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曲墨封
中國古代史上有幾次規模較大的南北分裂。第一次是三國、晉吳時期，第二次是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第三次是隋末短暫的蕭梁、林楚與唐朝對峙，第四次是五代與南方諸小國的對峙，第五次是南宋與金、元對峙，第六次是南明與清朝的短暫對峙。
這些南北對峙中，絕大部分時期是北強南弱。唯獨東晉王朝是個特例，其武力值相當高。高在什麼地方呢？
1.要打便打，從不講和，絕逼傲嬌。
2.一言不合就北伐，不怕輸，而且經常贏。
3.什麼人都敢北伐，從武將到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官。
4.以弱擊強，兵力幾乎從不枯竭。尤其是這個特點，最令北朝抓狂。
那麼東晉是如何做到這些的呢？
我們先看看東晉的狀況。
一、王導發明的“土斷”制度
東晉肇基時沒有蜀地，人口不足700萬，而北方人口往往在3000萬左右。而東晉內部，又有荊揚之爭，皇權權臣之爭，士族門閥衝突，僑姓和土著士族矛盾，山越之亂等等一系列問題，很不穩定。這樣的一個王朝，不僅沒有覆滅於北方的兵鋒，還能在缺乏騎兵的情況下屢挫強胡，多次北伐深入中原、關中甚至河北，取得可觀戰果。
我們都知道，戰爭的前提是國力。相同的兵力，如果以更充足的資源來武裝，就能擁有更精的裝備，更好的訓練，戰鬥力也將大大提升。雖然東晉是由士族門閥掌權的王朝，但令人驚異地是，東晉王朝在打擊豪強、擴大稅基、保護農民利益方面比北方的胡族往往做得好得多，五胡政權則反而大多是豪強地主利益的保護者。
研究東晉的歷史，就不能跳過一個詞——“土斷”。所謂土斷，就是居民按實際居住地編定戶籍，以此明考課、定稅收，避免世家大族隱瞞人口。
琅琊王氏的領導人王導素有“網漏吞舟”之稱，被認為是一味和稀泥，縱容勢豪兼併作奸。然而如果準確地描述的話，王導的政策應當是“不存小察，弘以大綱”。
《陳書》卷一《高祖紀》上說到“成帝咸和中土斷”，把從北方潁川來的陳康（陳霸先的祖先），土斷為吳興長城人。這是東晉第一次土斷。當時的宰輔是王導，可知王導是土斷的發明者。
東晉的土斷制度，“實編戶，王公已下皆正土斷白籍”，雖然並不大規模剝奪大族的部曲為自耕農，但部曲必須全部納入繳稅的編戶。而王公、官僚也都接受土斷，雖然免役卻要承擔繳稅義務，在西晉時，各級官吏是可以免稅的，還可以蔭庇親屬，經過王導的改革不行了，這就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與土斷的同時，王導又實行了度田收租制，“畝三升”（咸和五年）。田越多，交的稅也越多，田越少，交的稅也越少。換句話說佔有大量土地的世族，要負擔較多的國稅，佔有少量土地的農民，負擔的國稅則相應減輕。
在小節上，王導採取調和各方矛盾的做法，但大的制度毫不含糊。
經過土斷，東晉王朝人民負擔平均，農民賦稅較輕，能夠更好地恢復和擴大生產。
二、東晉皇帝也喜歡上了“土斷”
不過，當時的戶籍分為黃籍和白籍，白籍就是由北方流亡而來的流民，他們是不需要納稅的。雖然東晉王朝經過一次次土斷將白籍整合到黃籍當中，但也保留了很一部分白籍，這是為什麼呢？原來白籍是重要的兵源，他們從北方流亡而來，歷經磨難，同時仇恨北方的胡人政權，往往富於戰鬥力。
免除這些僑民的納稅義務，能夠使他們更好地進行軍事訓練。所以，東晉王朝的軍隊戰鬥力一直可觀。
王導去世之後，鹹康七年(341年)又進行了一次土斷。
這次土斷是由晉成帝主導的，當時晉成帝剛剛削弱了執政的潁川庾氏勢力，得以振興皇權。
王導雖然是有遠見的大政治家，但畢竟作為琅琊王氏的一員不可能毫無私心，加上東晉初期政局不穩定導致的寬疏，執政上終是有“網漏吞舟”之弊。鹹康年間土斷在咸和土斷後14年，著重的是“實編戶”三字。這實際是對咸和二年土斷的一次核實和補正。
三、桓溫與謝安的“土斷”
