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厦门外国租界形成始末

租界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产物。鸦片战争以后,侵略者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我国沿海和沿长江一线开辟了近二十个通商口岸,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镇江、九江、厦门等十多个通商口岸强划了30多块租界,由列强自行设置租界当局进行殖民统治,中国政府无权过问租界内部的行政和司法事务。

近代厦门外国租界形成始末

英国领事馆是厦门历史上第一个外国领事馆。

在众多的外国租界当中,日本租界最多,遍及十一座城市,其次是英租界,遍及七座城市,其它还有法租界、俄租界、德租界、意租界、比租界和奥租界等。此外,还有英、美两国主导的上海公共租界,法、英两国控制的烟台公共租界,再一个就是本文所提到的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

近代厦门外国租界形成始末

《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原件。

列强纷纷强霸鼓浪屿

鸦片战争第二年的1841年8月,英国男爵璞鼎查率海军舰队突然袭击我国东南重镇厦门。驻守鼓浪屿炮台的清军兵力十分有限,游击杨清江率领鼓浪屿军民奋起抵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又缺乏救援,杨清江殉国。此后,英军占据鼓浪屿长达5年之久。英军占领鼓浪屿后,把大炮架设在复鼎山上,控制了厦鼓海峡。英军在鼓浪屿横行霸道,毁坏田园,占地侵产,强行修建了营房、炮垒、道路和操场。

1842年8月,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而告结束,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包括厦门在内的五个通商口岸,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经济侵略大开方便之门。鼓浪屿距离厦门岛仅六七百米,面积1.9平方公里,扼守九龙江出海口,是控制厦门港的最佳战略要地。外国人居住在鼓浪屿,可以减少与厦门岛上的中国人直接接触,从而减少因生活习俗的差异所造成的冲突。于是,《南京条约》签订后没多久,德记、和记、宝记、合记、协隆等多家外国洋行纷纷登上与厦门岛一水之隔的鼓浪屿。

近代厦门外国租界形成始末

1863年,外国人控制管理的厦门海关在鼓浪屿升旗山设立信号站。

这些外国洋行除了大量倾销西方工业品外,还进行不等价贸易。他们垄断牟利,以贱价收购我国大宗土特产,转运到我国各通商口岸和海外。外国洋行不仅经营煤油、煤炭、茶叶、食糖、布匹、杂货等货物,还非法推销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高价贩卖军火给内地的土匪,祸害中国人民。更令人痛恨的是,这些洋行还从事贩卖华工的罪恶活动。

1843年,英国领事馆建成,成为鼓浪屿第一座洋楼。1845年初,清政府将赔款还清,英国军队继续盘踞鼓浪屿已无道理,不得不撤出军队,但英国长期占据鼓浪屿的企图并没有改变。与洋行密切联系的是遍布鼓浪屿的外国驻厦门领事馆。起先是英、美、西、法、德五国,后来,西班牙和德国领事馆撤销,由日本和荷兰两个领事馆递补,基本上是五大领事馆。另外,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葡萄牙等欧洲小国也在这里开设领事馆。领事馆除了依据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保护他们的侨民和籍民外,还在贸易上负责检验自己国家商船的入口与报关,实际上是各国对华经济掠夺的保护机构。

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

1853年5月,闽南地区爆发的小刀会反清起义攻克了厦门岛,英国赶紧派出军舰将侨民从厦门岛撤往鼓浪屿。随着鼓浪屿的外国居民日益增加,列强也陆续在鼓浪屿占地建造基督教堂和教会机构,各国之间为了争夺鼓浪屿这块弹丸小岛展开了激烈竞争,侵略者也萌生了永远管理鼓浪屿的恶念。

近代厦门外国租界形成始末

英国人约翰·汤姆森1870年所摄照片,显示荒凉的鼓浪屿已开始建有洋楼。

19世纪60年代,德国多次派兵舰前来厦门窥探,认定鼓浪屿是建立海军基地最理想的地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在关注厦门,多次派遣兵舰闯进厦门海域观测地形,甚至出兵演习,虎视眈眈。1873年,德国首先在鼓浪屿“名买实占”。1877年,英、德两国领事联名向设在厦门的兴泉永道(辖兴化州、泉州府和永春州)请求设立“工务部”,由他们直接管理鼓浪屿。

1897年,日本以甲午战争的战胜国自居,狂妄地根据《马关条约》,要求在厦门设立“专管租界”,企图占据鼓浪屿三分之一的土地。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行为激怒了厦门人民,其它外国列强也都心怀叵测。不甘落后的美国提出要占据鼓浪屿的三分之二,胃口比日本还大。兴泉永道台周莲向闽浙总督边宝泉请示后,对侵略者的无理要求予以拒绝。

