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建國以至於滿清，悠悠二十四朝，泱泱兩千餘年， 無論明君聖主，或是昏君庸主，無不以
“重農抑商，勸課農桑”為立國之本。只因糧食乃建國之基，只有保證百姓能夠吃飽喝足，才能保證王朝國祚綿長。為此，在人們心中亦普遍形成一個慣性的認知——自古亡國皆因貧困。但這終究只是出於經驗主義的形而上，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至少，在明朝的覆滅問題上就存在極大的不適性。
“自古國恆以貧弱亡，唯我大明不在此例”縱然現在的主流歷史形態普遍認為“明實亡於萬曆”。因為依據“相關史料”，正是萬曆皇帝的橫徵暴斂、貪戾無厭斫傷了大明朝的元氣，導致國家積貧積弱、百姓流離失所，迫不得已而揭竿造反，並起而亡天下矣。但，我還是堅定地認為，這一觀點和看法是猶待商榷和考證的。畢竟隨著考古發掘的不斷深入、文化書籍的廣發推廣、世界各國研究資料的日益豐沛，現在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明朝，不僅不積貧積弱，反而異常的繁榮昌盛。
一：為什麼在傳統史觀下的萬曆王朝會貧弱交困
前請提要：明自太祖朱元璋建國以來，發展到萬曆登基之時，整個大明天下已經積弊叢生，搖搖欲墜。出於強烈的危機感和責任感。早在隆慶年間，政府就已經開始有意識的調整經濟措施，而史上赫赫有名的“隆慶開海”就是由隆慶皇帝一手主持的。只可惜天不借年，公元1572年，雄才大略的隆慶帝驀然崩逝，留下年僅9歲的幼帝萬曆和一個千瘡百孔的龐大帝國。
同年，在李太后的強力支持下，能臣張居正走馬上任，成為帝國首輔，在隆慶皇帝新政的基礎上，“以雷霆萬擊的手段”進行了更為徹底的改革——“萬曆新政”。而隨著新政的踐行，在短短不過十年的時間裡，原本貧弱交困的帝國變得“國庫豐盈、倉廩充實”富得流油。只可惜好景不長，萬曆十年，焦勞憔悴的張居正病逝。久盼親政猶如干旱之望雲霓的萬曆皇帝終於成為帝國的一把手。因為之前與師傅張居正之間的嫌隙，再加上張居正本人私德有憾，以及在其推行新政過程中著實得罪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者。這般因素膠著纏繞之下，萬里十二年，萬曆皇帝在“百官群僚”的配合下，對張居正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洗，至於
“收效甚著”的“萬曆新政”亦因此而幾於廢除。
所謂“不知肉食之鮮美，自然沒有茹葷之慾望”。隨著執政歲月的流逝，看著日漸枯竭的國庫，心思敏銳的萬曆皇帝馬上意識到現行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巨大問題。進而也就覺察到張居正變法的正確性。但鑑於當時的國情，如果繼續擴大農業稅的徵收額度，一定程度上固然能夠增加國庫的收入，但當此天災人禍頻繁之際，加收的農業稅只會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很可能會迫使天下百姓鋌而走險的揭竿而起。所以，若想提升財政收入、充盈國庫，穩定國家，擺在萬曆面前的就只有一條路——向江南工商業階層徵收商業稅。但這一策略又必須先和內閣大臣互通有無，以爭取他們的支持，畢竟，當前在朝為官者，江南籍的佔了絕大多數。
所謂“死道友莫死貧道”，萬曆試圖徵收商稅的政策剛剛提出就遭到了一眾“文武百官、臣民士庶”的激烈反對。而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卻又在意料之中的迅猛而激烈的以下犯上的抗爭時，素來“機警穎悟、通明事務”的萬曆索性另闢蹊徑。以“遣稅監，徵礦稅”的方式巧妙的避過朝臣的爭執與折辱。
