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基因編輯技術為人類世界帶來了極大影響。2015年，《科學》把“年度突破”頒發給了橫空出世的基因編輯器CRISPR-Cas9系統；2016年，中國科學家將經基因編輯的體細胞注入患者體內，標誌著CRISPR-Cas9系統的首個人體應用。然而，每一項革命性技術背後，都有著倫理與監管的風險。因此，科學家們一直默守著“不對人類的生殖細胞進行編輯”這條底線，避免踏入禁區。
為什麼要死守這條底線呢？因為，只有生殖細胞（即精子和卵子形成受精卵）才能傳到後代，發生在體細胞的基因突變不能傳給後代。舉例說明，棕色獼猴的自然種群中出現了白色的獼猴，動物皮毛的顏色呈現大範圍的性狀表現，只有可能是生殖細胞發生了突變，才可能全身的毛都表現為白色，又因為是生殖細胞突變，所以該性狀可以遺傳；如果是體細胞突變，則頂多也只是部分的毛變為白色，而不是全身，且不可能發生遺傳。為什麼科學家不敢輕易突破編輯生殖細胞的禁區？因為生殖細胞的分裂很活躍，而且還是有基因拆分，比體細胞分裂步驟多，週期短，可以說生殖細胞基因突變頻率是很高的，具有許多不可控性。
人們躍躍欲試要在原生基因組上打造更大的奇蹟，不再相信DNA等同於命運。記得美劇《生活大爆炸》的片頭，畫面從草履蟲開始緩慢加速，到了近代讓人目不暇接，進入電子社會後則快得看不清影像。當代人類已發生了太多太多的改變，從性別，到身體，到基因，我們都在動手動腳去介入改變。當原生基因組無法滿足人類的改造需求，我們還有CRISPR-Cas9基因編輯這件終極武器。父母通過試管嬰兒來篩選“優質”胚胎，女性通過激素療法來自定義產卵週期，眼疾者用人工晶體植入設備改善視力，帕金森病人選擇用大腦植入物——所謂“腦起搏器”——來控制自己的症狀，此外還有針對聾盲人士的人造視網膜和人工耳蝸，至今全球已有數百人選擇將射頻識別（RFID）設備潛入身體，藉此實現魔法般地非觸控開關操作……未來似乎已不可阻擋。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DARPA）正在資助腦芯片研究，旨在幫助老年痴呆症和中風患者恢復記憶。在匹茲堡大學開展的一個人機交互項目中，操作者通過腦信號控制機械臂，甚至能接受機械手掌的觸感反饋。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的團隊正在研發一種用絲綢做的腦機接口：絲綢可以捲起來，再被相對無創的植入人腦之中。此外，還有紋身一樣的電極陣列和通過針管被注射進腦內的神經網。作為第一批敢於嘗試的電子人，這些身體極客（也被稱之為“生物駭客”）覺得身體改造行為可以提供更多可玩性，滿足人類對於自身可能性無限延展的旺盛好奇心。
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認為20年內就能實現腦機交流的巨大進步，特斯拉汽車CEO馬斯克則認為這一時間可能只有8到10年，他的工作室已經完成了第一臺人機接口，如果說人機接口可以成立的話，“上傳大腦”就已經進入到實驗性實施的階段了。我看到他新近公佈的Neuralink項目官網上，只有一句簡單卻意味深長的話：Neuralink提供高帶寬和安全的腦機界面。未來當腦機接口普及，我們目前所有的社會生活模式都將被顛覆。可以說，人類已來到了自身發展的重大拐點，也可能是衝入了一條幽暗隧道，根本不知長度和去向。技術大爆炸的時代，我們是更解放了？還是恰恰相反？我們獲得了自由，還是喪失了權利？在人類歷史進化的全部複雜性上，目前還很難回答。
“我們正同時迎來現代文明衝頂（數碼轉型與生物學革命）和文明見頂（能源危機和環境災難）相遇的時刻，越來越多的人未來可能會成為棄民。”我的北大老師戴錦華教授對這一輪野心和科技的狂飆，充滿了擔憂和質詢，她說：“我們正在經歷人類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的變化。這個變化由互聯網、而最近由移動通訊平臺所標識，我們把它稱為文明的數碼轉型。如果聯繫這一輪技術革命的另一個面向——生物學革命，在我的認知當中，它對於人類社會的衝擊和改造程度甚至超過了工業革命……把我們帶到了一個文明衝頂的狀態。”“人類確實在把我們這一期的文明推向輝煌璀璨的地方，推向最高峰，但是恐怕這個過程中包涵了人類的自我抹除。”其實，目前的人工智能早已通過了圖靈測試，生殖細胞基因編輯也已經打開了禁區，科學和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是否會製造出“新危機的可能性”，這也是以霍金為代表的很多科學家所深深憂慮的。
