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角度解析藏傳佛教的第三篇，前兩篇的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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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在西藏地區的傳播軌跡，可以分成前弘期和後弘期，兩個時期的分野，便是吐蕃末代贊普朗達瑪的滅佛事件。
在整個佛教前弘期，沒有任何一個教派產生。朗達瑪滅佛後，佛教後弘期的早期（上下兩路弘傳）也一樣沒有教派出現。
可是到了，公元十一世紀中葉，不過短短几十年間，數十個教派和分支，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衛藏地區。
這和很多人對於藏傳教派的印象頗有差異，大多數人都認為藏傳佛教只有四大教派（紅、黃、白、花），最多再加上一個苯教。
但其實，在歷史上，西藏地區曾經出現過很多教派傳承。例如，希解派、覺囊派、覺域派、博東派、夏魯派等等。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西藏的教派，如流星雨般的密集湧現呢？
<strong>首先，教派能夠產生的內應，有賴於後弘期佛教的復興。
經過了一百多年的努力，藏傳佛教的思想體系再度成熟，我們今天看到的藏傳佛教思想體系，大多都是在後弘期被重塑的。
正是有賴於這個基礎，從十一世紀開始，衛藏地區湧現出了大量的高僧大德。
這些大德對於教法擁有獨特的見解，在傳法過程中，其思想被不斷固化，形成了體系完備的思潮、流派，並進而演化為教派。
大師多、思潮多，這個時期教派大量湧現的內因，也是最重要的基礎因素。
要知道，宗教團體是個具有獨特性質的人類集群，相比於其他人類集群以利益為紐帶，宗教團體凝結人的首先是思想。
因此，<strong>如果沒有大師的思潮，就是再多的金錢和權勢，也未得能形成一個完整的教派。
但說到這，就會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佛教前弘期和後弘期早期，沒有出現教派，難道是因為沒有大師嗎？
當然不是，沒有教派產生的這段歲月西藏一樣是大師輩出。但之所以沒有產生教派，是因為沒有出現相應的社會性（政治性）需求。
為了更明晰的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來舉一個例子。
我覺得很多事情，都可以用公司運作的方式來加以詮釋。
如果藏傳佛教是一個公司的話，那麼它顯然是一箇中外合資的股份制公司。
來源於外國的高僧寂護、蓮花生、摩訶衍等大師就是外來資本，他們帶著自己的思想進入西藏，並和本土的巴·賽囊、貝央、娘·定埃增、貝吉雲丹等大師合作，共同塑造了這個公司（藏傳佛教）的雛形。
一般來說，新成立的公司，有兩件事一定會發生。
第一件是所有人傾心協力跟外面的人幹，搶地盤、搶市場。
等市場份額搶的差不多了，第二件事就是關上門自己人幹一仗，聊聊股權份額。
如果兩仗幹過了，公司還沒散架，那就離上市不遠了。
佛教也一樣，剛開始還別說分教派，您就是全心全力都差點沒幹過苯教，還是在吐蕃王權（赤松德贊）的扶持下才把苯教打跑了。就這種情況，還怎麼分教派呀？
益西沃所處的時期，佛教經過了朗達瑪滅佛，其慘狀用哀鴻遍野來形容一點都不過分。
信仰堅貞的僧人，都只能躲在深山洞窟中各自修行。這時候，還談得上教派這種事情嗎？
這就像您託個盤子準備吃烙餅，結果灶還沒燒熱呢！總得把灶火先煽乎起來，才有後面的事兒不是？！
拉喇嘛·益西沃具備成立教派的所有條件，他本來就是古格王，主動放棄了王位投身弘法事業，因此，世俗權利對他來說不是問題；
其次，他是整個阿里地區的國家聯盟的領袖，他所頒佈的“興佛大詔令”對所有國家都是最高指示；
在宗教界，拉喇嘛（神上師）的尊號便足以說明問題了。
成立一個佛教派系，對於益西沃來說就是件分分鐘的事兒，但他依舊沒有在古格成立一個教派，這隻能說，當時依舊沒有成立教派的必要。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藏傳教派大量湧現呢？這就得從當時的社會環境說起了。
西藏自吐蕃王朝公元842年奔潰後，直到涼州會盟（公元1247年）後，蒙元勢力進入。期間數百年，一直處於一種“小割據”時代。
所謂“小割據”有點類似於中原歷史中，春秋戰國時代中的春秋。我們都知道，到了戰國時期其實就已經是“大割據”時期，就是“齊楚燕韓趙魏秦”這哥七個，其他的都沒什麼存在感。
