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浩瀚，公子拾遗”

本期概览

在中国古代社会，旌表制度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旌表的萌芽。所谓的“旌表制度”就是封建统治者对那些行为符合统治者所提倡的封建道德标准的人给予奖励，从而起到表率、模范标榜，宣传封建礼教，维护封建统治作用的一种政治制度。

正如封建社会其他制度一样，“旌表制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每一个时期它都有不同的制度内容，今天我们就以明朝为例，来看看明朝的“旌表制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从秦汉到宋元——跨越千年的“旌表”

中国的“旌表制度”源远流长，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了“旌表”的萌芽，据《周礼·春官·司常》记载：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旌表”最开始并不是一个词汇，而是分开解释的：

“旌”——指的是当时司常所执掌的“九旗”中的一种。

“表”——本义指的是裘皮有毛的一面；后来又慢慢引申为仪表、表率之意。

而对于“旌表”最早的记载源于《尚书·毕命》：

“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

周朝在灭商之后，将殷商遗民迁到成周居住，便于对他们进行监视和改造。三代以后，周王觉着不少殷商遗民人已被改造成为了良民，对他们一味地进行镇压、惩罚已经不再合适了，于是让毕公去判别这些殷商遗民的善恶,根据他们的善恶让他们分别居住到不同的地方，用这样的方法来将顽民和顺民区分开，在顺民聚居的里门外树立旌旗作为标记来表彰善良,树立行善的榜样，教化民众。

可见，“旌表”这一概念自先秦时期就有了，但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旌表制度”是在秦汉时期逐渐形成的。

<strong>秦汉

秦代是妇女贞节观的形成时期，秦始皇巡游天下之时，曾经不止一次的刻石：

“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

再例如重庆长寿县有个“女怀清台”，就是秦始皇鉴于巴寡妇清能恪守妇道而进行的一种表彰，所谓：

“古俗不禁女子改嫁，亦无旌表守节之事，考守节树坊之始，盖本于始皇之奖巴寡妇清。”

到了汉代，这种对于“旌表”的概念再次进行明确，这一时期旌表的对象大致分为忠

忠、节——汉代所旌表的忠臣，大都是开创汉室基业的将领，这种表彰和他们建功立业的心态是分不开的。

孝、义——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文帝首创旌表孝子，在用人制度上也是提拔重用孝悌者，汉武帝时，开始实行举孝廉制度，用以录用官吏。

此外，汉代旌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刻石表闾，图像，有树碑建祠等等，这一时期，旌表往往伴随着物质性的奖励。而且纵观整个汉朝，东汉旌表的手段要比西汉多的多。

<strong>宋元

到了宋代，累世同居之风达到了鼎盛时期，累世同居的世数不断增加，而且三世以下的不再给予旌表，四世同居被旌表的也很少。可见，宋朝时候，四世以下同居的家庭已不足为奇了。这一时期对累世同居旌表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除了旌表门闾、蠲免赋役这些普遍的表彰形式之外，还有了赐名、赐官等方式。

所谓“累世同居”，就是指家族兴旺，代代居住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意思，而宋朝对于这种家族的表彰其本意就是宣扬家庭和睦，家庭的和睦才能使得国家长治久安，可以看出，对于此类的表彰，宋朝政府也是出于国家角度的考量。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对于“忠”这个概念并没有大力推行，反而是将“孝”的标准进行了强化，这是为何？

原因在于宋王朝的开国者原是后周的臣子，他们篡夺了皇位，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不符合“忠”的要求，所以，此时也很难用“忠君”的思想来教育臣下，根本没有任何说服力，所以，此时统治者也是大力提倡孝道的，力图通过“孝”达到“以孝事君则忠”的政治教化目的。

元代虽然是少数民族入住中原，但是统治者也是十分重视孝道的旌表的，仅《元史·孝友传》就记载了 68位因孝行而被旌表的人。所以，看得出，元朝也是非常倡导孝行的。

明代“旌表”——中央为主，地方为辅

<strong>中央旌表

到了明代，中央政府的旌表在旌表层级当中处于最高级，通常表现为由皇帝下诏书直接对行为卓著的人进行旌表，最具有权威性。同时中央政府旌表世人也从侧面昭示天下,当朝君主是个仁慈的明君，所以皇帝旌表在旌表层级中占据最多且最高的份量。

自太祖皇帝开始，明朝就把旌表纳入治国之策当中了：

“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卓异者，有司正官举名，监察御史、按察司体核，转达上司正官，旌表门闾。”

洪武三年，朱元璋就对开国功臣进行了旌表，因为篇幅有限，这里就暂时选取部分名单：

徐达——征虏大将军、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国公。

常遇春之子常茂——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开平忠武王。

李文忠——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近荣禄大夫、右柱国、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国公。

