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二次鴉片戰爭以來，為了確保清朝能夠按時將戰爭賠款賠付給列強，列強提出了以清朝海關關稅為擔保，而為了確保這些關稅能夠正常進入清朝國庫用於賠償，不被清朝的官員中飽私囊，列強提出了由英國人擔任清朝海關負責人的要求。
這一要求剛被提出時，在清廷的朝堂之上，是充滿了極大的反對之聲的，特別是那些仇視洋務、固步自封的保守主戰派大臣。
但近代帝國時代的一切遊戲規則都是建立在力量的基礎上，無論經濟上，還是軍事上，清朝都一敗塗地，因此無論是強硬派還是主和派，最後都不得不在圓明園的廢墟之上同意了這一無理要求。
但無論是從第一任海關負責人李泰國，還是繼任者赫德的到來，清朝上至龍椅之上的皇帝，下至地方督撫，都這件事都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既由被迫同意變得其樂融融，這又是為何呢？外國人壟斷清朝海關權力最大的獲益者到底是誰呢？
在李泰國之前，清朝的海關稅務由清朝任命官員管理，效率極為低下，且為了中飽私囊而留用的現象十分嚴重，從海關出去的實際稅收要比應收稅收大打折扣，而這剩餘的部分也不能全然進入清朝國庫。
按照之前清朝的規定，海關稅收每年需要向負責皇室後勤工作的內務府提供大量的盈餘，而清朝內務府的貪腐行為早已經聲名在外，因此實際能夠進入清朝國庫的關稅少之又少。
赫德接管清朝海關之後，一方面制定了嚴格的業務管理條例，一方面提醒他的部下，無論是外國人，還是清朝人，他們所領用的都是清朝的薪水，因此也就是清朝的僱員，應該樹立效忠清朝的觀念。
這算是赫德從制定和思想上限制海關人員的貪腐行為，而為了防止走私行為和賬目的準確無誤，赫德要求自己的部署親自開展關稅的估算、報告和編制，而繞過了由清朝各通商口岸地方道臺管理的海關銀行。
赫德的措施確實收到了成效，從1865年到1875年的十年間，清朝的海關稅收從830萬兩增加到1200萬兩，在1885年時，總額增加到1400多萬兩，這一稅收收入不僅遠高於赫德接手前的清朝海關，也高於同時期的諸多列強海關。
除去戰爭賠款以外，這筆鉅額海關稅收的最大獲益者無疑就是清廷。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為北京所確認的清帝國的總稅收，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內，計約六千萬兩。雖然最大部分的收入仍然來源於田賦，但厘金（一種流通稅）仍達到一千八百萬兩（佔30%），關稅仍達到一千二百萬兩（佔20%）。由於舊稅源乃至厘金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幾乎完全被指定作為既定的和不能機動的開支，所以關稅對政府的一些新辦事業以及緊急需要來說，其價值就無法估量了。
特別是洋務運動中的許多新事物，如京師同文館、神機營，江南製造總局和天津機器局、福州船政局、赴美留學使團、駐外使館和1875年以後的新海軍計劃的一部分或全部經費基本都來自海關關稅。
雖然赫德作為海關的主要負責人，但實際上，清廷依然掌握著海關關稅的分配。
根據現有資料可以看到，清廷將百分之六十的關稅分撥給有關各省，部分用於中央所轄的活動，例如用作駐紮在各省的新軍的軍費，或者解往北京用於清帝的興建事業，如頤和園的修建。
餘下的百分之四十首先被指定用作對英法戰後向英法兩國的賠款。賠款在1866年年中付清後，這百分之四十就歸在北京的戶部掌管，不過動用這項資金須經特別申請，經常要得到清帝的批准，實際上這部分資金在後期很大程度上成為皇室的私人財產。
1874年李鴻章提出每年應從這筆款項中撥出四百萬兩作為海防經費。這筆開支得到批准，但清帝不久又認為別的用途有優先使用這百分之四十款項的權利——特別是左宗棠在西北用兵的軍費和清帝在北京周圍的興建。
左宗棠在西北軍事上之能夠取勝的關鍵，是靠著從幾家英國銀行借得的五筆為數一千四百七十萬兩的貸款：它們由關稅作擔保，並且最後由關稅（部分來源於百分之六十的款項，部分來源於百分之四十的款項）來償還。這些貸款為左宗棠的軍隊提供了及時的軍費保障。
綜上來看，赫德就任海關總稅務司，其實並沒有改變清廷對於海關稅收的控制，相反他讓清廷的這個重要機構運轉更為高效、廉潔，為清廷皇室和他的朝廷提供了大量的富裕資金。
這些資金既保障了清廷在數十年大動亂之後能夠迅速恢復元氣，進入中興，為清朝繼續延續了近半個世紀提供了財力保障，也保證了皇室成員生活質量的節節高升。
因此清廷才會有如此大的轉變，不僅與赫德相處融洽，並且以投桃報李的心態，每年撥給海關稅務司高額的津貼，這些津貼遠遠高於列強駐清廷使節的待遇，從而常常引起列強外交官員的妒忌。
閱讀更多 歷史有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