浚县商时称黎，西汉初置黎阳县。古时黎阳城汉代位居大伾山北麓，卫水西侧。因水患而成湖，遂移城至浮丘山巅。唐初置黎州总管府，宋、金、元为浚州，明初降州为县，始称浚县。
两架青山一溪水,十里城池半入山”
古城景区
古城门夜景
通利军城系浚县宋代故城。北宋雍熙四年(987年)，黎阳县改属河北道澶州（今濮阳）。《宋史 地理志》载：北宋端拱元年 (988)，以黎阳县为通利军，至道三年(997年)，改道为路，通利军属河北路。天圣元年 (1023) 改为安利军。明道中复为通利军。熙宁三年 (1070) 废为县。元祐初复置为军，政和五年 (1115) 升为州，号浚州军节度。《宋史 河渠志》：“政和五年，督水监言：‘虑水溢为患，乞移军城于大伾山、居山之间，以就高仰’。”辖黎阳县。旋又改平川军节度，州治在浮丘山颠，辖黎阳县、卫县。
宋代的行政区划，最高一级为路；相当于现在的省，实施的三级制，最基本的是路—州—县；州级单位有府、州、军、监，，相当于现在市、县两级，府虽与州平级，但地位却略高于州，府地位最高，州次之，军、监更低；行政区划中出现了军、监这两个单位，当时的军、监有两类，领县的或不领县的。领县的军、监与府、州同级，但实际地位低于府和州;不领县的军、监与县同级，都隶属于州或府。也就是说，宋代县级以上、路级以下的区划单位有府、州、军、监四类，县级单位有县、军、监。通利军领黎阳县，是跟州同级、比县级别高的一个地方，“通利”是取水路畅通平安之意。据《浚县志》载：通利军、安利军、平川军、浚川军，皆系军政设置，取水陆路畅通之意命名。军城在今浚县城东三公里紫金、凤凰两山之间，后因避黄河水患，移置大伾山与凤凰山之间。高宗南渡后，军城遂废。遗址荡然无存。
澶渊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重要战役，1004年 闰九月，辽军在 萧太后和辽圣宗的统率下再度大举南下。辽军在侵入宋境后，即派出使者请和。十月，辽军在击败部署在边境一线的 宋军主力后，移兵东攻 瀛州（今 河北河间）。宋知州 李延漏率众坚守。辽军围攻多日，昼夜猛攻，死者达3万余人，城仍固守不下，只得移军南下，同时又遣使请和。十一月，辽军进抵澶州（今河南濮阳），大将 萧挺凛中伏弩死。辽军一面屯兵澶州城下，与宋真宗所统宋军主力对峙，一面与宋方谈和。此时，辽军虽已击败宋军第一线的主力， 长驱直入，攻克祁（今河北安国）、 德清军（今 河南清丰）和通利军（今 河南浚县）三城，但广大的 河北地区仍在宋人之手。辽军前有坚城大河及宋军主力，后有伺机而动的宋河北 军民，全军已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加以 瀛州一战后，辽军损失颇重，大将身死，锐气受挫，虏掠又无所得，战败则全局不堪收拾，也就不敢在胜算不大的情况下孤注一掷，与士气高涨的宋军新锐决一胜负，而只想通过和谈解决争端。宋人也因争战多年，无法击败辽军，取得最后的胜利，而决意议和。十二月，宋辽讲和，双方约为兄弟之国，承认边界现实，宋每年予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澶渊之盟”。从此，宋辽二国维持了100余年的和平通好关系。
《资治通鉴》载：1115年，蔡京以孟昌龄为都水使者，献议导河大伾，可置永远浮桥，谓:"河流自大伾之东而来，直大伾山西而止，数里方回南，东转而过，复折北而东，则又直至大伾山之东，地形水势，迫束相直，曾不十馀里。且地势卑，不可以成河，倚山可为马头。又有中氵单，正如河阳，若引使穿大伾大山及东北二小山，分为两股而过，合于下流，因三山为趾以系浮梁，省费数十百倍，可宽河朔诸路之役。"朝廷喜而从之，置提举，修系永桥，所调役夫数十万，民不聊生。至是工毕，诏提举所具功力等第闻奏。又诏居山至大伾山浮桥属浚县者，赐名天成桥;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桥，属滑州者，赐名荣光桥，俄改荣光曰圣功。御制桥铭，磨崖刻之。昌龄迁工部侍郎。方河之开也，水流虽通，然湍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溢，近砦民夫，多被漂弱，因及通利军，后遂注成巨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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