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的名聲固然是由柏拉圖一類擁躉構建起來的,但在文明史上,一個大哲人竟然被國家法庭判刑處死,終究還是一件絕無僅有的事。
蘇格拉底究竟是因何罪名而被判死刑?是因“敗壞青年”、“不敬神”?如果是,“敗壞青年”、“不敬神”是在何種意義上構成如此重罪?如果不是,他究竟又是在何種情況下因何種言行而獲死刑?他的死是可以避免的嗎?
若不深究,大可人云亦云說他是因“不敬神”和“敗壞青年”而被處死的。但這並不等於弄清了事實真相。“不敬神”的罪名或許來自他的哲學家或智術師的名聲,而當時無論哲學家還是智術師對諸神都不那麼恭敬了,他們都在進行所謂“古代啟蒙”,宣揚新潮哲學和“科學”思想,故“不敬神”的指控並不冤枉他們。問題是,不那麼敬神的哲學家和智術師比比皆是,為何非把蘇格拉底揪出來不可?看來“不敬神”即使可作罪名,卻可能不具有太大的殺傷力。那麼“敗壞青年”何指?這不大像是一個“合適”的罪名。但恰恰是它,才真正置蘇格拉底於死地。“敗壞”決非簡單的道德腐蝕,而有致命的政治後果。
看來,不講政治,就不可能知道蘇格拉底之死的真正原因。蘇格拉底不僅是個哲學家、道德家,多少也是個政治人。他之被判刑處死,是在西元前三九九年,即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戰敗投降後的第五年。此時,激進民主派與貴族寡頭派的衝突主導著整個希臘世界,數百個城邦大致分為民主制與寡頭制兩大政體。而所謂寡頭制,按現代標準仍是民主制,或不那麼激進的民主制,斯巴達政制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從柏拉圖、色諾芬筆下的蘇格拉底對激進民主總是不屑甚至譏諷有加來看,蘇格拉底的政治立場顯然與寡頭派相同或者相近。這個派別裡雖有少量中產分子,但其核心卻是部落貴族。蘇格拉底本人雖出身平民,父親為石雕師,但其弟子和朋友卻屬於貴族寡頭派,如柏拉圖的親戚克里提亞和卡爾米德,蘇格拉底的仰慕者亞西比德,以及柏拉圖本人、色諾芬、柏拉圖的哥哥阿迪曼託和格勞孔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亞西比德。此人英俊瀟灑、風流倜儻、能言善辯、精通音律,為當時雅典城的頭號酷哥,“粉絲”無數,連口齒不清都有人模仿。坊間流言,說他與蘇格拉底關係曖昧。這在柏拉圖的著述裡不難找到證明。在《會飲》中,亞西比德誇耀他與身材矮小、鼻子扁塌、皮膚黝黑,但光芒四射、魅力無窮的蘇格拉底在練身館裡調過情!他甚至當眾色誘蘇格拉底,無奈後者並不領情,使其陽謀未遂。亞西比德是一個野心勃勃、富於攻擊性的傢伙。正是他憑著三寸不爛之舌,在公民大會上煽動群眾忽悠群眾,使其所提遠征西西里的動議在“公投”中獲得通過,本人也被任命為遠征軍總指揮之一。但遠征軍離港後不久,他便因故叛逃到斯巴達,為高層出謀劃策,給雅典造成了重大傷害。
這些部落精英都是蘇格拉底朋友圈的重要人物。為了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讓我們回到前四○四年。是年,雅典在持續二十七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最終戰敗投降,斯巴達軍隊進駐雅典,雅典人被迫拆毀防禦性“長牆”和數百艘戰艦。接下來,斯巴達在寡頭派中指定了一個三十人委員會,為戰後雅典制定法律法規。但這些人組成小集團,大搞恐怖政治,不經審判便對民主派大開殺戒,抄沒其財產,並將很多人放逐。把民主派趕盡殺絕後,他們便在內部殺起溫和派來。這就是臭名昭著的“三十僭主”暴政,首腦人物正是克里提亞,柏拉圖另一個親戚卡爾米德則為其頭號幫兇。
僭主統治激起了強烈反彈,流亡的民主派積蓄力量,捲土重來,與寡頭派在雅典城郊展開激戰,寡頭派敗北,克里提亞和卡爾米德戰死。這時,斯巴達見寡頭派不得人心,也出於牽制正迅速崛起的底比斯的考慮,沒進行干預,而是默許雅典恢復民主制,民主派遂得以復辟。僭主暴政雖只持續了八個月,但期間殺害的雅典人竟高達一千五百人,幾乎與伯羅奔尼撒戰爭最後十年戰死的人數相當。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圖雖寫下大量有關蘇格拉底的文字,但僅在《第七封書信》裡順帶提及“三十僭主”。雖提到克里提亞,但對其罪行卻輕描淡寫,對亞西比德更是一字未著。不僅如此,此兩人還被安排為大量哲學對話的主人公。同樣的,色諾芬在《回憶蘇格拉底》中也僅一次間接提到雅典人對克里提亞、卡爾米德和亞西比德等人的怨恨。不難想見,柏拉圖、色諾芬是想要讓蘇格拉底與貴族弟子脫鉤,以證明其清白。這些人的確犯了罪,但那是其秉性使然,與蘇格拉底的薰染無關。問題是,為何柏拉圖和色諾芬在克里提亞和亞西比德等人問題上諱莫如深?二人到底有何難言之隱?