冯胜——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封宋国公。

同时这一时期，皇帝还亲自下诏旌表了一大批节妇烈女。例如洪武初年，明太祖为了表彰新乐县韩太初之妻刘孝妇对婆婆的悉心照顾，明太祖下诏“赐衣一袭，钞二十锭，命有司还其丧，旌门闾，复徭役”。

由此可见，明朝中央政府旌表的对象主要是平民百姓中的“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时对各种行为卓著的人，累世同居者，长寿老人，为国捐躯的忠臣义士更是不遗余力的嘉奖。或封官赐爵，或实物赏赐、蠲免赋役，或赐谥号，或恩荫其子孙。以此来教化民俗，引导良好的社会风气。

<strong>地方旌表

在中央政府旌表之外，地方政府也有旌表的职能。对一些行为卓著、事迹突出，但是没有得到中央朝廷旌表的人或家族，州郡县地方官府予以表彰，这很好的补充了中央朝廷的旌表，同时又教化了民风民俗。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地方官常年在基层，能够比较容易的接触百姓的“善行”，所以，有时候，会是地方官府先旌表，然后逐级上报最后得到中央朝廷的旌表。

这里就涉及到另一个比较特殊的“旌表”级别——乡族里人的旌表

乡族里人是古代社会最基层的单位。在明代创立的里甲制度中，里老在乡里的责任之一就是要劝导民俗，要从正面教育乡民，必须时常告谕乡民要敬老爱幼，邻里和睦；同时里老还有责任上报本里的诸如节妇、累世同居等“善事”；而且里老还可以惩治乡里的无赖，里老虽然不是正式的国家机构，但作为旌表的基层组织，是受到朝廷承认的。

另外，明朝统治者还在各地方建立起申明亭和旌善亭。

洪武五年二月，朱元璋开始建立申明亭，由本里百姓推荐的有威望的里老来主持，申明亭内树立板榜，按期张榜公布本里有过错的人的姓名及其过错行为，《明太祖实录》记载：

“上以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误犯刑宪，乃命有司于内外府州县及其乡里之社，皆立申明亭，凡境内人民有犯，书其过名，榜于亭上，使人有所惩戒。”

凡设申明亭处都设有旌善亭，张贴榜文，将本地的诸如孝子贤孙之事公之于众，用来教化乡民。以上这两种旌表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中央政府的权威性最高，地方政府和乡族里人的旌表又很好的补充了中央政府的旌表，二者密切配合，敦化了风俗，教导了民众，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

明代“旌表对象”——忠、孝、节、义

<strong>忠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忠君已经成为封建统治者对臣民的一种绝对性的要求，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通过各种办法来激励臣民尽职尽责、报效国家。明朝不管是对开国功勋，还是对为国捐躯的忠臣义士的旌表更是不遗余力。

《明实录》记载，洪武三年，明太祖对开国功臣进行了大分封,这在前面已有论述。此次共旌表了六公，其中常遇春去世，其爵位由其儿子继承。六公除了身居高位，还有丰厚的食禄，结合明初的购买力来看，二石约合银一两，徐达一年的食禄约为236000两，这个数字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看来，都是相当庞大的。

随着政局的稳定，文臣的地位逐步上升，自然对于文臣的旌表也提上了日程，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大封功臣时说：“左丞相李善长虽无汗马功劳，然事朕最久，供给军食未尝缺乏。”在这次封赏中，“左丞相李善长、右丞相徐达率文武百官列于丹阶左右”，可见二人是文臣和武将集团的领袖。

李善长作为文臣，享受的富贵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明史·李善长传》记载：

“善长以布衣徒步，能择主于草昧之初，委身戮力，赞成鸿业，遂得剖符开国，列爵上公，乃至富极贵溢。”

明朝统治者还对文臣采取恩荫选官，中高级文官之子不用参加科举考试就可以获得一定的官职。总体而言，明朝受封的公侯爵位的数量中，文臣明显比武将要少。但统治者对文臣武将的旌表，激励了更多的臣子为国恪尽职守。

<strong>孝

和汉代一样，明太祖朱元璋也是奉行“以孝治天下”的理念：

“孝弟之行，虽曰天性，岂不赖有教化哉。自圣贤之道明，谊辟英君莫不汲汲以厚人伦、敦行义为正风俗之首务。”

在朱元璋看来，孝是立身之本，是家庭和睦之本，是国家安康之本，也是人类延续之本。创立各种人格范式，给人以规范化的引导，也是儒家古已有之的思维方式。在孝道方面，后来的儒学家和统治者也创造了许多理想化孝子形象。

而对于“孝”的表彰标准，《明史·孝义传》在开篇就已提及：

“其事亲尽孝，或万里寻亲，或三年卢墓，或闻丧殒命，或负骨还乡者”

例如史五常的父亲，明初在广东任职，死后，葬在了南海和光寺的旁边，当时史五常才七岁，母亲带着他回到了家乡，长大后，“奉母至孝，常恨父归葬”，其母去世后，他按照乡人的指示，果然找到了父亲的棺柩，“乃扶归，与母合葬”，正统六年，获旌表。”

