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民進教育家對中國教育的貢獻

《人民政協報》整版報道民進教育家對中國教育的貢獻

如果要列一個民進教育家的名單，那將是一個長長的、難以羅列完全的教育家名單。從民進的領導人馬敘倫、葉聖陶、許嘉璐、車向忱、林漢達、吳貽芳，到老一輩的教育家傅任敢、吳研因、辛安亭、顧黃初、霍懋徵、趙憲初、方明、俞子夷、吳若安、陳一百、張志公、段力佩、呂敬先、董純才、王企賢、朱有迴、陳孝禪、郄祿和、孟雁君、張光櫻、郝守本、邱光、葉上雄、劉運來、俞旭初等，再到現在活躍在教育舞臺的中青年教育學者龐麗娟、周洪宇、張志勇、王蘭、吳正憲、李鎮西、藍繼紅、胡衛、霍力巖、程方平、項賢明、肖川、萬瑋、吳國平等等。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為中國教育的發展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本文僅選擇部分民進領導人和會員代表做一些個案的分析與介紹。

　　馬敘倫：新中國第一任教育部長

馬敘倫

　　馬敘倫（1885—1970）先生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的主要創始人和領導人，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語言文字學家、詩人和書法家。

　　馬敘倫曾經分別在小學、中學、大學任過教，做過校長、教育廳長、教育部次長及代理教育總長等。新中國成立後，他出任了第一任教育部部長和第一任高等教育部部長。

　　1949年12月23日，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馬敘倫對新中國教育的性質和總任務進行了系統闡述，對於如何改造舊教育、建設新教育，如何從各級學校的課程、教材、教學方法、師資到制度層面進行徹底、有計劃、有步驟的變革進行了全面部署。在很短的時間，一批新型學校———中國人民大學、民族學院和工農速成中學興建起來，一批工農幹部及優秀產業工人被選拔到學校深造，開辦了大量工人補習學校，開展了全國規模的識字運動，加強師資培訓，解決師資缺乏的困難，發展中等技術教育，以適應經濟建設的急需。

　　在政務院領導下，馬敘倫主持和參加了新學制的研究和制定工作。他根據當時國家建設實際需要，研究、吸收了我國教育工作的經驗，特別是老解放區的教育經驗，提出了改革意見。1951年11月1日，政務院發佈實施《關於改革學制的決定》。新學制改正了原有學制的缺點，密切配合國家各項建設事業的需要，對各級各類學校的地位、年限和互相銜接關係，做出了新的規定，鑄造了新中國人民教育的基本格局、框架。

　　作為民主黨派的領導人，馬敘倫教育的資政建言方面也有著特別的貢獻，其中，高度重視師生健康問題和收回教育主權就是兩個重要的方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馬敘倫瞭解到學生學習負擔過重、健康受到影響的情況後，在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期間，他及時向毛澤東同志作了彙報。毛澤東旋即手書“健康第一”，接著，他又函示馬敘倫：“各學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營養不足，宜酌增經費。學習和開會時間宜大減，病人應有特別待遇。全國一切學校都應如此。”馬敘倫和教育部的幹部通過調查研究提出了六項改進措施：一是調整學生日常學習及生活的時間；二是減輕學生課業學習與社團活動的負擔；三是改進學校衛生工作；四是注重體育、娛樂活動；五是改善學生伙食管理辦法；六是學校經費的支配，應適當地照顧保健工作的需要。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政務院第93次政務會議討論通過了《關於改善各級學校學生健康狀況的決定》。