且說，明代的商業稅原就極低，再加上明代官員的俸祿也較微薄，所以，明朝的文武百官往往在入仕之外，還兼著經商的副業。而就目前我們所能接觸到的有關明朝官員出行、遊樂、置業、交際等各方面的鉅額花費來看。經商，這一副業的收入才是他們的主要來源。所以，在有明一代，官商勾結，官商一體的傳統可謂源遠流長。
而今，萬曆要徵礦稅，無異於是直接染指了官員群體的利益。所以，不論平時關係如何，群臣百官自然是堅決反對的。而對於官員在外從事副業的事情，特務橫行、耳目眾多的萬曆又豈能不知。所以，機智如萬曆自然會主動繞開官員集團，而選擇太監作為稅費的徵收者。但即便稅監的制度能夠有效的避開官員集團的直接干涉。可在社會輿論方面，萬曆還是無可避免的將自己赤裸裸的“以筆攻伐”的文官集團面前。
本就因增收商業稅而重重得罪文官集團，使其怒火中燒而無處發洩的萬曆，又因為“擇人不明，用人欠妥”的關係而給了文官們可乘之機。於是，有關稅監濫用職權，迫害工商業者，壓榨小民百姓，使其破家亡身的新聞開始層出不窮，本來只想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萬曆亦因此而被極端醜化，成了貪財好利，沉湎酒色，敲骨汲髓唯恐不及的昏君暴君，至於礦稅之爭則更因此而變得罪大惡極，天怒人怨。
“貪斂錢財。萬曆帝派礦監、稅監到全國各地去搜刮，‘明珠、異寶、文毳（cuì）、錦綺山積，贏羨億萬計’
二：現代視野下繁榮昌盛的萬曆時期
“傳至萬曆，不要說別的好處，只說柴米油鹽雞鵝魚肉諸般食用之類，哪一件不賤？假如數口之家，每日大魚大肉，所費不過二三錢，這是極算豐富的了。還有那小戶人家，肩挑步擔的，每日賺得二三十文，就可過得一日了。到晚還要吃些酒，醉醺醺說笑話，唱吳歌，聽說書，冬天烘火夏乘涼，百般玩耍。那時節大家小戶好不快活，南北兩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員都上本激聒，也不震怒。人都說神宗皇帝，真是個堯舜了。至今父老說到那時節，好不感嘆思慕。”
這是我摘自《樵史通俗演義》中的一段話，作者陸應乃是明末清初之人，是萬曆皇帝執政期的親身經歷者，向來這樣的現身說法應該是既有說服了的。倘若還覺得不夠的話，那麼《天工開物》的作者宋應星也曾在其書中提到：
萬曆盛時，（鹽商）資本在廣凌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
而明末清初的大詩人，《圓圓曲》的創作者，吳梅村更是不厭其煩的寫詩讚美到：
眼見當初萬曆間，陳花富戶積如山。福州青襪鳥言賈，腰下千金過百灘。看花人到花滿屋，船板平鋪裝載足，黃雞突嘴啄花蟲，狼藉當街白如玉。市橋燈火五更風，牙儈肩摩大道中。
諸如此類，倘若有心尋找，在“明清史料筆記叢書”中應該還有大量的存在。試問，同為時代經歷者，同為事實記錄者。有關萬曆一朝的時代風貌和社會風情的敘述怎麼就會出現如此巨大的差異呢？
其實，如若我們願意以冷靜而理智的眼光去看待問題的話，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是詆譭汙衊萬曆帝的文官集團還是謳歌頌揚萬曆的民間代表，其實他們都沒有說話，只不過各自所側重的點不一樣而已。
在文官集團看來，萬曆染指商稅舉動，無異於是對他們剜肉摘心。是嚴重侵奪他們既得利益的不道德行為，是違背祖制的不孝之舉。故此，他們筆下的萬曆皇帝自然是黑暗而邪惡的昏君、暴君。畢竟，早在建國之初，由於政府部門對工商業的選擇性忽視，使原本萎靡不振、百業凋敝的商業在極低稅率、極寬鬆的商業氛圍內茁壯成長，飛速發展。
天高皇帝遠，自然看不見商業利潤的龐大客觀。但地方州縣和官僚群體對此卻是一目瞭然，心知肚明的。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大利當前，仁義道德、欺君犯上又算得了什麼？於是乎，獲利客觀的工商業也就成了地方政府和鄉紳士子的重要財源。但這畢竟是殺頭誅族的買賣，所以為了尋求保護傘，本著“見者有份，有錢能使鬼推磨”的原則，地方政府和士紳階層自然會不遺餘力的將除了皇室之外的所有朝廷機構，政府官員拉入這個龐大的利益群體，並依據能力的大小， 官階的高低，地位的尊卑來進行分肥。而在這種“聯結欺上”的氛圍中，身居九重的皇帝自然也就成了睜眼瞎。