这就表明，在明代，“孝”在旌表范围内是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的。

<strong>节

节，就是指的贞洁，上文提到，妇道观念是从秦朝时期开始形成的，到了宋代，因为程朱理学的发展，使得贞洁观念进一步强化，到了明代，理学极力推崇，科举考试也要以《四书》、《五经》为准，理学成为主流意识。

同时，理学对妇女贞节的控制也逐渐渗透到明清时期的思想统治方面。宋明理学家宣传

明朝被旌表的节妇烈女可分为两类——“贞节”和“贞烈”。

贞节——对那些丈夫死后不再改嫁、坚守贞操，抚育子女，孝敬老人直至死亡或者未婚夫亡守节的女子授予“贞节”。

贞烈——对那些刚正有节操、抗拒强暴或殉夫死的女子授予“贞烈”，此外，还有一些节妇因为孝行特别显著，被朝廷旌表为“节孝妇”或“孝妇”。

<strong>义

明代关于“义”的标准衡量是“义夫”和“义民”。

义夫——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明令：“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卓异者，有司正官举名，监察御史、按察司体核，转达上司正官，旌表门闾。”这里的义夫的含义跟之前有了很大的不同，这里的“义夫”专门指青壮年时期丧妻后，不再续娶的男子。而在此之前，历代王朝从未有过对男子不再续娶旌表的先例。

义民——常指那些仗义疏财、捐借钱谷、赈济助饷的人，“其输银而冠带者谓之义民”，许多明代的地方志当中都设有《义民传》，记述灾荒时地方上的义民义举。

旌表义民，作为一种道德表彰，能够激励人们行善，感召后人乐善好施，明宪宗时温州人许善继“助军国者八千石，朝廷嘉赏，补为散郎，名有司立石旌义，延礼乡饮大宾以风天下，邦人多化之”。义民旌表在充实仓廪、赈济灾荒、宣传封建礼教、教化民众、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体来看，“义”在明代旌表体系中的地位和“孝”、“忠”相比并不算是特别突出，但也是衡量标准之一，有人说明代其实是一个相对僵化的社会体制，我想这应该和明代通过旌表内容对民众的约束力有着莫大的关联。

精神、物质的双重奖励

<strong>物质奖励

“实物赏赐、蠲免赋役”

成化二十三年，明宪宗下诏：

“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有司开具实迹奏闻，以凭旌表，其已旌表年及六十者，孝子冠带荣身，节妇照八十以上例，给赐绢、米、肉。”

嘉靖十七年，明世宗下诏：

“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已经旌表，年及七十以上，并军民之家男妇年八十以上者，有司各给与绢一疋，绵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倍之。”

在我们现在看来，赏赐实物不如赏赐金钱，可是在封建时代赋役沉重的情况下，能蠲免赋役无疑是最实惠的好处了。而且在明朝时期，只有食禄之家才能免除本家的差役，普通百姓能获得这一殊荣，不但减轻了家庭负担，而且还能为家族争光，提高了本家族的身份地位，使家族获得强烈的荣誉感和满足感。

赏赐免死铁券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立即对手下的功臣元勋采取了优待重用的政策,不仅对他们加官进爵,封为公侯,而且剖符作誓,赐予铁券,来奖赏这些有功之臣。获得免死铁券的功臣们犯除了忤逆、谋反等重罪以外的任何错误都可以免于被处死，它的作用相当于免死金牌。

它的雏形是战国时期的铜节。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曾经颁发免死铁券给开国功臣们，但是这个铁券也没有起到免罪和免死的作用。此后的各个王朝，也很少有颁赐铁券给功臣的记载。明朝初年，朱元璋念及功臣们劳苦功高，为了笼络他们，赏赐免死铁券给有功之臣，功臣本人或者是功臣的子孙如果犯了罪，出示铁券，便可以赦免其罪过。

不过换个视角来看，免死铁券实际上并不是万能的，在很多情况下，免死这个概念是由皇帝决定的，政治觉悟不高的人，持有免死铁券甚至相当于拿着一块“杀头令”。

<strong>精神奖励

精神奖励其实就相对简单的多了，我们在前文也已有阐述，这里就来总结一下吧，明代的精神奖励无非就是“拜官”和“立碑”，当然还包括社会宣传，对于个人形象的塑造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明代对于身份是十分讲究的，这里的讲究并不是指出身高贵与否，而是指品行和清白，一旦受到政府的旌表，其个人品行肯定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从一点来看，明代设立“旌表制度”的最终目的依然还是为了维系封建统治的需要，给民众塑造了符合统治需要的人民形象。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即使在今天，旌表制度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利用社会激励的政策来引导人们的行为，鼓励人们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时还能促进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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