一段时间，也没什么效果，说话也不靠谱，刚说完“没什么要紧”，第二天就说相反的话。周伯宜觉得他是江湖庸医，于是不再请他。这个冯姓医生是谁，也不得而知了。

后来的几年，先后请了两个名医：一个是被鲁迅隐去了姓名的姚之仙，另一个是姓名被做了隐晦处理（倒过来读音同）的何廉臣。

这两位作为一方的名医，是不是浪得虚名，又一个“庸医”？

（2）阔气的名医——姚之仙

姚之仙是绍兴城的一大名医，据说做过太医，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绍兴人称“姚半仙”，出诊架子甚大，诊金也很贵。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父亲的病》（1926）回忆说：

大约十多年前罢，Ｓ城中曾经盛传过一个名医的故事：

他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闺女生急病，来请他了，因为他其时已经阔得不耐烦，便非一百元不去。他们只得都依他。

待去时，却只是草草地一看，说道“不要紧的”，开一张方，拿了一百元就走。那病家似乎很有钱，第二天又来请了。

他一到门，只见主人笑面承迎，道，“昨晚服了先生的药，好得多了，所以再请你来复诊一回。”仍旧引到房里，老妈子便将病人的手拉出帐外来。他一按，冷冰冰的，也没有脉，于是点点头道，“唔，这病我明白了。”从从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药方纸，提笔写道：

“凭票付英洋壹百元正。”下面是署名，画押。

“先生，这病看来很不轻了，用药怕还得重一点罢。”主人在背后说。

他说。于是另开了一张方：“凭票付英洋贰百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画押。

这样，主人就收了药方，很客气地送他出来了。

我曾经和这名医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那时虽然已经很有名，但还不至于阔得这样不耐烦；可是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现在的都市上，诊金一次十元并不算奇，可是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又何况是隔日一次。

……。这样有两年，渐渐地熟识，几乎是朋友了。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利害，将要不能起床；我对于经霜三年的甘蔗之流也逐渐失了信仰，采办药引似乎再没有先前一般踊跃了。正在这时候，他有一天来诊，问过病状，便极其诚恳地说：

“我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先生，本领比我高。我荐他来看一看，我可以写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紧的，不过经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

这一天似乎大家都有些不欢，仍然由我恭敬地送他上轿。进来时，看见父亲的脸色很异样，和大家谈论，大意是说自己的病大概没有希望的了；他因为看了两年，毫无效验，脸又太熟了，未免有些难以为情，所以等到危急时候，便荐一个生手自代，和自己完全脱了干系。但另外有什么法子呢？本城的名医，除他之外，实在也只有一个陈莲河了。明天就请陈莲河。

——《朝花夕拾》

文章前面这几段文字，刻画了一个“阔得不耐烦”的医生。这是鲁迅1926年写的回忆性（十多年前）的、听说（盛传）的事情。这个时候，距周伯宜去世已经30年了，距看病的时候至少也是30多年了。

姚芝仙未有著作和医案传世，对于他的医术难以考证。但是，对于中医而言，医名大都是疗效口碑相传而得，一个名满全城的医生，“阔”归“阔”，应该是有“阔”的资本——医术。当然，如果是“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就另当别论了。

实际上，鲁迅是没有见到这位名医“阔得不耐烦”的样子的，用鲁迅的话说，因为那个时候“虽然已经很有名，但还不至于阔得这样不耐烦”，后文也提到看病两年“渐渐地熟识，几乎是朋友了”。然而，周伯宜的水肿还是越来越重，快要起不来床了。这位姚医生，便推荐了另一位名医陈莲河。鲁迅认为，这不过是姚医在危急时候撇清关系而已。不过，第二天还是请了陈莲河（何廉臣）。

（2）长而胖的名医——何廉臣

“长而胖”是鲁迅将何廉臣和姚芝仙对比，给的一个形容词。

何廉臣是清末民初的中医名家，“绍派伤寒”的代表人物，一生勤于诊疗，又致力于古籍整理（增订《通俗伤寒论》、重订《广温热论》、编著《感症宝筏》《湿温时疫治疗法》《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等，兴办中医教育，创建中医学会、学报，在绍兴乃至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很有医名。张若霞在1959年第二期《中医杂志》摘录了何廉臣数则医案，并评价他的处方用药“罗罗清疏，极炉火纯青之候”。

