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胡亥時的成語故事
【成語】指鹿為馬
註釋：指著鹿，說是馬。比喻故意顛倒羆白，混淆是非。
《史記·秦始皇本紀》：“趙高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日：'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
由於秦二世胡亥聽信宦官，重用趙高，殘害眾臣。趙高雖然大權在握，但他也害怕大臣們聯合起來反對他，為了試驗大臣對他的真實態度，趙高精心策劃了一起在此後歷史上遺臭萬年的政治事件：指鹿為馬。在一次朝會上，趙高弄來一隻鹿作為禮物獻給胡亥，對胡亥說這是一匹好馬。胡亥聽了不禁笑出了聲：“丞相怎麼開這樣的玩笑，這明明是隻鹿，你怎麼說是馬呢？”趙高仍然堅持說是馬，胡亥便問在場的大臣們。大臣們因為害怕趙高的權勢，又不知道趙高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很多人便隨聲附和著說是馬。其他人有的說是鹿，有的裝聾作啞。事後，趙高便根據大臣們的不同說法區別對待：說是鹿的人一律找藉口殺死，說馬的人則被當成自己一派的人。趙高利用手中權力，指著鹿，說是馬，故意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誰都不敢爭辯。
胡亥是秦始皇第十八子，公子扶蘇之弟，秦朝第二位皇帝，即秦二世，亦稱二世皇帝，公元前210年―公元前207年在位。胡亥少從中車府令趙高學習獄法。秦始皇出遊南方病死沙丘宮平臺，秘不發喪，在趙高與李斯的幫助下，殺死兄弟姐妹二十餘人，並逼死扶蘇，而當上秦朝的二世皇帝。秦二世即位後，趙高掌實權，實行殘暴的統治，終於激起了陳勝、吳廣起義，六國舊貴族復國運動。公元前207年，胡亥被趙高的心腹閻樂逼迫自殺於望夷宮，時年二十四歲。本名胡亥別稱秦二世所處時代秦朝民族族群華夏族出生地咸陽（今陝西咸陽）。
沙丘政變胡亥是秦始皇最小的兒子，奉始皇帝敕令，從中車府令趙高學習法律。秦始皇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1年）十月，秦始皇外出巡遊。左丞相李斯跟隨著，右丞相馮去疾留守京城。少子胡亥想去巡遊，要求跟隨著，秦始皇答應了他。十一月，走到雲夢，在九疑山遙祭虞舜。秦始皇到達平原津時生了病。始皇討厭說“死”這個字，群臣沒有敢說死的事情。皇帝病得更厲害了，就寫了一封蓋上御印的信給公子扶蘇說：“回咸陽來參加喪事，在咸陽安葬。”信已封好了，存放在中東府令趙高兼掌印璽事務的辦公處，沒有交給使者。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七月丙寅日，始皇在沙丘平臺逝世。丞相李斯認為皇帝在外地逝世，恐怕皇子們和各地乘機制造變故，就對此事嚴守秘密，不發佈喪事消息。棺材放置在既密閉又能通風的轀（wēn，溫）涼車中，讓過去受始皇寵幸的宦官做陪乘，每走到適當的地方，就獻上飯食，百官像平常一樣向皇上奏事。宦官就在轀涼車中降詔批籤。只有胡亥、趙高和五六個曾受寵幸的宦官知道皇上死了。趙高過去曾經教胡亥寫字和獄律法令等事，胡亥私下裡很喜歡他。趙高與公子胡亥、丞相李斯秘密商量拆開始皇賜給公子扶蘇的那封已封好的信。謊稱李斯在沙丘接受了始皇遺詔，立皇子胡亥為太子。又寫了一封信給公子扶蘇、蒙恬，列舉他們的罪狀，賜命他們自殺。接著繼續往前走，從井陘到達九原。正趕上是暑天，皇上的屍體在轀涼車中發出了臭味，就下令隨從官員讓他們往車裡裝一石有腥臭氣的鮑魚，讓人們分不清屍臭和魚臭。一路行進，從直道回到咸陽，發佈治喪的公告。皇太子繼承皇位，就是二世皇帝。
胡亥以不正的手段獲取了帝王之位。他擔心諸公子及大臣疑而不服，導致變亂，於是密謀殺害諸公子及先帝故臣。在咸陽處死了十二位公子，在杜縣(今陝西長安西南)處死了十位公主。
據《史記·李斯列傳》記載，公子高曾準備逃走，又擔心其家屬受到殘害，於是上書請求從葬於酈山腳下。胡亥准許了這一請求，並賜錢十萬予以安葬。
趙高對秦二世說，先帝臨制天下年久，所以群臣不敢發表不同的政見。現今陛下年輕，剛剛即位，如何在與公卿廷議決策大事時維護權威呢？如果所言有誤，那末就在群臣面前暴露了短處，天子稱“朕”，本來就是說不能輕易讓別人聽到他的聲音。
秦二世信從了他的話，於是常居於宮禁之中，只單獨會見趙高決定朝事，後來公卿大臣也很少能夠朝見。
這種表現出嚴重內在封閉性特徵的政治形式，使新政權原有的積極的政治活力也被完全窒息了。
司馬遷說，秦二世統治時期“用法益刻深”，就是說，其專制統治的嚴酷，可能更超過了秦始皇時代。當時，不僅“黔首振恐”，而且“宗室振恐”，社會上下都被深重的黑色恐怖所籠罩。
秦時專制制度的明顯弊病，已經嚴重妨礙了政治機器的正常運行。
秦二世當政初，年僅二十一歲。他自以為年少，即位不久，百姓不能集附，又仰慕秦始皇巡行郡縣而威服海內的事蹟，決意東巡。據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記載，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李斯、馮去疾等隨從新主往東方巡行。這次出行，時間雖然頗為短暫，行程卻甚為遼遠。秦二世及其隨從由咸陽東北行，抵達碣石，又沿海岸南下，至於會稽，又再次北上至遼東，然後迴歸咸陽。