在2010年出版的名為《什麼是後人類主義》（What is Posthumanism？）的著作中，卡里·伍爾夫（Cary Wolfe）提出了“後人類主義”這個術語，並引述了福柯《詞與物》的最後一段話作為說明：“人是近期的發明，並且正接近其終點……人將被抹去，如同大海邊沙地上的一張臉。”什麼是“後人類主義”？科學研究與新興技術——從人工智能、生物基因技術到有機體與無機體的結合——都從改造與征服自然，轉向試圖重新書寫“人類”本身。基因組變成了可開放編撰的數據集，死亡被視作可被征服的疾病，賦予人類“天選感”的“意識”被作為一種機器形態（更高維度的算法）加以討論。後人類之後，會發生什麼？也許科技帶來的完美，使人生、命運這些傳統概念失效了，人也將因此喪失深度，淪為一個存在於幕後的、可以隨意改變自己屬性的、無比單薄毫無內涵的主體。
即使可以植入芯片瞬間英語八級又怎麼樣？即使可以基因編輯出生就帥裂蒼穹又怎麼樣？即使可以分子靶向治療生物打印更換器官延緩壽命到120歲又怎麼樣？我寧願選擇留在屬於我自己的年代。我不想改變，我想堅持。我想活得變得比較真實、踏實，我的思考本身有一個以人為世界尺度的堅實依託。什麼是人文主義？就是以人為本。可是，今天在全球範圍內，人文學科正在衰落，人文學者正在被邊緣化。面對時代的劇變，甚至可以說是這一期人類文明的倒計時，人文話語的失落或失效，不是說人文學者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而是從 20 世紀開始，我們已經落伍了。多少人文學者在這輪新技術革命面前，表現得麻木、遲鈍、能力不足，甚至在不思進取、閉目塞聽之下，還充滿了自矜自戀、妄自尊大。當代的人文學者，如何重新向“何為人類”發問，直面和質詢與後人類主義相對應的那些變化、那些社會事實和文化事實，如何以自由、開放、理性、批判的姿態，對人類面臨的各種問題作出嚴肅回應？如何保持某種距離感與純粹性，堅守和預警在人類文明進步的前沿陣地？
我明白，當今席捲全球的科技、經濟、政治、智力和倫理道德的革新，都是出自於人類的選擇。在決策中，人是最為關鍵的因素，但是人類往往最不瞭解的就是人類自己。到底什麼是更永恆，更強大的？今天的人類需要認真、平靜的重新思考那些已經變得生疏，但卻是最基本且重要的問題——什麼是需要崇尚和追求的？什麼是真正的力量？人類共同遵守的底線在哪裡？不同教義、族群共存和相互尊重的原點在哪裡？這，不是抽象的玄奧的學者式的命題，而是與每一個人活著相關聯的、最基本的事情。
地球，五億一千萬平方公里；人類，七十億四千萬。當我們凝視世界時，世界也凝視我們。像自然界的所有物種一樣，人類是數百萬年演變的產物。人類是披荊斬棘、歷盡艱辛，才一路走到今天。從類人猿階段起，人類就極其複雜矛盾，什麼是人性？你說那是冷酷那便是冷酷，你說那是綺麗，那便是綺麗，你說那是有情那就是有情，你說那是無情那便是無情……無論人類從生物學意義上有多少缺陷，具有自我意識以及反思自身處境與行為的能力，是人類區別於其他生物最重要、最根本的一點。寫到最後，想起作家史鐵生在《我與地壇》結尾說過的話：“宇宙以其不息的慾望將一個歌舞煉為永恆。這慾望有怎樣一個人間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計。”整體意義上的人類文明，是我們一代又一代人在其中泅渡的浩瀚大海，不要汙染生命之水，不要破壞推動它的精神。我們還遠遠不知道，生命究竟蘊藏了多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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