　　馬敘倫對辦學主權問題高度重視，20世紀20年代就提出收回教育主權的願望，即將外國教會學校和接受外國津貼的學校收歸國辦，奪回長期為帝國主義國家和宗教勢力所霸佔的文化陣地。1950年9月25日，馬敘倫代表教育部召見天主教羅馬教會駐輔仁大學代表芮哥尼談話，闡明新中國獨立自主的教育政策，並義正辭嚴地駁斥了其誣衊中國干涉宗教自由的讕言，譴責教會侵犯中國人民教育主權的行徑。1951年1月，教育部召開“處理接受外國津貼的高等學校會議”，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允許外國人在境內辦學的方針。會後，有11所學校改為公辦，9所學校改為中國教育工作者完全自辦。在這場複雜而且政策性很強的鬥爭中，馬敘倫既是建言謀策者，又是執行決策者，他準確地把握並堅決貫徹執行了中共中央和政務院確定的方針政策，對取得鬥爭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馬敘倫擔任新中國首任教育部部長的3年時間中，教育事業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狀況，整個國家的教育機關和教育事業，已經是完全屬於人民，成為為人民服務的工具了”。教育事業的發展為我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高潮準備了重要的條件。

　　1952年12月，馬敘倫改任高等教育部部長，集中領導培養高級建設人才的工作。擔任高教部長後，他的重點工作是在院系調整的基礎上，“著重改組舊的龐雜的大學，加強和增設工業高等學校，並適當地增設高等師範學校；對政法、財經各院採取適當集中”。經過半年多的工作，院系調整基本完成。我國的許多省份都有一所綜合性大學並設有工、農、醫、師等專門學院；幾所大學已改造成為多學科的工業大學；在高等工科院校中，基本建成機械、電機、土木、化工等主要工科專業比較齊全的系，設置了294種專業，其中工科137種。由此開始改變了舊中國不能培養比較配套的工程技術人才的落後狀況，解決了國家經濟建設急需的工程等專門人才。

林漢達：為中國孩子講故事

林漢達

　　林漢達（1900年—1972年）先生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創始人之一，是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教育家、翻譯家。從上個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他先後編寫出版了《東周列國故事新編》《春秋故事》《戰國故事》《春秋五霸》《西漢故事》《東漢故事》《前後漢故事新編》《三國故事新編》等大量通俗歷史故事讀物。以此為基礎編輯出版的《上下五千年》和《中國歷史故事》，是影響了中國數以億計的幾代人的兒童讀物。

　　在1962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東周列國故事新編》的序言中，林漢達說：“我喜歡學習現代口語，同時又喜歡中國歷史，就不自量力，打算把古史中很有價值的又有趣味的故事寫成通俗讀物……我當初寫中國歷史故事的動機只是想借著這些歷史故事來嘗試通俗語文的寫作，換句話說，是從研究語文出發的。”

　　身居高位、學至大家的林漢達致力於把以艱深的文言文記錄的中國歷史，用通俗易懂的白話文表達出來，他投入大量精力來做這樣的“小事”，不僅造福了一代又一代孩子，也為歷史知識的啟蒙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兒童文學作家任溶溶曾經說：“林漢達的歷史故事不僅可以讓讀者津津有味地讀到我們祖國的歷史，而且文字規範，對我們學語文、學作文都大有好處。”歷史知識是愛國教育的基礎與前提。這些中國歷史故事已經成為兒童讀物的一座豐碑，至今仍廣為流傳，幾乎無人企及。

　　這套叢書收錄的100多個春秋故事、戰國故事、西漢故事、東漢故事、三國故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林漢達為孩子講中國故事的能力，所有的故事，都用一個淺顯明瞭的四字標題，如“千金一笑”“一鼓作氣”“放虎回山”“起死回生”等表達，不僅文字規範，而且生動有趣。如果林漢達還在世，去百家講壇講中國歷史，恐怕會遠比現在流行的一些講座更加精彩。

　　林漢達是中西貫通的學者，對於中國教育的傳統和西方教育的發展瞭然於胸。1941年，他的教育理論代表作《向傳統教育挑戰》正式出版，一方面有批判地引進西方的教育學說，一方面向中國的傳統教育提出鮮明的挑戰。在這本書中，林漢達對傳統教育的“鑲金嵌玉的鋤頭”“小和尚唸經”“填鴨教育與放任主義”“賊養兒子掘壁洞”“鐵杵磨成繡花針”等觀點與做法提出了尖銳批評。