何廉臣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隔日一回，来诊治鲁迅父亲的病，最后也没能治好。

2、“一元四角”的诊金

一元四角，是一个什么概念？“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鲁迅）

是不是“巨款”，不太好定义，但诊金确实也不低——比得过现在的特需门诊。再对比一下，两三年后，1898年鲁迅离开绍兴去南京读免费的江南水师学堂的时候，母亲给的川资也不过是8元。

一元四角的诊金，隔几天甚至是隔日一回，来诊鲁迅父亲的病，这花费真的是不菲了。况且，这还没有算上天天喝药的费用。如此一来，鲁迅家的境况更加的困难了，于经常在当铺当了东西，再去药店买药。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鲁迅《自序》

鲁迅由一个富人家的小少爷，沦落到出入于质铺和药店，再后来连学都上不起了。这给少年鲁迅在心理上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这一笔一笔的“巨款”花费都记在了中医、中药的账上。

3、被吐槽的“药引”

鲁迅提到姚芝仙开出的药引，有需要到河边去采的

芦根，还有经霜三年的甘蔗。这在中医药方里一点也不奇怪，清肺热经常会用的到。其中，甘蔗经霜，如霜桑叶一样，清热之力增强而已。

据舆论说，用药就与众不同。我不知道药品，所觉得的，就是“药引”的难得，新方一换，就得忙一大场。先买药，再寻药引。“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可是说也奇怪，大约后来总没有购求不到的。

——鲁迅《朝花夕拾·父亲的病》

何廉臣开出的药引有哪些呢？原配蟋蟀、平地木。

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然而还有“平地木十株”呢，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

——鲁迅《朝花夕拾·父亲的病》

实际上，鲁迅后来在《知堂回忆录》谈到《父亲的病》那节对寻找平地木的记述，他说：

“《朝花夕拾》中寻访平地木怎么不容易，这是一种诗的描写，其实平地木见于《花镜》中，家里有这书，说明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珊瑚的。我们称它作‘老弗大’，扫墓回来，常拔了些来，种住家里。”

我查阅了何廉臣存世的数则医案，看得出他用药确实“轻灵”，用过的药引子有诸如紫金片、嫩桑枝、葱白、鲜淡竹叶、生姜汁、甘蔗汁等，也并无玄虚之处。至于给周伯宜治病，不用姚芝仙用过的芦根、甘蔗，而是用蟋蟀、平地木，也应该是病情发展的需要。

蟋蟀

蟋蟀，又名“促织”，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虫部第四十一卷·虫之三》灶马（蟑螂）下附“促织”，言“古方未用，附此以俟”。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十·虫部》载其功效，云：“性通利，治小便闭。……治男、妇小水不通，痛胀不止。”何廉臣取其通利小便的功效治疗周氏水肿是对症的。另外，痘科、产科也用以发痘和治疗难产。

平地木

平地木，是一种常绿小灌木，多生于山隰、林下、溪谷旁阴湿的地方。其叶下结小子如天竺子，霜后色红，故又名“叶底红”“叶下红”，又因其似樟叶而短矮，故俗名矮脚樟。平地木，也是一味不常用的药物，一般的药店是没有的，但也寻常可见。

平地木治吐血劳伤，在《本草纲目拾遗·卷六·木部·叶底红》中就有记载。何廉臣取其“治吐血”的功效，也无不可。

周伯宜的病情

用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周伯宜的疾病发展到最后，大概是肝硬化了。肝硬化，胃底-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导致的“吐狂血”；肝硬化进入晚期，失代偿表现为“脚背浮肿，渐至小腿，……终于肿到胸腹之间”。肝硬化可以是由一种或多种病因长期或反复作用形成的弥漫性肝损害。其病本就难治，又加之情志抑郁、酗酒、吸食鸦片等，换做哪位高明的医生恐怕都难以妙手回春。医家用偏药，也多是疾病难治，多药不效后的权且一试。所以“庸医误人”“故弄玄虚”的笔调，也就有失公允了。林语堂等在《评鲁迅》一书评价说：“这一段经过，对鲁迅幼年的心灵是深刻的烙印，影响他后来对人世的看法，以及对中医的蔑视。（鲁迅的头脑是科学的，但他的医学知识，却不怎样高明，所以他憎恶中医的心理也不一定很正确的。）”

对于此一公案，此处不再多着笔墨，免得像上一篇（民国两大医疗悬案之一：胡适的病与中医

）一样，在留言区引起论战。

我们将焦点转移至“药引”，科普一点中医知识。

4、中医的“药引”和“引经药”

