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5日，胡文輝老師在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史學研究中心作了主題講座，題為《現代史學著作的“綱目體”》。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史學理論及史學史教研室主任李孝遷教授主持本次講座。
長期以來，學術論文寫作習慣於“西化”的表述方式，對於“綱目體”這種著作體裁較少注意。講座伊始，胡文輝老師以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柳詒徵《史學研究法》為例引入對“綱目體”體裁的討論。
《唐宋帝國與運河》是全漢昇的一部專題性著作，討論運河對唐宋兩朝政治、經濟方面的影響。以第七章《北宋立國與運河》為例，全氏先作一論斷：
這種情形，到了五代末後周世宗時代（九五四——九五九年），開始發生刺激的變化。“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即瓦橋、益津及高陽關，均在今河北省）”，差不多削平了當日的重要藩鎮的大部分，從而奠定了北宋大一統的帝國的基礎。不特如此，因為他蕩平淮南，在軍事上完成了從前朱溫所不能完成的事業，過去被切為兩段而分隸於兩個政治組織之下的運河，遂又重新打通而可以直達長江。因此，約在平定淮南的同一時間內，周世宗又派人大規模的整治運河的水道，使它恢復運輸效能，重新把軍事政治重心和經濟重心密切聯繫起來，以便在當日成長中的帝國又再復凝結為一個堅強牢固的整體。故我們與其說周世宗是五季末葉的皇帝，毋寧說他是北宋帝國的創始者。
後面兩段又以低出兩行距離的排版形式，做史料的排比和考訂：
在顯德二年（九五五）十一月，世宗即已開始叫人疏通運河。《通鑑》卷二九二顯德二年十一月乙未條雲：
“汴水自唐末潰決，……上（世宗）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又《宋史》卷二五二《武行德》傳雲：
“世宗即位，兼中書令。……為武寧軍節使，……先是唐末楊氏……決汴，匯為汙澤。（顯德）二年，將議南征，遣行德率所部丁壯於古堤疏導之，東達於泗上。”
這樣的格式是為全氏著作體裁中一個顯著的特色。全氏將結論部分與史料的排比、考證區分得較為清楚，結論性部分正常行文，考證部分低兩格呈現。楊聯陞曾經對全漢昇這樣的寫作體裁有過評價：
書（《唐宋帝國與運河》）裡用了一種“新綱目體”（這是我妄擬的名字）。重要的本文頂格寫，有關考證的文字低兩格寫。眉目很清楚。以前雖然有過類似的嘗試，像本書這麼成功的似乎少見。（楊聯陞：《漢學書評》，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21頁）
胡文輝老師認為全氏此書並非是最典型的“綱目體”著作，此類體裁最為典型的寫法應是先寫論斷，後面緊跟著排比史料。柳詒徵在《史學研究法》講義中即使用“綱目體”寫作，先明論斷，即為“綱”；後排比材料，即為“目”：
吾國之有史官最早，故於編輯歷史，記載事實，具有義例，大抵準古鏡今，以為人世之法。
《老子》第十四章：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管子·形勢篇》：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
據此知古之為史，不專以紀錄為事，其所以紀載古事者，蓋以後世為的也。老子與孔子同為史家，老子之於史，尤不以強記陳跡為然。
（李孝遷編校：《史學研究法未刊講義四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1頁）
這樣的寫法在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國史要義》、《江蘇書院志初稿》（載《柳翼謀先生紀念文集》，《鎮江文史資料》第十一輯）以及《柳詒徵史學論文集》、《柳詒徵史學論文續集》中的《漢官議史》、《漢人生計之研究》兩篇中都能夠見到。
柳氏或為當時最喜“綱目體”體裁之作者。關於柳氏的“綱目體”寫作方式，李孝遷在《史學研究法未刊講義四種》前言中有所評價：
柳氏採用一貫的寫作方式“綱目體”，綱是論斷，目是材料。
“綱目體”的寫作體裁從何而來？根據李孝遷考證，柳氏這本小書跟《中國文化史》《國史要義》一樣，仿宋代錢文子《補漢兵志》體例。（李孝遷：《印象與真相：柳詒徵史學新論——從新發現〈史學研究法〉未刊講義說起》，《史林》2017年第4期，第122頁）
胡文輝指出，在體例上，《補漢兵志》一書在敘事之下，附有史料，確具備“綱目體”的特點。但《補漢兵志》應是比較冷僻的書，有可能具體影響到某位史家（如柳詒徵），應該不足以造成一種風氣。而對“新綱目體”發展影響較大的，應該是朱熹的《資治通鑑綱目》。司馬光主持編撰《資治通鑑》後，朱熹與其門人趙師淵等，根據《資治通鑑》、《舉要歷》和胡安國《舉要利遺》等書，簡化內容，編為綱目，其書綱為提要，模仿《春秋》，目以敘事，模仿《左傳》，綱如經，目如傳，另作《資治通鑑綱目》一書，共六十卷，創“綱目體”之體例。清代吳乘權依據劉恕《通鑑外紀》、金履祥《通鑑前編》、朱熹《資治通鑑綱目》、商輅《續資治通鑑綱目》、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等書彙編成一百零七卷綱目體編年通史，上起盤古、下迄明末，編寫形式上正、續編稱綱、目，前編、明紀稱綱、紀。在近代以前，《綱鑑易知錄》流傳面甚廣、影響甚巨。