此後，權臣桓溫、謝安又相繼進行土斷，來繼承王導“鎮之以靜”的政策。顯然，“鎮之以靜”是發揚莊園經濟提高產率、對抗自然災害優勢的同時，保障政府能夠從莊園經濟和自耕農經濟中獲得充足的財政收入，令世家大族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人民百姓的利益得到一個平衡。
這是在北方胡族政權巨大壓力下形成的特殊危機體制，也使得東晉王朝在稅收體系和動員體系上往往優於北方胡族政權。
公元364到373年，桓溫進行了庚戌土斷。此前他管理荊州時就已經裁抑強豪，在增加桓氏對荊州影響力的同時，提升底層人民利益以博取民心。作為有強力手腕的政治家，桓溫也擁有豐富的土斷經驗。
庚戌土斷大量裁併僑置郡縣，將白籍轉化為黃籍。這是因為之前的僑人由於逐漸安定下來，財富積累之後，不再有作為優質兵源的旺盛鬥志，反而隨著人口的增加，圈佔大量土地，隱藏人口，不納賦稅，對於南方人很不公平。
因此桓溫大量裁撤僑置郡縣，而以新渡江的僑民作為兵源，既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又增加了稅源，且得到廣大南方人的擁護。
後來謝安當政，北方崛起了強大的前秦帝國，情況極為複雜危險。謝安推出了口稅法，“王公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
這是把勞役和納稅分開來，而服兵役者也可以免稅。這是因為北方軍事壓力增大導致僑民提供的兵源不足，南方土著中也大量徵兵，因此特別強調服兵役者免稅。
改以畝計稅為口稅，則是因為按土地收稅執行時間太長，多有隱匿。突然改為依人口收稅，王公士族都不得免稅，豪強來不及隱藏人口，就能憑藉這一改變獲得較多的賦稅資源。經過謝安的口稅法改革，東晉王朝上下齊心，國力充足，取得了淝水之戰和北伐中原的勝利，民生上也有“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谷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的良好局面。
四、宋武帝劉裕北伐靠得也是“土斷”
東晉王朝最後一次土斷是時任太尉的劉裕進行的義熙土斷。
劉裕因桓溫庚戌土斷過時已久，逐漸失去作用，國內人民和實際戶口很不一致，給國家兵役來源及租賦收入造成混亂，因而請求再次實行土斷。劉裕以嚴厲的手腕，進行了相對徹底的土斷，會稽（今浙江紹興）四姓中的餘姚士族虞亮抗命，藏匿亡命千餘人，被處以死刑，於是豪強肅然，遠近知禁。
義熙土斷的成功，提高了劉裕的聲望，令其收穫民心，更是極大強化了國力，為劉裕北伐中原成功，代晉立宋打下了極好的基礎。
東晉一朝，雖然皇權往往不振，由門閥、權臣掌控，最後也被權臣劉裕篡奪。然而執政的權臣往往能厲行土斷，打擊豪強，使得國家強盛，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現象。
而北方胡族政權為了穩固其統治，減少民族壓迫帶來的反抗，往往縱容豪強大族和地方鄉賢兼併土地、隱匿人口，來換取他們的支持。舉慕容鮮卑建立的前燕王朝為例子，號稱“古之遺愛”的慕容恪，也無非是保護了豪強地主的利益，“太宰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因此桓溫僅帶五萬人北伐，就嚇得前燕王朝差點遷都（在抵抗桓溫時前燕王朝只動員出7萬軍隊，全然不似華北霸主的國力），苻堅、王猛的大軍一至，人口千萬，號稱擁兵40萬的前燕政權土崩瓦解。
顯然，東晉王朝的武力，在於厲行土斷，不縱容隱附。而後來南宋的疲弱，則在於“不抑兼併，田制不立”。
軍事問題往往根源還是經濟問題，這值得我們去深思。
萬繩楠《論黃白籍、土斷及其有關問題》
萬繩楠《東晉的鎮之以靜政策和淝水之戰的勝利》
房玄齡《晉書》
司馬光《資治通鑑》
沈約《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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