　　這本書在當時的確是一部“破天荒”的著作，林漢達用“幽默的態度，生動的筆調，深刻的見解，透徹的討論”既批評了傳統教育的弊端，又系統介紹了學習心理學的理論，是一部有破有立、簡明扼要的教育心理學普及讀本。出版以後受到學界與社會的廣泛好評，一再重印再版。前幾年還有出版社重新再版了這部著作。

　葉聖陶：為中國學生編教材

葉聖陶

　　葉聖陶（1894年—1988年）先生是民進中央原主席，著名的教育家、文學家、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我國第一部童話集《稻草人》和第一部長篇教育小說《倪煥之》出自他的筆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葉聖陶曾擔任國家出版總署副署長、教育部副部長、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中國作家協會顧問、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

　　從18歲做小學教師開始，葉聖陶的一生幾乎沒有離開過教育，從事教育工作近80個春秋。他對教育的摯愛之熾和思慮之深，堪稱教育工作者的楷模。無論是在甪直的吳縣第五高等小學的青春年華，還是在開明書店主編《中學生》雜誌和編寫系列國語教材時的激情歲月；無論是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期間對教材“國家隊”的建設，還是主政中國民主促進會時對一線老師的關懷……工作不同，但圍繞著教育這一相同核心，職務各異，卻磨礪著教育這一堅定探尋。

　　在漫長的教育生涯中，葉聖陶提煉出了“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教育就是養成好習慣”“學校教育應當使受教育者一輩子受用”等教育觀點。這些觀點來自火熱的教育生活，又經過他的提煉，一經提出便膾炙人口。其中許多教育觀點，如教育不是工業是農業、文理不宜分科、語文是發展兒童心靈的學科、寫作就是說話、先做學生的學生才能做學生的先生、兒童非縮小的成人、品德教育重在實做等，不僅在當時具有深遠的影響，其力度穿越數十年，在今天看來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教育理論上，葉聖陶的語文教育思想最為豐富系統。他認為，語文教育對於兒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兒童非常需要的學科，也是“發展兒童的心靈的學科”，“除了技術的訓練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義。”語文教育的重要任務，是培養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聽說讀寫又可以分為兩個方面，聽和讀、說和寫。“有了聽和讀的能力，就能吸收人家的東西，化為己有。有了說和寫的能力，就能表達自己的心意，讓人家完全明曉。”這四方面的能力是相輔相成的，聽和讀的能力的提高，有助於說和寫的能力的提高。

　　在葉聖陶看來，小學語文偏重“語”，應該“把訓練兒童說話這件事看得極其重要”。而且，兒童的說話訓練不但是語文學科和語文老師的事情，應該是各科教學和全體老師都要注意的事情。他認為，所謂善於說話，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口齒伶俐，而是“要修養到一言片語都合於論理，都出於至誠”。具體說，就是要精於思想，善於情感和工於表達。說話的訓練，關鍵有兩條，一是儘可能給學生說話的機會，二是老師的說話要成為學生的典範。

　　葉聖陶明確指出，閱讀是教育的核心與關鍵。離開學校以後，學生的成長主要是通過閱讀來實現的。所以，“不待老師教，自己能閱讀”是學生在學校期間必須形成的能力。他主張給學生閱讀的自由空間，他曾經嚴厲批評一些學校取締學生閱讀課外書報的現象，認為這樣做其實是“把學生看作思想上的囚犯”，而把學生的思想範圍在狹小的圈子裡，聽不見遠處的風聲唱著什麼曲調，看不見四圍的花木顯著什麼顏色，“這樣寂寞和焦躁是會逼得人發瘋的”。他建議要加強閱讀的指導，認為閱讀指導如同給走路的人指點某一條路怎麼走，按照這個指點，走路的人不但不會走冤枉路，而且會“見得廣，懂得多，心曠神怡”。他認為，圖書就是“人類經驗的大倉庫”。倉庫裡藏的東西不一定全是好的，也有黴爛變質的，不合時宜的。所以，開卷未必有益。必須有選擇地讀書，選擇那些對自己最有用的書來讀。