其基本敘事為綱，歷史細節部分以“目”的形式列舉出來，減少閱讀的枯燥感，增添其趣味性、可讀性，這種寫作體裁也隨著此書的暢銷而影響到其他書籍的寫作。近現代史學著作的“綱目體”寫作應當說承繼吳乘權《綱鑑易知錄》體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除此之外，民國時期還有羅根澤《孟子傳論》、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陳登原《金聖嘆傳》、金毓黻《安東都護府考》、錢穆《國史大綱》、臺靜農《西漢簡書史徵》 （《臺靜農論文集》）、白敦仁《釋食》 （華西協和大學畢業論文，《水明樓文集》）等著作採用“綱目體”。五十年代後，仍有部分著作以此為體裁，如袁國藩《元代蒙古文化論集》 、袁國藩《從元代蒙人習俗軍事論蒙古文化》、馮家昇等《維吾爾族史料簡編》、張久和等《遼夏金元史徵》等等。
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書影
《遼夏金元史徵》書影
“綱目體”寫作中，最為知名的一本是錢穆所著《國史大綱》，與其他“綱目體”著作有所不同，錢穆徵引材料較為“節制”。為了說明正文，錢氏一般只引一條材料，偶爾有簡單的考證列於其後。這或許是因為《國史大綱》定位面向大眾讀者，追求更高的可讀性，所以在材料使用上並不是很繁瑣。
與“綱目體”史著相對，一類是專題化的史料彙編，如：沙畹《西突厥史料》、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陳登原《地賦叢鈔》、陳登原《國史舊聞》，這一類著作先排比史料，再以“注”或“案”的方式作說明、考訂和分析。另一類以“史學二陳”陳寅恪、陳垣為代表。如《明季滇黔佛教考》《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同樣密集引用、排比史料，但不直接運用“綱目體”，但作風有類似之處。“二陳”似乎往往先排比材料再作分析，考訂、辨析的成分也較多；而“綱目體”則是先作按斷、總結，一般不作考訂、辯析，再排比材料以作為證明。
關於“綱目體”體裁的優點，胡文輝老師引用梁啟超與嚴耕望的兩段論述。梁氏認為“用綱目體 ，最為省事……頂格一語是正文，是斷案，不過四五百字。下加註語，為自己所根據的史料。較正文為多。此種方法，近代很通行……此法很容易，很自由，提綱處寫斷案，低一格作註解。在文章上不必多下功夫，實為簡單省事的辦法。做得好，可以把自己研究的結果，暢所欲言……伸縮自如，改動較易。”（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嚴耕望也有類似的判斷：（綱目體）“若寫得好，綱文前後脈絡通貫，為一篇極簡練扼要的論文，而材料出處與作者說明以及冗長的反覆論辯，皆可在低格目文中進行。讀者如不欲詳讀，則只費短暫時間，先看綱文，已能瞭解全部內容與作者意旨。”（嚴耕望：《治史三書》）胡文輝老師總結了兩點“綱目體”體裁的優點：第一，“綱目體”體裁史著眉目清晰，敘述簡明，突出史事要點，降低閱讀成本。第二，引據原始史料豐富，便於參考，亦便於初學。（能使初學者對基本史料有直接的印象和認識，而非浮於表面，將研究者二手的解釋當作史料本身。）
胡文輝老師認為朱子著《通鑑綱目》，意在提倡正統史觀，扭轉司馬光原著的“政治不正確”，但無意中他創造出一種新的歷史體裁；而吳乘權張大之，用意在於簡明和通俗，便於初學者。《綱鑑易知錄》的“綱”極為簡略，但以“目”的方式附有一定的細節，是為“舊綱目體”。《綱鑑易知錄》影響極大，近代以來，學人應該主要受其影響，逐漸“自發”地形成“新綱目體”。“新綱目體”的目的，除了敘事簡明之外，意在儘可能容納更豐富的史料，不僅追求“通俗”，亦有史料“考異”的性質，其功用已不同於“舊綱目體”。此體裁在民國前後最為通行，五十年代在臺灣可能保留較多一些。這是此體裁能行的傳統背景。另一方面學術風氣對著作體裁有影響。從清代樸學到民國考據學，大體以史料為本位，乃至有“史學就是史料學”的口號（但要注意，這屬於策略性的口號，並不能等同史學實踐。尤其提倡者本人的治學就不限於此），學人治學無不重視對史料的掌握。史料運用的規模和密度，都影響到對著作體裁的選擇，而“綱目體”正符合這一學風的需要。這是此體裁通行的現實背景。
在講座的最後，胡文輝老師總結了討論“綱目體”體裁的兩個層面上的意義：在學術史意義上，它在民國學術史上甚為通行，體現了一種學風；在實用意義上，它似乎仍有一點的生命力（特別適合於講義、述史類型的著作和年譜）。與現代西式著作對照，很容易顯出中西著作傳統的差別。大抵西方人重分析，以“論”優先，習慣將材料融入正文，將細節放入腳註；而中國人重材料，以“證”優先，對原始材料的引用更為重視。至少就史學來說，中西兩種學風實各有優長（只是近代以來在文化大勢上是西風壓倒東風，中國人更多地接受了西式的著作體裁）。具體到“綱目體”，能夠最大限度地容納史料，呈現史料，是其長處。
胡老師認為今日學術論文和論著的作風，往往是看起來長篇大論，實際上套話、空話、廢話太多。而且，套話、空話、廢話又以“連篇累牘”的方式重複表述出來，分辨起來也甚麻煩。而“綱目體”則較有利於避免這種問題。“綱目體”以簡明的按斷帶出史料，是不是廢話，有沒有新意，一目瞭然。在網絡時代，閱讀負擔越來越重，換句話說，我們付出的閱讀成本越來越高，這樣，“綱目體”是一種降低閱讀成本的著作體裁，值得借鑑。著作體裁應多元化。包括論述的方式、引用史料的方式、註釋的方式，都不必一律。史料多寡的情況不同，可能適宜採取不同的論證方式，也適宜採取不同的著作體裁。
閱讀更多 澎湃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