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前和抗战之初，陈寅恪对与日之战，并战而胜之是没有信心的，故而有主和之论，但不是降日。
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陈寅恪曾对吴宓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我们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到，当时陈寅恪对国民党高层和当时之民众是具没有信心的。
吴宓则对这段话的解释为“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技术与器械军力，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
就当时情况而言，晚清消亡，民国初兴，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刚刚缓过一口气来，无论军事还是经济实力都很难与日本相抗衡。所以陈寅恪才有求和以图存，而后韬光养晦，悉心备战的政治见解。
其实，陈寅恪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与当时的众多有识之士是想通的。
胡适，大家应该都是比较熟知的（胡适在联美抗日中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在战前也曾发出过“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的呼吁。而一旦战争打响，他们又都表现出了不屈的傲骨和凛然的大义。
所以，当时陈寅恪的主和之议，只是个人的的政治见解和策略不同，和“降日”是绝对不能等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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