　　作為一位著名作家，葉聖陶對寫作有深切的感受和深刻的見解。他指出，“寫文章跟說話是一回事兒。用嘴說話叫做說話，用筆說話叫做寫文章。嘴裡說的是一串包含著種種意思的聲音，筆下寫的是一串包含著種種意思的文字。”所以，寫文章絕不是找一些稀奇古怪的話來寫在紙上，只不過是把要說的話用文字寫出來而已。也就是說，思想、語言、文字，三樣其實是一樣。“思想是腦子裡在說話———說那不出聲的話，如果說出來，就是語言，如果寫出來，就是文字。”

　　既然寫作就是說話，那麼，怎樣才算把話說好呢？葉聖陶認為，關鍵是做到四個不：即不花言巧語，言不由衷；不認是為非，將虛作實；不含含糊糊，不明不白；不顛三倒四，嚕裡嚕囌。前面兩個是說老實，後面兩個是說明確。說不老實的話，寫不老實的文章，無非是想自欺欺人；說不明確的話，寫不明確的文章，在自己是等於說了白說，在人家則是聽了莫名其妙。當然，寫作雖然說是說話，但是畢竟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口頭說話。要讓自己說的話老實而明確，就要鍛鍊我們的語言習慣。同時，也要了解文章與語言兩樣的地方，如說話有面部表情和身體姿勢的幫助，文章則沒有；說話可以天南海北，不講究開頭結尾，文章則需要講究；說話可以沒有題目，文章則需要；說話可以用方言土語，文章則不能過多采用等等。

　　葉聖陶對於教師的寫作和寫作教學也非常重視，強調教師應該帶頭寫“下水作文”，希望老師深知作文的甘苦，對取材佈局、遣詞造句能夠“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而且非常熟練，具有敏感，幾乎不假思索，而自然能左右逢源”。如此，對學生的指導才是“最有益的啟發，最切用的經驗，學生只要用心領會，努力實踐，作一回文就有一回的進步”。

　　葉聖陶認為，寫作教學不是為了讓學生個個成為著作家、文學家，而只是因為在現代社會，“寫作已經同衣食一樣，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個項目。”所以，一方面要關注寫作的兩個重要基礎，閱讀與生活，另外一方面要改進寫作教學，如題目要儘可能讓學生有話可說，讓學生養成自己檢查修改的習慣，學生共改和教師面批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寫作教學方法。

　　在教育實踐上，葉聖陶先生對於中國教育的最大貢獻，就是為中國學生編輯出版了影響幾代人的教材。1922年，不到30歲的葉聖陶受教育部的禮聘，擔任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新學制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擬訂了《新學制初級中學國語科課程綱要》。不久，他與人合編了初級中學教科書《國語》（6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葉聖陶第一次主編一整套正式的教科書。此後，從1932年的初級小學《開明國語課本》到1948年的《文言讀本》，他先後自編或參與編寫了10多套國文教材。其中有的教材，如《國文百八課》從編排體系、課文選取到教學指導諸方面都達到完善的程度，堪稱語文教材的經典。

　　1949年以後，葉聖陶擔任教育部副部長兼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社長，在肩負全國教育改革任務的同時，仍然以極大的精力領導中小學教材的改革和建設。“文革”之前17年間人教社出版的各種教材中，絕大部分是經他之手修改的，語文教材更是一字一句一個標點都凝結著他的心血。

　　葉聖陶的教育思想與實踐探索，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直面當時當下的教育問題。例如，1981年10月，中國青年雜誌發表了一篇《來自中學生的呼聲》的調查報告，希望葉聖陶先生髮表評論。老人家請孩子念給他聽，結果，唸的人越來越哽咽，聽的人越來越難受。其後，他奮筆疾書，寫下了一篇膾炙人口的《我呼籲》。