不久,周莲升任福建按察使,新任的兴泉永道台恽祖祁被爱国的厦门人民所感染,他曾经对群众表示:“国土可保则身留,不保则身去。吾志已决,不忍见寸土让人也。”但是,弱国无外交,恽祖祁难以顶住日本的步步进逼,他只好将日本企图在鼓浪屿西部的制高点虎头山设立专管租界一事透露给英、美各国。英、美、德等国果然群起反对日本独占鼓浪屿。

近代厦门外国租界形成始末

1898年,基督教伦敦公会在鼓浪屿笔架山麓创设英华书院。

1898年,正值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于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主张,建议将鼓浪屿开辟为“万国公地”。美国领事联合驻厦门的各国领事,亲自带上翻译,到福州面见新任的闽浙总督许应骙,他假装献策地说:“如果把鼓浪屿划作为公共租界,既可以杜绝日本独占的野心,又可以兼护厦门,一举两得。”无计可施的许应骙只好认可这一解决方案。

1899年8月,由于恽祖祁请假回原籍处理家事,许应骙派遣原兴泉永道台周莲赴厦门与列强继续交涉。周莲会同原台南知府的厦防同知方祖荫到鼓浪屿虎头山勘察,并与当地士绅研议如何与洋人交涉。在周莲和方祖荫的多方努力下,日本一直无法实际上经营虎头山日本专管租界。

厦门地方官员用了3年的时间与各个列强软缠硬磨,仍然避免不了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的命运。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战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更无能力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1902年1月,许应骙与十国领事签订了《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章程》,是年11月,清朝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批准,鼓浪屿正式沦为帝国主义的公共租界,成为多国共同管理的“国中之国”。

“国中之国”的公共租界

1903年1月,由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管理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成立,同年5月1日,开始执行统治租界的功能。鼓浪屿划为公共租界,租界内共有14个国家设领事馆。在英国和日本的领事馆内,还附设牢狱和刑室。鼓浪屿沦为外国帝国主义者共同统治长达40年。侵略者在租界内设立领事团、领事公堂、工部局和洋人纳税者协会等机构,建立了一整套殖民统治体系,操纵岛上的行政、司法权力,当时的清朝政府反而被摒弃于公共租界之外。

租界实行中外有别的政策。各国领事无视中国的司法权,凌驾于公审会堂之上,干预审判。在领事裁判权的庇护下,殖民主义者无恶不作,肆意横行,把鼓浪屿当成自己的天堂。而中国人在鼓浪屿若触犯殖民主义者制订的所谓律例,就会被工部局的巡捕抓送会审公堂治罪。工部局在岛上设立3个巡捕分所,全岛各个角落遍布流动哨,加强对岛上的中国人民的严密控制,蛮横无理地剥夺岛上中国人最起码的民主、自由权利。工部局的殖民统治,还表现在残酷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工部局一再颁布律例和法规,并且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税收和罚金名目花样繁多,税金罚款逐年加重。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30余年中,税收前后相比加重了近30倍。

西方列强将鼓浪屿变成“公共租界”后,为处理岛上的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需要一个名义上代表中国,实质上为洋人办事的司法机构,于是在1903年设立“会审公堂”。在旧中国,只有上海和鼓浪屿两地有这种机构,只不过上海那个叫做“会审公廨”。会审公堂是工部局的附庸,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组成了领事团,有权干预司法审判。因此说,鼓浪屿是中国把主权让给帝国主义列强最为彻底的地方。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工部局和会审公堂被日军接管,成为日本侵略者的侵华工具。抗战胜利后,历时42年的“会审公堂”被撤废。

英国在厦门强占租界

近代的厦门,不仅鼓浪屿全岛沦为“公共租界”,英国侵略者也在厦门岛上辟有英租界。1843年,英国领事根据《南京条约》规定,向清政府承租了胡里山附近的一块土地,作为英商及其眷属居住的地方。后来,英国领事嫌胡里山离市区很远,比较偏僻,于1851年要求改租在市区附近。厦门地方政府兴泉永道无可奈何,同意在轮渡附近的海后滩租给英国一块长十五丈宽十六丈的土地,只收取每年一两白银的象征性租金。后来,英国擅自越界占地,将租地逐渐扩大。