要解開謎團,還得對雅典民主做個考察。事實上,前五至前四世紀的激進民主是蘇格拉底審判的一個極關鍵的因素。何謂“激進民主”? Democratia。從字面上看,它很像democracy,但內涵並不同。這是一種由群眾通過公民大會、公民法庭等直接行使軍事、政治、外交、法律和祭祀大權的氏族民主。其與現代民主的最大區別是 :公民不僅參與軍政首腦的選舉,而且直接參與重大事務的決策。在現代民主中,公民只是選舉出議員和行政首腦替他們立法和行政,並不參與也不可能直接參與立法和行政。換句話說,希臘民主是直接民主,現代民主是間接民主。直接民主只有在共同體規模很小的條件下才是可能的。
如所周知,十七世紀以降,民主理念在西歐崛起,逐漸散播到整個歐洲、北美乃至全世界。以此故,希臘民主也開始受到推崇,至十九世紀後期甚至被大大拔高,以致今天很多人以為,現代民主的源頭就是希臘民主。但它並非起源於希臘,而是發端於基督教的平等理念與中世紀的議會制度和法律觀念。事實上兩種民主在緣起、規模、形式和程序上都有很大差別。
一直以來國人崇拜希臘民主,崇拜一切希臘事物,這使很多人對希臘民主的毛病視而不見。激進民主興起後,雅典精英刻意迎合群眾,使後者權力越來越大,不僅幾千人聚集於公民大會以公投方式選舉領導人,以公投方式就軍政和外交大事進行表決,而且在民眾法庭以公投方式對被告做出生殺予奪的判決。於是,阿里斯提德、地米斯托克利、米爾提亞德等傑出軍政人物被判流放或被“扔進地坑”,裡克利雖僥倖逃脫死刑卻仍被控為竊賊並被罰款,指揮阿吉紐西海戰獲勝的八將軍返回後立即被判死,更遑論蘇格拉底被處死刑了。尤其讓人大跌眼鏡的是,蘇格拉底被處死後不久,主要起訴者之一、民主派干將美勒託本人也被判極刑,被亂石砸死 ;八將軍被判死刑後僅僅幾天,主要起訴者也被處死。
雅典民主還做過其他傻事,僅舉兩例說明 :一、前四一六年投票決定對彌羅斯島居民進行滅族性屠殺。這個蕞爾小城不識相,耍滑頭,竟膽敢保持中立,既不跟雅典也不跟斯巴達結盟,而雅典如此強大,滅掉他們實在是小菜一碟。據修昔底德的記載,雅典軍隊執行了公民大會決議,殺死了彌羅斯島所有男子。二、前四一五年,雅典民眾在亞西比德等人忽悠下通過決議,遠征西西里島的敘拉古城邦,企圖吞併該城邦及周邊土地 。這意味著,在伯羅奔尼撒戰爭還遠未結束的情況下,雅典又發動了另一場規模相當的戰爭,結果卻是全軍覆沒,戰死或被俘後被虐待致死者多達幾萬人,統帥尼西阿斯和德摩斯提尼都被俘虜並處死。此役使雅典元氣大傷,從此走向敗落。
當然,雅典民主並非沒有優點。它雖有以眾暴寡的傾向,相對於現代民主,在很多重要方面並非自由(如公民財產權得不到保障,沒有不參與政治的權利,沒有不敬拜城邦諸神的權利,甚至言論自由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一定程度上,也正因為民主在雅典所創造的相對寬鬆的環境,才使悲劇、哲學、修辭術得以誕生,使詩歌、繪畫、雕塑、音樂、科學等得以繁榮,使一大批文學家、藝術家和思想家得以湧現,對西方文明產生深遠的影響。民主的最大長處,莫過於能較好地發揮人們的主觀能動性,通過公民參政使他們對國家懷有強烈的認同感。此外,民主派在對待反對派方面,也明顯比貴族寡頭派更仁慈,至少沒有像他們那樣大開殺戒。如果說雅典民主做了一些錯事,那是因為它仍然發育不全。
