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是春秋時期一位極富爭議的人物，歷史上對他的褒貶不一。其中重要的爭議點，來自於宋國與楚國的一次具有關鍵意義的泓水之戰。

在這場戰事中，宋襄公因為固守著“仁義”，而錯失戰機，導致宋國大敗，自此宋國元氣大傷，再無圖霸之心，他自己也因在此戰中受傷，不久後去世。當時宋國人都將失敗原因怪在宋襄公頭上，看宋襄公是怎麼回答的：

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左傳》）

在宋襄公的意識中，楚國軍隊沒有完全渡過河、沒有擺好陣列，如果宋軍前去攻擊，就不是“君子”所為。按照宋襄公所說的“君子”之間交戰，就要遵循“禮”的要求，即：“君子”不會傷害已經受傷的人，不擒獲老年人，不在險要的地方阻擊敵人，不去攻打沒有列好陣列的敵軍。

如果以戰爭成敗來評價宋襄公，這種在交戰中講“禮”、講“仁義”，是迂腐愚蠢的表現；但如果將之放在春秋時期“周禮”依舊存在著一定影響力的大環境下去評價，就能理解為什麼後世中不乏對宋襄公做法的褒揚。比如在《春秋公羊傳》《春秋繁露》《史記》中，是如此評價宋襄公：

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如此。（《春秋公羊傳》）

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善。（《春秋繁露》）

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曪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史記》)

《春秋公羊傳》中誇讚宋襄公，即便是周文王帶兵作戰，也不過是如此；西漢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誇讚宋襄公，是為了改變習俗而成就王道的教化；司馬遷在《史記》中誇讚宋襄公，在禮義缺失的年代，他還能保持禮讓之風，所以得到很多君子的稱讚。

由宋襄公在圖霸之路上高舉“仁義”大旗的表現，再分析其所在宋國的歷史發展軌跡和地理環境特點，可以將他的這種表現背後的思想，與春秋時期的周禮遺續聯繫起來。宋襄公獲得的後世誇讚聲音，與他在爭霸中的悲劇結局，正是當時“崇禮”與“崇霸”兩種思潮博弈的結果，也正是周禮在春秋時期遺續的證明。

春秋時期的諸侯爭霸，是在名義上還承認周天子權威的前提下，也就是還在一定範圍內承認周禮的道德約束。對於宋國來說，“崇禮”正是其發揮政治優勢的主要渠道，可以彌補其軍事實力的相對不足。

宋襄公的前期活動軌跡，正與齊桓公稱霸的輝煌時代相重疊，通過齊桓公“尊王攘夷”的稱霸之路可以看出，此時的周天子，在諸侯之中還有著一定的影響力。齊桓公能夠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除了與齊國通過改革增強國力有直接關係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齊桓公打出了代表周天子征伐的旗號，從而獲得了眾多諸侯國的支持擁護。

齊桓公舉行的葵丘會盟，代表著其霸業達到頂峰，會盟中有一條約定，就專門提出了要“尊王”：

無有封而不告。(《孟子》)

就是說，不能不報告周天子就封國封邑。在這次會盟中，不僅有齊、魯、宋、鄭、衛等中原主要諸侯國參加，周襄王也派來大臣參加會盟，並賜予齊桓公胙肉、彤弓矢、車馬，代表著承認了齊桓公擁有代天子征伐諸侯的權力。

宋襄公作為齊桓公最忠實的擁護者，在齊桓公貫徹“尊王攘夷”戰略中，是積極的參與者。

齊桓會諸侯十五次，宋每次必預。（《左傳》）

宋襄公不但每次都會參加齊桓公的會盟，而且在齊桓公倡導的維護周王室統治中，也都次次發揮重要作用：

僖公十三年，在齊桓公召開會盟之後，宋襄公派兵保衛周王室，抵禦戎狄侵襲。

僖公十五年，周王室又受到戎狄侵擾，宋襄公再次奉齊桓公之命，派兵守衛周王室。

除此之外，宋襄公還有很多類似的“尊王”舉措。

• 宋襄公對齊桓公、周王室的全力擁護，也代表了他對齊桓公爭霸中蘊含的“崇禮”主張深表認同，這也與宋國在西周時期的“一等大國”身份有關。

在宋襄公意識中，只有各諸侯國在春秋爭霸中繼續尊崇周禮，宋國的“一等大國”政治優勢才能得到延續，從而為宋國之後的爭霸之路增加砝碼。

周成王封殷商之臣微子於宋國，以奉殷商之祀。宋國在西周時期享受著其他諸侯國比不上的高規格待遇，主要包括爵位等級為至高的“公”、能分得周天子祭祀之肉、能以天子之樂祭祖、不用向周王室交納貢賦、不用向周王室定期述職等等，這些都不是一般諸侯比不上的特權。周王室對宋國的身份，定位為“客”，體現了其尊貴。

