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西固法院受理了一起看似簡單，但又疑點重重的民間借貸糾紛。原告孫某在訴狀中稱，她在2009年將30000元現金借給了自己的同事吳某，但吳某拿到借款後便音訊全無，再也聯繫不上，希望法院能為她主持公道。
辦案法官本以為這是一起簡單的民間借貸糾紛，但在仔細翻閱案卷材料後卻發現了一些不尋常之處：
第一，原被告之間的借款事實發生在十年之前，既然被告始終沒有還款，原告為什麼要拖十年之久才來法院起訴？雖然類似的情形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也時有發生，但是借貸雙方之間大多是關係親密的親朋好友，且債權人期間一直有向債務人追討欠款的事實，以確保不超過法定的訴訟時效。可是本案原告的訴狀中並沒有體現出這一點。
第二，原告的訴狀中只記載了被告的住址信息，並沒有提供被告的聯繫電話和其它身份信息，而且即便是住址信息也不夠準確。按照原告訴狀中的陳述，她與被告是同事關係，雖然同事也有親疏遠近之別，但能夠將3萬元現金相借，關係應該非同一般，至少不會連一個準確的聯繫方式都提供不了。
第三，本案唯一的證據——借條是用鉛筆書寫的，雖然上面的字跡依然可以清晰辨認，但是難免會有被更改過的疑慮，僅憑這樣一張借條無法確認借貸關係真實存在。
經驗豐富的辦案法官知道，要弄清上述這些疑點，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到本案的被告吳某。於是，辦案法官帶著書記員按照原告提供的地址上門尋找吳某。頗為無奈的是，辦案法官去了三四次，吳某家的大門始終緊鎖，經向周圍鄰居打聽得知，吳某全家早在多年前就已經搬離了此處，具體去向誰都不清楚。
直接尋找吳某的計劃看來是行不通了，辦案法官只能撥通原告孫某的電話，希望從她的口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原告在電話中告訴辦案法官，她和吳某已經多年沒有聯繫了，但不久之前，她曾在西部市場偶然遇到吳某並說起了借款這件事，可換來的卻是一場爭吵，她感到十分生氣，才決定將吳某告上法院。
雖然原告並沒有提供什麼具體信息，但是既然她曾經在西部市場遇到過吳某，表明吳某人還在西固而且很有可能就在西部市場附近居住，辦案法官決定前往西部市場周邊所屬的街道辦事處查找吳某的下落。果然不出所料，街道辦的工作人員很快確認吳某就在轄區居住，並且提供了詳細的住址。辦案法官按照住址，終於見到了本案的被告吳某。辦案法官向其表明身份和來意後，吳某顯得非常憤怒，一再聲稱她根本沒借過孫某的錢，反倒是孫某從她那裡拿走了一盒首飾。
3萬元借款的事實還沒有查清，現在又多出了一盒首飾。辦案法官一頭霧水，反問吳某：“既然你根本沒有借過錢，那麼原告孫某手中的那張借條你又如何解釋呢？”吳某矢口否認，稱借條不是她寫的，但卻拒絕做筆跡鑑定。眼見雙方各執一詞，辦案法官要求吳某來法院說明情況，並當面和原告對質。
在法官的主持下，原、被告來到法院參加調解。雖然二人在調解過程中依然各執一詞，但是辦案法官還是從中找到了一些蛛絲馬跡：其實孫某和吳某原本是關係甚密的同事，二人之間也的確有過借貸事實，而那張用鉛筆書寫的借條也很有可能就是吳某本人書寫的。二人關係之所以破裂，主要是因為那一盒首飾。吳某稱孫某的家中有自己的一盒首飾，一口咬定是孫某偷的，所以決定不再給孫某還錢。而孫某雖然承認吳某的首飾在自己家中，但認為這盒首飾是吳某放在自己家的，並不是偷的。
由於雙方均沒有證據證明自己的主張，辦案法官也無從確定這盒首飾為什麼會出現在原告家中。但是考慮到雙方原本關係不錯，且爭議的數額不是很大，再加上本案已經時隔久遠，辦案法官希望通過調解方式解決二人的爭端，於是讓她們先冷靜一段時間，然後協商出一個彼此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不久後，二人在庭外達成和解，原告孫某向法院提交了撤訴申請。
辦案法官知道，很多民事案件的當事人之所以來法院起訴，為的只是討要一個“說法”，而不是將自己與對方所有的恩怨糾葛公佈於法庭之上。對於他們而言，對方的一句道歉，可能比一紙公正的裁判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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