為了更好地瞭解蘇格拉底之死的來龍去脈,還得對當時的法律制度有所瞭解。 若把沿自氏族制度的雅典政制與現代制度做個簡單比較,不難發現二者有明顯的差異 :在現代社會,由於任何訴訟都需要專業化的法律知識,被告一般會請辯護律師,但這種情形對雅典人來說聞所未聞。古希臘社會根本就沒有職業化的法官和律師概念。事實上,當時雅典遠未脫盡氏族遺風,法律仍相當粗糙,尚未從政治、宗教和習俗中完全分化出來,立法、司法職能與軍事、政治、宗教等職能仍有很大程度的重合。相當於法官、律師和陪審員等的職能由誰來履行?民眾法庭。而民眾法庭又由抽籤產生的數百到數千名“陪審員”構成。從人群心理學的角度看,在人群中,本來能夠獨立思考的個體不復存在,平日的道德約束突然消失,原始衝動、幼稚行為甚或犯罪傾向很容易爆發出來。如此這般,要總能做到公正合理,實在太難了。
由於希臘民主是一種原始民主,現代專業法庭和職業律師根本不存在,所以不僅任何公民可起訴任何被認為犯法之人,而且從理論上講,任何公民都可在民眾法庭上發言,揭發控告任何個人的違法行為。這意味著,任何手握權力者都受到密切的監督和制約。從權力應當受到制衡這一民主原則看,普通公民監督並約束公職人員以防止其濫用公權,乃天經地義,但在粗陋民主樣式的實際操作中,任何擔任公職者,無論賢與不肖,隨時都可能陷入被動和危險。不僅任何人可以起訴任何人,而且判決結果取決於一個多達五六千人的超大“陪審團”的投票,而非專業律師和法官的理性辯論和協商。
讓我們把目光再次轉到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的雅典。前四〇三至前四〇二年,雅典通過了一項旨在使兩派達成和解的法令。僭主暴政被推翻以後,民主派為了維穩,也考慮到斯巴達可能進行軍事幹涉,決定不搞秋後算賬,而是打起了統戰牌,跟寡頭派達成了一個既往不咎的協定,以“寬恕法令”形式將之固定下來。據此法令,民主派不得對寡頭派提出政治起訴,不得追討被其沒收的財產。這意味著,民主派雖然翻了身,但礙於“寬恕法令”,也因斯巴達威脅,卻難以申冤。想要報仇雪恨,就得想法兒繞過“寬恕法令”。
儘管任何人可以起訴任何人,但要起訴,總得有個理由。此時,民主派人士胸中的復仇火焰遠未熄滅。更糟糕的是,克里提亞、亞西比德等對城邦造成的傷害實在太大。蘇格拉底怎麼說也難辭其咎。但要直接指控他參加了寡頭派的屠殺行動,說他與克里提亞等相勾結,殺戮民主派,既證據不足,又受“寬恕法令”掣肘。必須找到一些不像是政治起訴,卻有殺傷力的罪名。既然蘇格拉底是哲學家或智術師,有新潮“啟蒙”言論,“不敬神”不就是一個現成的罪名?
但這個罪名畢竟不夠給力,得有些尺度更大的罪名才行。既然克里提亞、卡爾米德和亞西比德等一大批貴族青年追隨蘇格拉底,後來又對城邦犯下了大罪,為什麼不能說他“敗壞青年”?我們並不是因為他參與了屠殺民主派才起訴他的。但這種指控看似繞過了“寬恕法令”,卻畢竟仍有點牽強。起訴者既不敢把真實動機抖摟出來,只好將就用一個看似間接的罪名。這應該是第一輪投票判他有罪者不佔多數的主要原因。
即便在第一輪投票中蘇格拉底被判有罪,局勢也並非不可以扭轉。根據法律,被告被判有罪後,法庭應根據控方和被告提出的不同量刑方案,進行第二輪投票,然後才做出最終判決。無奈此時蘇格拉底已年屆七十。他似乎下定決心,不惜老命也要與民主派鬥下去。按照法律,控方提出量刑方案後,被告可提出一個反方案。此時蘇格拉底若能低下他那高貴的頭,提出一個還說得過去的反方案,比如放逐或交納一筆數額足夠的罰金,同時也不要那麼傲慢,或許就會免於一死。據色諾芬說,蘇格拉底拒絕提出量刑方案,認為這不啻認罪。
我蘇格拉底何罪之有?但這又不啻藐視法庭。幾百個群眾是好惹的嗎?