換言之，萬曆徵收礦稅的舉動，實際上是皇帝與地方爭奪利益的表現。畢竟，他動了數百年來不曾有皇帝觸及過的利益。同樣的，“哪裡有不公，哪裡就有反抗”正收商稅這一歷朝歷代皆是天經地義的做法，因為明朝財稅機制的天然缺陷而逐漸淪落到“名不正言不順”的尷尬地步。士紳鼓動抗稅不繳的瞎胡鬧反倒成了維護自身利益的正義舉動。天下之事，竟至顛倒至此。
就目前所能接觸到的文獻資料而言，不僅彼時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有關於明末盛世的描述，甚至在當時在朝代傳教的傳教士的筆記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他們最喜歡的歐洲工藝品是我們的鐘，但現在他們已生產很好的桌鍾，並能生產類似的小鐘，價錢和我們的相當。其中一些東西，如在我們這兒生產，價錢會十分昂貴。”
三：利益交織的權利鬥爭下的歷史造假
明末之社會現實究竟如何，至今我們已無法全然闡述清楚，但就有限的史料而言，至少有一點我們是可以確認的——即，出於各自階級的需要，有人在刻意的抹黑萬曆皇帝，抹黑明末社會。他們試圖借這樣一種極不光彩的手段，來遮掩自己追逐利益的醜惡行徑。一如明代思想家李贄所言：這是一群“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道貌岸然的偽君子。
此外，倘若真如文官們所說，因為“稅監的介入，而使手工業作坊和小手工業者以及大小商人紛紛停業和破產，工商業日趨蕭條”的話。那麼，在“充斥市衢街道”的稅監們的監督下的明代工商業又如何能夠呈現出前面所說的如斯繁榮昌盛的景象呢？再說，明代亦不僅僅只是國內工商業發達，海外貿易在“隆慶、萬曆開海”之後更是頻繁而繁榮。據一些西方資料記載，彼時的大明王朝恰似一個無敵漩渦，將大量的白銀和金幣源源不斷的從世界各地帶回明朝。應該說，這一論斷，直到清朝中後期都是可以被證實的，畢竟，在“鴉片戰爭”以前，僅就廣州十三行的貿易額而言，我們都是妥妥的貿易順差，不然，英國殖民者也不必處心積慮的發明鴉片，費盡心機的打開中國的門戶。
所以，我們不妨做此假設，即：稅監之中確實存在魚肉百姓、橫徵暴斂、橫行無忌的情況但“人心惟危”，一人心力著實有限的萬曆又非聖賢之人，焉能慧眼如炬，洞悉每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呢？故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個別的、或者部分的殘虐的稅監的惡性事件被別有用心之人刻意的誇大了。而誇大的目的則在於抨擊萬曆徵稅的侵奪舉動。
畢竟，在古代社會，能讀得起數的人終究還是少數，而身為工商業代表者的的文官集團和東林黨人，雖稱不上豪門富戶，卻也大抵家境殷實，無衣食之憂。所以，在萬曆觸及他們的切身利益的時候，無論是早期的文官集團還是後來的東林黨人，自然是不遺餘力、竭盡所能的試圖破壞萬曆的政策，重新奪回“原本就屬於自己的利益”。而明代君臣嚴重對立的局面亦由此產生並日益嚴重。
不管怎麼說，在有心人的刻意營造之下，昏君萬曆的惡名迅速的傳遍大明朝的每一個角落。至於整日裡只顧“營謀生計”的愚夫愚婦又哪裡知道家國天下的大事，出於對新鮮事物的獵奇心理。他們只會一味的以訛傳訛，以此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滿足自己“博學”的虛榮和可憐的自尊。而昏君萬曆的惡名亦在他們口口相傳的過程中被進一步固化，最終定型成為現代人眼中的萬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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