四月秦二世回到咸陽，七月就爆發了陳勝起義。不久，秦王朝的統治就迅速走向崩潰。可以說，秦二世巡行郡縣，以炫耀強權，威服海內的政治目的，其實並沒有實現，對沿途山海之神都一一禮祠所表現的虔敬，似乎也沒有得到預期的回報。
從秦二世東巡經歷所體現的行政節奏，可以反映這位據說辯於心術而詘於口才的新帝對秦始皇所謂“勤勞本事”，“夙興夜寐”，“朝夕不懈”，“視聽不怠”，以及每天“以衡石量書”，不完成審閱一百二十斤文書的日夜定額則絕不休息的勤政風格的繼承。但是，秦王朝所面臨的政治危機，已經不是一兩個政治活動家憑個人的才智和努力能夠挽回的了。
秦王朝統治時期，民眾所承受的最沉重的負擔，是徭役的徵發。
這一現象的極端表現，是徵發“閭左”服役。據說正是因此而導致了政權的崩潰。漢代人總結秦王朝滅亡的原因，往往以“發閭左之戍”與“收泰半之賦”並稱。“閭左”，就是“閭佐”、“裡佐”，也就是秦王朝基層政權的基本支持力量。他們本來是基層農耕生產的組織者和地方治安秩序的維護者。徭役徵發的過度，已經不得不使這些人也受到衝擊。
政治危機於是已經演進到無以挽回的嚴重地步。出現了人人自危，欲叛者眾的局面。
唐人鮑溶《倚瑟行》詩有“泉宮一用秦國喪”句，認為秦始皇去世，秦的國運也一同葬人酈山地宮之中，秦帝國實際已經滅亡。
這種認識可能暗含對秦二世權位的合法性有所否定的傾向，但是就歷史真實而言，其實是不準確的。
秦二世因政變而暴起，又因政變而暴亡，統治雖然短暫，然而在位三年，也曾經有勤政的表演。他遵循秦始皇遠巡的轍跡東行郡縣，傍渤海至於遼東，傍黃海、東海至於會稽，行程相當遼遠。以現今公路營運線路里程計，考慮經行不同路線的因素，總行程在八千八百公里以上，甚至超過一萬公里。其出巡春季啟程，四月還至咸陽，雖具體行期尚難以確知，但即使按照保守估算，以歷時百日計算，平均每天的行程也至少達到近九十公里，甚至超過一百公里。這在當時十分簡陋的交通條件下，作為帝王乘輿，無疑已經創造了連續高速行駛的歷史紀錄。而出行者“跋涉山川，蒙犯霜露”的辛勞可以想見。
作為統一帝國來說，秦王朝和隋王朝都是二世而亡。而漢王朝、唐王朝、明王朝等，也都在第二代權力接遞時發生過血腥的武裝爭鬥，有時爆發政變，甚至導致戰爭，同樣值得注意。專制政體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出現政治危機，可能是必然的。後世史家討論秦王朝與隋王朝的政治教訓，往往關注第一代帝王死後最高權力交接形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問題。於是對於扶蘇的緬懷，成為千古話題。其實，面對既成的政局，分析政策的正與誤，或許是更有意義的。
關於秦二世的政策是否對於秦的滅亡發生主要作用，有不同的意見。一種觀點，認為秦亡的主要責任應當由秦始皇承擔。例如《漢書·谷永傳》所謂“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三國志·魏書·楊阜傳》所謂“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都將主要罪責歸於秦始皇。而所謂“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於是“陳勝起，天下畔，趙高作亂，秦遂以亡”，以及《漢書·五行志中之下》所謂“至於二世，暴虐煎甚，終用急亡”，《舊唐書·食貨志上》所謂“二世髮間壽而海內崩離”等，則以為秦二世也負有歷史責任。白居易《答四皓廟》詩“秦皇肆暴虐，二世遘亂離”句，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實際上據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記載，儘管秦二世即位不過一年，大澤鄉起義即爆發，然而他“復作阿房宮”，“用法益深刻”等行為，確實使社會矛盾更加尖銳了。
全面認識秦末歷史，應當承認秦始皇和秦二世都必須承擔政治失敗的責任。
賈誼在《過秦論》中曾經說，如果秦二世及時實行政策轉變，是可能避免秦覆亡的結局的。
他寫道：“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民眾苦難，其實是“新主”的一種政治資源，假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以威德與天下”，則必然可以扭轉政治危局，實現安定。
《後漢書·楊終傳》中，也可以看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的意見，暗示秦二世“革”秦始皇之政的可能性及其可能較為光明的歷史前景。
歷史的假設雖然對於歷史研究沒有意義，但是對於借鑑歷史經驗，可能是有參考價值的。
對於秦二世的悲劇，有的學者又分析說，其因素包括秦始皇焚書坑儒，“滅先王之學”的文化政策，以致秦二世缺乏必要的文化資質，“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這一議論出自唐代著名詩人元稹之口，新舊《唐書》的《元稹傳》都有記載，值得引起注意。李商隱《贈送前劉五經映三十四韻》詩在“焚坑逮可傷”之後，又有“挾書秦二世”句。“挾書”是指《挾書律》，即對私藏書籍者嚴刑治罪的法令。詩人在對文化專制主義進行譴責時，秦二世也是對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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