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日本時，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滿大街亂飛的烏鴉了，無論在城市還是郊野，總能聽到它們那極為囂張的啼叫，還得留防著隨時可能光顧你頭頂的糞便，實在是不堪其擾！

我當時倍感疑惑，在中國如此不受待見的烏鴉怎麼漂洋過海到了日本，就搖身一變，成為“天降神鳥”了呢？

待我查閱了一大堆資料後才恍然大悟，原來，烏鴉在我國也曾享受過無數人的信奉與崇拜，是高高在上的“神鳥”，直至後來跌下神壇，變成人人喊打的對象，實際上是經歷了一段相當複雜而漫長的演變過程。

套用班尼女士的一句話就是：每一種為人所厭棄的事物背後，許也存在過一種信仰。

一、“金烏”文化

“烏鴉”最著名的神性物象，可能要數《山海經》中的“金烏”了。

在遠古神話中，烏鴉與太陽為一母同胞，兩者總是形影不離，故而，太陽又被稱作“金烏”或者“陽烏”。

在距今5000-7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上，也能發現“金烏負日”的圖案，學者據此分析，金烏的崇拜，可能源於太陽與鳥崇拜的兩種文化融合，再結合太陽黑子等天象，烏鴉與太陽就被等同視之。

在少數民族的神話傳說中，同樣也存在類似的烏鴉崇拜，從中我們似乎可窺探到遠古社會烏鴉備受推崇的緣由。

據傳，上古時期，一些少數民族的先知能通曉烏鴉的語言，經過烏鴉的轉述，提前獲知老虎等猛獸的行蹤，因此，在烏鴉的通風報信下，人們在狩獵時總能滿載而歸。

並且，他們認為，烏鴉也不是一開始就黑不溜秋的，洪荒時代，為了幫助人類求得火種，烏鴉飛到天上與天神溝通，未曾想，天神不僅拒絕了烏鴉的請求，還派人把它痛打了一頓，在慌亂逃竄之中，烏鴉掉到了鍋底，這才染了一身黑，最後還是神女於心不忍，悄悄告訴了烏鴉鑽木取火之法，人類自此才有了火。

烏鴉的嗅覺比獵犬還要靈敏，如果出現成群渡鴉之地，其附近一般存在大量腐肉，這很有可能就是遠古人類尋找食物的重要方法之一，烏鴉的這一特殊本領，在先民的眼中，逐漸被視作可與天意相通，從而具有了“神性”。

溫與飽是人類生存最基本的條件，烏鴉為人們獲取食物指引方向，太陽為人們帶來溫暖，所以，烏鴉與太陽並肩，成為了人類崇拜的對象；

同時，太陽東昇西落這一日復一日的行為，人們無法解釋，就猜測可能存在某種會飛的動物在運載它，“金烏載日”的傳說由此而來。

二、意識的分流

不過，隨著人們見識的增長，在春秋戰國時期，遠古神話漸漸式微，烏鴉的神聖地位開始受到質疑。

屈原在《天問》中提出：所謂后羿射日，其真正射中的應該是烏鴉吧？

在《涉江》中，屈原直接把烏鴉視為“惡俗之鳥”。

漢代三足金烏的出現，也可成為一個例證。

早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烏鴉與太陽已經成為原始信仰的一部分，可是直到漢朝，三足金烏的形象與記載卻突然大量湧現。

為何如此？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改造自然的力量愈加強大，不再需要依靠烏鴉來尋找腐食，所以，這隻遠古的神鳥重新迴歸平凡，但自然界中仍存在大量人類無法解釋的想象，為了尋找新的解釋，人們只好對神話傳說進行再創造，這時流行起來的陰陽數術學恰好為其提供了理論支持：

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三”這個數字在古人眼裡充滿了神秘的力量，於是，象徵“陽”的金烏就被畫蛇添足般賦予了三足。

自此以後，烏的象徵意義也開始出現明顯的分流。

三、祥瑞與孝鳥

在董仲舒的眼裡，赤烏是祥瑞的代表，他在《春秋繁露》中曾說：周朝即將大興之時，就有赤烏嘴銜谷種降於屋頂，武王與諸侯見之大喜，而果然後兵不血刃，打敗商人。

而鄭玄在註釋《詩經》裡的“莫黑匪烏”時，卻認為烏鴉就是惡的代表，暗喻群臣的惡行；更甚者，到了宋朝，朱熹直接解讀其為“烏鴉是不祥之兆，暗示國之將亂也”。

烏鴉的神性在漢以後雖然逐漸消失，不過，由於儒家文化的興起，在“

孝悌”等觀念的影響下，“烏鴉反哺”的生理特性被人為地賦予了“孝”的意義。

“嗷嗷林烏，反哺為子”的思想不斷深入人心，江浙一帶還出現了慈烏銜土幫助孝子葬父的感人故事，後來，人們還把故事發生地稱為“烏傷”，這也就是後來的義烏。

可以說，

最晚到隋唐，烏鴉作為“祥瑞”或者“孝鳥”的象徵仍是主流，在唐詩中，可找到很多案例：

比如，李白《扶風豪士歌》裡有：

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掃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

杜甫《西山》有詩云：

今朝烏鵲喜，欲報凱歌歸。

李商隱的《賦得雞》也有：

可要五更驚曉夢，不辭風雪為陽烏。

但同時，“烏鴉為惡”的觀念也在不斷髮展壯大，《酉陽雜俎》就有“烏鳴地上無好聲”的說法。

四、烏鴉的吉與兇

到了宋朝，尤其是南宋，“烏啼為兇”之說開始占主導地位，而這，很可能與宋都南遷，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南移有關。

在南宋的很多文學作品，如《容齋續筆》、《信烏賦》裡都明確記載了南北文化中，烏鴉的差異：南方人喜鵲厭烏，視烏啼為凶兆，必驅逐之，而北方人恰恰相反，喜烏而惡鵲。

宋元以後，中國的文化、經濟中心已南方為主，受其影響，烏鴉的地位當然也就一降再降。

深究烏鴉地位變換之原因，除了南北文化差異以外，我認為還有以下幾種因素的影響：

其一、烏鴉喜腐食。因此，烏鴉逐漸與“死亡”、“屍體”等不祥的字眼等同起來，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文化意識，變成不吉的代表；

其二、黑色之文化內涵的流變。黑色在先秦時期，一直是尊貴的象徵，秦漢也沿襲了以黑為正朔服色的傳統；宋以後，黑色在民間變成了“幽冥”與“陰暗”的不祥之色，烏鴉通體為黑，故而，連帶著不為人所喜。

其三、利益關係的轉變。

正如前面提及的，隨著農業社會的不斷髮展，人們不再需要依靠烏鴉尋找食物，並且，除了腐肉以外，烏鴉也喜歡偷吃果實、穀物，這在以食為天的百姓眼中是最不能容忍的，在收穫之季，總能看到村中老幼用石塊、彈弓驅逐撲打烏鴉的景象，因此，在人們心中，烏鴉從“有益”變成了“有害”。

然而，無論是“神聖”，還是“不祥”，烏鴉其實一直未曾改變，變的不過是人心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