　　在這篇文章中，葉聖陶希望教育部的領導拿出比說話更加有效的實際行動；希望各省市自治區教育局的領導不要用摧殘學生的身心來換取本地區的虛譽；希望高校的領導千萬不要招收那些“死記硬背的東西太多，缺乏獨立思考和豐富的想象力”的學生；希望小學的領導不要從小開始應試教育。尤其希望中學的領導要頂住上級領導、父母、輿論的壓力，不要害怕“剃光頭”；希望中學的老師處處為學生著想，保護他們的切身利益；希望父母們明白進大學是成才的一條道路，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希望媒體的編輯不要為應試教育推波助瀾；希望出版社的編輯不要印行高考試題解答之類的書。葉聖陶在文章的結尾誠懇地寫道：“愛護後代就是愛護祖國的未來。中學生在高考的重壓下已經喘不過氣來了，解救他們已經是當前急不容緩的事，懇請大家切勿等閒視之。”可以說，這是一篇批評應試教育的檄文。也充滿著對於未來的素質教育的期待。

霍懋徵：用“愛”詮釋教育的真諦

霍懋徵

　　霍懋徵（1922—2010）是當代著名教育家。她一生倡導和實踐“愛的教育”，用“愛”詮釋了教書育人的真諦，並將“愛”融入了中國教育的長河。周恩來稱她為“國寶”；胡錦濤盛讚她“把自己一生獻給了教育事業”；溫家寶為她題詞“把愛心獻給教育的人”;劉延東稱她是“德高望重的教育大家”。她被譽為“中國教育的一面旗幟，人民教師的優秀楷模，全社會的一代師表”。

霍懋徵老師一輩子紮根基礎教育事業。1943年，她從北京師範大學數理系畢業，放棄留校的機會，自願赴北師大第二附屬小學任教（即今北京第二實驗小學），是我國高學歷人才從事小學教育的先行者。新中國成立後，她接連被北京第二實驗小學和相關教育部門委以重任，不僅承擔了小學五年一貫制實驗工作，而且被調到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等部門，從事小學教學大綱的編寫和教材的改編等工作。1954年，她主動申請調回學校。1956年，她被評為新中國首批特級教師。60年間無論國家、學校、家庭發生什麼變化，她都始終躬耕於小學教育園地。這期間雖然有很多調到其他單位工作的機會，但她心無旁騖，無怨無悔。她說：“小學教師是我的職業，更是我的事業。”“我教過的每個學生都成才了，這是我最大的榮譽和幸福。”

霍懋徵老師熱愛學生和教師工作，堅信“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堅持教書育人60年，她的學生個個成才，從沒有一個學生掉隊，每屆學生幾乎都是全面發展的好學生。她對學生一視同仁，與學生情深似海，學生們把她比作自己的媽媽。她幾十年如一日專注投入、業精於勤。從教60年，她有四個“從沒有”：從沒有和學生髮過一次火；從沒有因為學生犯錯把家長請到學校來，但是孩子們個個都成才；從沒有懲罰或變相懲罰過一個學生；從沒有讓一個學生掉過隊。她從教60年沒留級過一個孩子，而且把很多別人不要的孩子都要到自己班，培養成才。在教學實踐中，她先後提出了以學生為本、育人必先育德、教人必先教心，以及家庭也是學校，社會是大課堂等教育思想，探索出在減輕學生負擔的前提下提高教育質量的途徑；形成了以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發展學生的智力和開發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造潛能等為特徵的教學藝術。她的教育思想與實踐對我國基礎教育的改革發揮了引領作用。