但春秋時候不同，老大是周天子，在天子身邊圍繞著數十個小國家。 這些國家的體量都很小，擁地數十里便為諸侯。
可以想見，數量如此眾多的小國之間，會有多少難以釐清的利益糾葛。
西藏當時的情況與此非常類似，各個貴族領主轄地不過如此。
如果這些小貴族的頭上有一箇中央政權，那麼一旦出現糾紛自然有上級機構出面進行協調和管控。
可自從吐蕃王朝崩潰後，中央政權消失，領主各自為政，每個人的利益訴求只能通過拳頭大小來決定。
因此，小領主需要對自己治下的屬民，進行更為有效的劃分。
我們經常說，每一個人的頭上都貼著好多個標籤。
如果是在大一統的王朝，<strong>是不是佛教信徒，已經可以很好的劃分群體了。
但在割據時代，這種劃分顯然不夠明晰，各個領主之間的屬民都是教徒，如何來區別你是哪個領主的屬下？
這時候，<strong>教派便成了最有效的，區別民眾屬性的標籤了。
說到這裡，熟悉佛教的朋友，可能會提出一個反詰。
你說因為小割據的社會現實，導致出現了大量的教派。那漢傳佛教一直在大一統的狀態下，不也出現了很多教派嗎？
這確實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那麼我們就來對比一下，<strong>漢傳和藏傳兩種佛教教派的區別。
從教派的命名上，就能看出這兩個佛教流派間巨大的區別。
漢傳佛教教派是這樣命名的，禪宗、律宗、三論宗、唯識宗、華嚴宗、淨土宗。
從命名上就能看出，<strong>教派是以某部經典或某種修行方式為尊，以此來區分教眾的認同與否。
但藏傳卻完全不同，它們的命名帶著及其鮮明的地域屬性。
薩迦派 是在薩迦地方出現的、止貢派是在止貢地方出現的、帕竹派是在帕竹地方出現的、達隆派是在達隆地方出現的、雅桑派是在雅桑萬戶的轄區出現的、夏魯派是在夏魯萬戶的轄區出現的、覺囊派是在覺囊地方出現的。
當然了，凡事都有例外。
漢傳佛教有天台宗，是以浙江天台山命名的，不過它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法華宗。
藏傳佛教裡 寧瑪派、噶當派和格魯派並不是以地名命名。
藏傳教派命名的地域性特點，不光我發現了，其教派內部的大師也並不諱言。
土觀大師（土觀·羅桑卻吉尼瑪，1737~1802，三世土觀活佛）在其《宗教源流》一書中寫道：“藏地宗派，所立名稱，不同甚多，……或隨地方命名，……然決少有如天竺宗派純依見地而立派名的。”
藏傳教派如此強烈的地域屬性，究竟又是怎麼形成的呢？
我們曾經提到過，在西藏曆史上，學經是件及其奢侈的事情。
據記載，150名去印度求法的西藏僧侶，帶走了大約11萬兩黃金。
所以，這種事情根本不是一般人家能夠買單的。
如果想出國留學（去天竺），要麼<strong>您本身就是有錢人，非富即貴，要麼就得<strong>有人出錢資助你。
等您學成歸國，想要弘揚您的思想，您得廣收門徒吧、您得修建寺院吧、您得舉行法會吧！
哪一樣，不是流水般的花錢事兒？
還得有人出錢繼續資助您吧！等您終於功成名就了，聲名遠播成了一方高僧大德。
這時候，您跟在背後一直默默資助您的金主說：“咱倆不是一夥的，這事兒還得聊聊。”
估計，您離過那邊去，也就不遠了。
應該這麼說，自從佛教傳入西藏開始，就沒和政治分開過。
它最終能夠發展成政教合一的社會形式，便是背後長期充滿政治訴求的結果。
從歷史的角度上來說，<strong>沒有什麼影響深遠的事件是偶然發生的，每一個背後都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
藏傳教派的出現，絕不是某位大師突發奇想，或者看別人成立了，自己也弄一個嚐嚐鮮。
這就像活佛轉世制度，決對不是噶瑪拔希（噶瑪噶舉派第一代活佛）靈光閃現想出的招數。
如果不是被極盡打壓，可能我們就看不到活佛轉世制度了，或者不會首先出現在噶瑪噶舉。
從十一世紀開始，衛藏地區的大師，如流星雨般劃過夜空。
在他們的照耀下，佛教進入了飛速發展的時期，但鑲滿天空的璀璨，只能算是教派出現的內在基礎，當時的社會性、政治性需求，才是最終促成教派大量湧現的外因和決定性因素。
在看待藏傳佛教時，一定要時刻注意它的政治因素，這是其教派天然的屬性之一。
正是因為有了政治訴求的利益糾葛，才會在西藏出現如此之多的教派衝突和陰謀糾葛。
不能將藏傳佛教中發生的事件，解讀為個人行為。
而是要以一個更高、更宏觀的視角，來進行全面的考量。
大量教派短期內迅速湧現，便是例證之一。
詳解歷史細節，釐清來龍去脈，視角不同的中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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