不过,租地与后来的“租界”不同,中国政府在租地内仍享有形式上的主权。但是到了1861年,英国排挤了中国的影响,这150亩的土地成为名副其实的英租界。由于英国的租界靠近滩涂连接海滩,长期的泥沙淤积,使租地外围的土地逐渐向海上扩展,加上这个地方处在厦门临海的交通要冲,商业十分繁荣,英国人对此垂涎三尺。1877年,英商和记洋行在英国领事的支持下,在租地前面的海滩,当地人称作海后滩一带填地筑路,企图扩大租界范围,厦门人民奋而群起抗议,迫使和记洋行停止施工。

1878年,兴泉永道台与英国领事达成协议,签订填筑海滩章程,确定海滩的填筑权属于中国政府。和记洋行擅填的海滩,由中国方面出资筑成公路,主权属于中国。可是,协议的笔墨未干,英商水陆洋行、德记洋行就违约填滩占地,厦门人民再次强烈抗议。兴泉永道迫于英国公使的压力,同意在滩地丈量纳租,不料这一次给英商洋行扩张占地带来机遇。英国得寸进尺,竟将新增的土地当作租界,非法设立巡捕,侵犯我国主权。

1918年,英国领事利用闽粤军阀交战,厦门局势动荡之机,借口保护侨民,派海军陆战队在厦门登陆。同时,他们公然在海后滩租地之外围筑砖墙,切断官道,安设铁门,还悬挂“大英租界地,闲人不许乱进”等字样的界碑,升起英国米字旗,实行武装强占。厦门岛上的英租界与鼓浪屿的公共租界隔海相望,英租界面积狭小,却是商贸繁荣之处,鼓浪屿公共租界囊括全岛,面积较大,该岛呈现出以西洋建筑为特色的住宅区。

两个租界的先后收回

厦门人民富有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在1918年的捍卫海后滩斗争中,他们团结一致,抗议英国的野蛮行径。首先是爱国学生上街游行,然后是厦门教育会、商会等团体组织的罢教、罢市活动,谴责英国领事和英商侵犯我国主权的罪行。在这场捍卫民族权益的斗争中,厦门的工人阶级也首次登上历史舞台。1921年,码头工人拒绝为英国货轮装卸货物,建筑工人拒绝为英商的太古洋行在海后滩修筑栈桥,工人们还自发地惩治为外国侵略者卖力的工头,凿沉了太古洋行的船只。

1922年9月,英国终于在厦门人民面前低头,英国领事与厦门市政府签订《厦门海后滩善后办法》。英国答应拆毁围墙,降下英国国旗,英商太古洋行筑设的码头、栈桥,要向中国政府缴纳税金,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1927年1月,汉口、九江的人民相继收回英租界,给厦门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厦门各界纷纷要求收回海后滩。1930年5月,在全国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中,英国政府无条件地交还厦门租界,被英国强占半个世纪的海后滩,终于归还给厦门人民。

居住在公共租界的鼓浪屿人民,受尽了二等公民的苦难,多次发生反抗斗争。早在1903年7月,鼓浪屿人民就不满租界当局禁止他们举办迎神赛会,愤而用石块、砖头击打印度巡捕,这是鼓浪屿人民最早的反抗租界当局的正义行动。1904初,印度巡捕欺凌中国人,英国军人充当帮凶殴打中国人,激起公愤,群众包围了工部局,强烈要求惩办凶手。1905年,由于美国歧视华工,虐待和残害华工,引发了全国性的“反美拒约”的爱国运动,鼓浪屿人民愤而割断美国领事馆的国旗,以表达严正抗议的心声。1914年2月,由于印度巡捕围殴我商贩,试图逮捕我商人归案惩处,龙头路各个商家不约而同坚持罢市,瘫痪了鼓浪屿的商业运营,最终迫使工部局让步。此后,民众的抗争持续不断,一直到上世纪40年代,仍然发生多起抗击殖民统治的斗争。

1938年5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厦门,此后,鼓浪屿工部局的统治权操纵在日本人手里。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第二年初,日本侵略军占领鼓浪屿,公共租界实际上成为日本独占的“日租界”。1943年1月11日,美国和英国考虑到已经与中国结成了反法西斯联盟,于是决定放弃在中国的特殊权利,这意味着对日战争胜利后,美、英两国不会重新在鼓浪屿霸占租界。

1943年5月28日,汪精卫伪政权在日寇占领当局的授意下,收回了鼓浪屿公共租界,鼓浪屿表面上成为中国人管辖的地方。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国民政府正式收回鼓浪屿公共租界,了鼓浪屿一百多年被奴役、被殖民统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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