很多人对于“药引”的认识源于文学作品。除了上文鲁迅先生《父亲的病》提到过，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更是常见。比如《红楼梦》第十回，一位姓张的先生给秦可卿开了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用药引“建莲子七粒去心、红枣二枚”。比较接近现实。在《西游记》七十八回比丘国道人献海外秘方给国王，药饵已完备，只少一味药引，“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肝，煎汤服药。”因不得，又向孙悟空假扮的唐僧要“心肝”为引。～～这个就是神话了。

那么，中医的“药引”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1）中医的“药引”与“引经药”

药引：某些药物或食物，配入药方中对身体某部位、或某些病症有特殊导向或效用，称为药引。《医学阶梯•药引》言：“汤之有引，如舟之有楫。古人用汤，必须置引。”但是在实际处方中，药引也并非必须之物，需不需要药引，由医生根据患者病情临机取用。

最为常用的如：行气血用酒，服补肾药用盐汤服引药气入肾，眼科方药加葱、茶引药入眼，清热利尿用鲜竹叶，通脉四逆汤加猪胆汁等等。

引经药：指某些药物能引导其他药物的药力到达病变部位或某一经脉，起“向导”的作用。引经是以归经、引经（又称“引经报使”“报使”）和君臣佐使的使药为认识基础的，对临床组方用药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清代吴鞠通《医医病书》言：“药之有引经，如人之不识路径者用向导。”清代尤在泾在《医学读书记》中说：“药无引使，则不通病所。”

常用的引经药如：太阳经病，用羌活、防风、藁本为引；阳明经病，用升麻、葛根、白芷为引；少阳经病，用柴胡为引；太阴经病，用苍术为引；少阴经病，用独活为引；厥阴经病，用细辛、川芎、青皮为引。此外，还有引向病所的“舟楫之剂”，如治咽喉病用桔梗引诸药至咽喉，治上肢病用桑枝，治下肢病用牛膝等，后来也被归入引经药的行列。

药引与引经药：药引与引经药作用相类，在概念和内容上，二者也常常交叉混用，在广义上可不做区分。但是狭义而言，二者还是有差别的，比如：①引经药受经络学说和归经、引经理论的影响，而药引则不受其限制，作用部位和效用更广泛；②药引大都不是常用或方便储备的药物，多需病家自备，而引经药则随方取用，一般不需要病家自己去配制。

医家用药引治病的经验很多，不再一一例举。清代的龙绘堂将药引形象地比喻为“先锋”，例举了伤寒、吐衄、腹疼、尿血、疮肿、风症等合宜的药引，很是实用，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看《蠢子医·卷二·大药引子甚是得力》。

（2）随证用引是真章，画蛇添足、故弄玄虚不可取

药引各有其功，当随症选用，不可随意轻用。

比如一见感冒便以葱、姜为引，不知感冒有风寒、风热，若遇风热之症，又用温散的青葱、辛热的生姜，即如抱薪救火，必致轻病为重，或者导致变证丛生。

再如小儿痧痘初起，在南方有服笋汤，助发表以催痘长浆的用法。但是作为药引，可少量煎用，不可过用伤气。更需注意的是，痘疹发展到灌浆有破溃湿痒及至痘疹渐收时，笋尖就该忌用了。

药引当随证起用，忌沿俗而不懂变通，或是故作玄虚每方必加药引。吴鞠通在《医医病书·七十二、引经论》感慨当时出现的类似问题，道：“何今人凡药铺中不卖，须本家自备者，皆曰引子？甚至所加之引，与症不合，如痘科中既用芦根，又用香菜，大热赤疹，必用三春柳。每方必曰引加何物，不通已极，俗恶难医。”

我个人在临床上，引经药经常会用到，需要病人自备的“药引”只用到过两次。一个顽固性腹泻的病人，用了15克的枣树皮，也在药方旁边注了行小字——“多年生长，首选大枣树皮”。一个是多年失眠的患者，用黄连阿胶汤加味，用到了“鸡子黄”，手写在方子最下面，口头小字叮嘱“地道的柴鸡蛋黄”。就这么两个例子，这不是画蛇添足，效果出奇的好。

总之，“药引”随证用引是真章，画蛇添足、故弄玄虚不可取。

诗曰：临证用药如用兵，可取药引做先锋；

故作高深不可取，随证选用有其能。

注：笔者曾在《中国中医药报》/2018年3月9日/第 008 版发表《“药引”漫谈——从鲁迅先生“父亲的病”说起》的文章。本文是在其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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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鲁迅著. 朝花夕拾.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6.

鲁迅著.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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