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左傳》）

從西周禮樂制度下延續下來的宋國這種政治優勢感，在春秋時期依然存在，比如在晉國召集的黃父會盟中，向參會諸侯提出了安定周王室的要求，要“輸王粟，具戍人”，也就是按時交納貢賦；而參加會盟的宋國大夫則直接拒絕：

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左傳》）

可以說，宋國在西周時期高於其他諸侯的待遇和特權，是春秋時期宋襄公圖霸過程最大的政治資本，而這種政治優越性，是依附於包含著“仁義”內容的周禮之中。雖然宋襄公在遵循周禮的過程中，有不知變通的成分在內，但其出發點是符合宋國國情的。

宋國地理位置和宋人性格特點，為周禮的遺續提供了優於別國的特殊環境。宋襄公的“崇霸”思想，不可避免地要與宋地固有的“崇禮”之風發生碰撞，從而形成宋襄公的特殊圖霸方式

地處中原腹地宋國的圖霸之路，註定與地處南隅的楚國和地處西陲的秦國不同，宋國所代表的，是殷商之禮、西周之禮不斷延續的中原正統文化。同時，宋國國土都是平原地區，土地肥沃，長期的農耕文化，也成為周禮得以深入人心的主要原因。

宋國所處的地理環境，無山林之險，宋人長期以來都是以農耕生活為主，在平和、安穩的生存環境中，形成了尚文崇禮的民風；同時，這種民風，也與周成王當初封微子於此有關，殷商遺臣微子恪遵周禮的安民治國之道，對後世之君產生了深遠影響。

來看宋襄公的即位過程，就能反映出宋國由來已久的禮讓之風：

宋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左傳》）

茲父就是後來的宋襄公，在宋桓公病重時，茲父就向父親推讓國君之位，想讓自己的庶兄目夷（子魚）繼承君位；當宋桓公徵求子魚意見時，子魚同樣進行了推讓，並說：“能夠以國相讓，這樣的‘仁’我怎能比得上，況且我以庶子的身份繼位不合禮法。”子魚乾脆以跑到國外的舉動，來表達拒絕君位的決心。

在春秋時期，許多諸侯國常常發生為了爭奪君位而兄弟相殘、父子反目的事情，但在宋國，卻還能有這樣的兄弟推讓之禮存在，這是非常難得的。而且，從宋襄公即位後將軍政大權交由庶兄子魚的表現看，這種禮讓是發乎真心的，而不是隻圖表面的“仁義”虛名。

• 再從春秋霸主齊桓公在晚年時，將幫助兒子繼位如此重要的事情，都要託付給宋襄公，也能看出，宋襄公的“仁義”，在春秋時期還是有著巨大影響力的，這也折射出宋國仁義禮義之風在諸侯國中還是有著一定號召力。

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史記》）

這也是為什麼宋襄公在平定齊國內亂、幫助齊孝公即位時，得到了其他諸侯國的支持；也正是因為宋襄公的這一重承諾、守信義的舉動，為宋國贏得了威望，為宋襄公的“崇霸”思想增加了資本。

• 再者，宋國的平原特點，也為車戰提供了長久的存在舞臺，而車戰又是體現周禮的一個重要載體。所以，在宋襄公的“崇霸”思想佔據主導時，他仍然不能捨棄車戰中“禮”的約束，也是由宋國長期以來因循守舊、沒有改革舉措的治國方略決定的。

與鄭國、齊國、晉國、楚國等國相繼進行的變法對比，宋國幾乎沒有採取過任何變法舉措，這就使得其在國家實力上漸漸處於二流、三流諸侯國的水平，而反觀齊國、晉國的圖霸，都是在推行改革、富國強兵的基礎上才獲得了成功。

所以，春秋時期諸侯霸主所打出的“尊王”、“崇禮”旗幟，只是作為表面上的號召工具，如果失去了實力保障，就會成為空談。正如孟子所言：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孟子》）

可以理解為，借用仁義之名，而用武力稱霸，必定有強大的國力保障。對宋襄公來說，聯合諸侯平定齊國的內亂，只能說明，他已經靠仁義之名，達到了宋國國力所能達到的圖霸頂峰，但要想讓宋國實現齊桓公那樣的霸業輝煌，靠宋國的軍事實力還是很難達到的。

• 宋國與楚國的泓水之戰結果，代表著中原遺續的“崇禮”思潮與荊楚傳承的“崇霸”思潮的一次較為典型的碰撞結果。

楚國長期地被周人稱為“蠻荊”，也就是不懂禮法的野蠻之族，但在春秋時期中原地區趨於禮崩樂壞的大環境下，楚國由來已久的“崇霸”思潮，反而成為其向中原延伸的軍事優勢。正是在以宋國為代表的“崇禮”思潮與以楚國為代表的“崇霸”思潮不斷碰撞下，春秋時期的爭霸戰爭，才會在各諸侯中呈現出不同形態的周禮遺續，也導致了周禮的影響力在爭霸戰爭中的日趨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