不過據柏拉圖說,蘇格拉底並沒有拒絕提出自己的量刑方案,而是同意支付三十米那贖罪金。之前他甚至膽敢提出,應宣佈他為城邦英雄,在“普呂坦內昂”裡為他供應伙食直至去世。“普呂坦內昂”乃何地?雅典城邦神社大廳,裡面燃著長明邦火,至為神聖,能在那裡受公家供奉者,不是奧林匹克冠軍,就是為保衛城邦立下赫赫戰功者。蘇格拉底恬不知恥,說他應該在“普呂坦內昂”裡享受供奉或英雄待遇。是可忍,孰不可忍!幾百個手握生殺大權的群眾是可以隨便挑釁的嗎?之後蘇格拉底又說,他願意支付一米那贖罪金,且只能這麼多。一個米那!這不又在羞辱法庭?柏拉圖等急忙叫他答應付三十米那,由他們擔保付清,但所造成的影響已覆水難收,與之前所說在“普呂坦內昂”享受供奉云云的後果同樣嚴重。凡此種種使法庭上很多人尤其是民主派強硬分子相信,被告簡直是在捉弄他們,羞辱他們。很多人本來傾向於中立,現在見他不識好歹,便改變了立場。結果蘇格拉底即便表示願支付三十米那贖罪金,在第二輪投票中,贊成判死者仍然比第一輪投票判其有罪者多出了八十人,即三百六十人對一百四十人。至此蘇格拉底的犧牲幾成定局。
在當時雅典,今人所熟知的公民權利並不存在,良性的政黨政治遠未開出,保障個人權利的憲法、法治、代議制度、分權制衡、私有財產權、獨立法官、辯護律師、信仰自由等制度,遠未形成。這意味著,對蘇格拉底的處置雖未必公正,卻合乎法律。但是,與其說他之被判死,是因其“敗壞青年”、“不敬神”,毋寧說是因為伯羅奔尼撒戰爭後風譎雲詭的政治鬥爭。民主派的政治報復是蘇格拉底被判死的真正原因。假如雅典政制已進化得較好,公民權利已能較好得到保護,對僭主暴政只有間接責任的蘇格拉底即便有罪,也罪不至死,判個放逐更為合適。然而此時的雅典民主畢竟仍是一種野性未泯的民主,不可能這麼仁慈。以基督教興起後的道德水準來衡量,此時希臘人雖然智商很高,卻仍是一些不知慈悲為何的野蠻人。要讓他們以德報怨,實在勉為其難。
民主派雖比寡頭派更仁慈,但僭主暴政畢竟發生不久,殺戮的慘景仍歷歷在目,城邦上空仍飄蕩著血腥之氣,要他們沒有一點報復心,是不可能的。寡頭派的血債並沒能真正得到清算,而蘇格拉底與寡頭派頭目的師徒關係又盡人皆知,民主派怎麼能不伺機報復?即便無法指控他直接參與了殺戮,也並非找不到其他理由來治他。加之城外的貴族派武裝此時正蠢蠢欲動,就更得好好震懾一下他們了。克里提亞和亞西比德等難道不正是受其教導才變壞,才給城邦造成了巨大傷害?寡頭派死硬分子此時不正在雅典遠郊埃留西鎮組織還鄉團,磨刀霍霍,欲殺回雅典變天?故此,
蘇格拉底之死是必然的。他是被犧牲的。但很大程度上,蘇格拉底之死也是自我犧牲。如果一心想活,他大可在法庭上裝乖,表現得更知趣一些,而非拒不認罪,更非大言不慚要求被視為英雄。從柏拉圖的《克里同》可知,從蘇格拉底被判死刑到執行有一個多月,他有大把機會逃離雅典。但他終究選擇了服從法律,即在獄卒監視下,與朋友們交談中飲毒芹汁而亡。
《不自由的希臘民主》,阮煒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版;
《另一個希臘》,阮煒著,上海三聯書店二○一○年版
原載《讀書》201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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