霍懋徵老師熱愛民進，積極參政議政，自覺肩負起參政黨的職責和使命。她1953年加入民進，擔任過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常委，是當時全國基礎教育界唯一一位全國政協常委。第六、七、八、九屆民進中央常委。她和葉聖陶、雷潔瓊主席、方明等16位民進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出建立教師節、制定教師法的提案。從20世紀80年代起，她就隨民進中央教育研究小組到內蒙古、貴州、雲南等地交流教學經驗。她的足跡走遍了全國50多個省市地區，上了百餘節公開課，為智力支邊、興教辦學付出了極大心血和努力。85歲高齡時她仍然每天工作10多個小時，撰寫教學體會，做好經驗總結和教師培訓工作。她說人生就只有3天，“昨天”已經離我們而去，要珍惜“今天”的分分秒秒，為社會、為國家的“明天”多做實事。

在霍懋徵老師的告別儀式上，我看到的兩副輓聯深深地感動著我。一副是“傳道授業解惑躬耕一生，彰愛揚清懿德垂範千秋”。另外一副是“愛心燭照千秋人人可得為堯舜，懿德師表萬世縷縷不絕繼聖賢”。我想，這不僅是霍老師一生的真實寫照，也是國家和人民對於她的最高褒獎。霍老師的人生告訴我們，只要我們擁有愛心，只要我們用心做事，一個普通的靈魂，也可以走得很遠很遠。

吳正憲：讓數學“好吃又有營養”

吳正憲

吳正憲是民進中央委員，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正高級教師，數學特級教師，國家督學，全國小學數學專業委員會理事長，北京師範大學和東北師範大學特聘教授。曾榮獲“全國模範教師”、全國“兩基”先進個人、北京政府授予的“人民教師獎”等榮譽稱號。

吳正憲從事教育工作近50年，其中一半時間在做小學教師（教過語文、數學、任班主任），一半時間做教研員。作為小學數學教師，她秉持“教書育人”的目標，把“傳授知識，啟迪智慧，完善人格”融為一體，努力探索適合符合兒童認知特點與能力發展需要的教學策略與互動教學實踐，激發學習的興趣，開發智力潛能，彰顯數學教育的育人價值。她與兒童建立了平等、和諧、友善的師生關係，使兒童體驗學習的快樂，由此喚起兒童學習數學內在需求和學習自信。

她注重兒童“數學核心素養”的培育，努力把握準數學本質。幫助兒童學會用數學的眼光去觀察、用數學的思維去分析、用數學的語言去表達。她努力為兒童構建“好吃又有營養”的數學課堂實踐，且堅持“以學定教”的課堂評價。在探索中找到了實現教學目標和體現兒童數學教育本質要求的課堂形式和有效的教學組織策略。根據兒童學習規律和數學教學內容，創設了8種不同特點的課堂，使教與學緊緊圍繞“促進兒童發展”這個核心展開。

作為教研員，她始終把教師（特別是農村地區教師）專業發展作為重要工作。她秉承著“著眼教師需求，尊重教師實踐，重在案例研究，成在後續跟進，貴在資源建設”的研修理念，幫想做事的人做成事、為能做成事的人搭好臺，把教師培養工作做實，帶起了一支優秀的數學教師隊伍，形成了有特色的團隊研修文化，促進了教師的專業發展。

吳正憲帶領團隊邊實踐、邊研究、邊思考、邊寫作，開發和建構了教師專業發展的課程資源，為北京市小學數學的研究積累了寶貴的資源，出版了20本著作和2套教學實踐光盤，錄製了豐富的視頻教材。被全國廣大一線教師引用和實踐。其中《吳正憲給小學數學教師的建議》一書被評為2012年最具影響力的教育叢書之一；《吳正憲老師課堂教學策略》被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列入2014年中小學圖書館推薦書目，《吳正憲教育教學文叢》獲市政府頒發的哲學社會科學二等獎。“北京市小學數學教師專業研修遠程培訓項目”資源，已經成為北京18個區縣乃至全國部分地區的數萬名小學數學教師的培訓課程，並受到基層教師的認可與喜愛。

（本文作者系全國政協常委、副秘書長，民進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