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肯定算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大佬之一了，他的文章有许多都选进了中小学生课本，其中就有一篇《藤野先生》，讲到鲁迅对于在日本仙台留学，学习医学期间的老师藤野严九郎的深厚怀念：
"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鲁迅一生当中记忆深切的老师一共三位：年少时私塾的启蒙老师寿镜吾，留日时的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还有为他传授《说文》的章太炎。
这位藤野先生究竟给过他怎样的帮助呢？其实我们今日看来，也不过是老师关心学生的那些日常行动。藤野先生在课下细细查改了鲁迅的讲义，讲义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课堂笔记；为鲁迅纠正解剖图的细节错误；有时向鲁迅问起中国的一些情况。
然而，我们都知道鲁迅最后是弃医从文了，转折点便是在仙台。当时鲁迅和众同学看日俄战争的影片，被影片和麻木的观众深深刺激，自此决定要走强国民之精神的道路。
不过鲁迅离开时，"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临走时藤野先生嘱咐鲁迅回国后寄张照片去，然而他们却自此再也没有联系。我们只知道，鲁迅把藤野先生的照片、藤野先生修订的三大本厚厚的讲义视作"永久的纪念"。
其实鲁迅去世后，有人又找到藤野先生。
比起鲁迅，藤野先生却并不知道之后的种种，乃至别人多年以后才告知他曾有一个姓周的中国学生回到中国去，成为了一名“精神巨匠”。藤野先生回忆鲁迅的文章，甚至作于鲁迅去世之年，但其情诚恳真切，却是有目共睹的。
据说当时，严九郎正襟而坐，把那张照片举过头顶，然后提笔写了"谨忆周树人君"。他很坦然地追忆起过去的事，并未因为鲁迅后来的成就而蓄意夸大美化：周君（鲁迅）当年并不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大概也就是中等生；周君是一人来仙台，没有同伴，想必很寂寞，但周君的认真和努力却让人看不出他寂寞；周君上课很认真地记笔记，但因为语言不通有些吃力，自己便帮他改正过来。
虽然对于周君成为文学家自己感到有些惊讶，但在开始便确实感觉到，学医似乎并非周君真正的志向。
对于师生间的感情，藤野先生自言：
"我虽然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但我所做的只不过是给他添改了一些笔记。因此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而当时鲁迅已经去世，他在读过那篇鲁迅追忆他的文章后，忍不住想：
"听说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联系上的话，周君会该有多么欢喜啊。"
同时他关心鲁迅的身后事，关心周君家人如何，有没有孩子，一个人如果在知晓你去世第一时间还惦念你的家人亲眷是否安好，那么无疑，这个人确实是关心你的人。
鲁迅在自述：
"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而藤野先生追忆时，也提及自己早年学习汉文，很尊敬中国的先贤，乃至希望好好爱惜这个国家的人们。
在他写作这篇文章时，是上世纪30年代，中日战争的早期，中国尚且积弱贫穷，国人于日人的心目中，在内宣的影响下，多半狡黠且无信；乃至他去世的1945年，中日战争仍未正式结束。藤野先生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日本民众，退休以后甚至住在偏僻的村落里，在当时这些所思所言，必然仅仅是自己的肺腑之言。
但他却在并不知道自己的中国学生未来如何之时，毫不歧视，耐心善良地尽到了为人师表的责任，无论怎么评价，都值得称之为一位好老师，特别是在那样的时代。
藤野先生和鲁迅，往小了说只是一对师生，往大说可算是跨民族和国家的互敬。
老师和学生之间，往往是学生对自己的老师回忆至深，老师却可能忘怀学生。这并不怪老师，因为他教育了许多代人，所以一位真正的"好老师"值得在民族的灵魂工程上居功。正如藤野先生回忆鲁迅的内容并不是瞎铺排，他给鲁迅打的标签也不是单纯的"中等生"，如果我们的环境不至于如此快而且功利，是否也能在善意的无心插柳之间，少一些逼迫和量化，容纳更多不同种类的优秀人物，建造创造更宽容的空间？
而另一方面，藤野先生对于中国朴素而真挚的好感可见于自述中：他早年就学习汉文。
为什么说中国和日本始终有着联系？
从唐朝开始，汉学和中华文化就是日本人所尊崇的学问，这是日本文化中早就无法除去的。前些日子日本援助物资上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也正是来自民众的善意的写照。
即便鲁迅留学时在班级里平平无奇，即使藤野先生只是个毫无建树的老师，但"不以善小而不为"，建立在真挚上的善意是美丽的。
藤野先生其实只是一个偶然被照亮到的善良的小人物。而我们都是小人物，世界也是被小人物构成的。不论现世安稳还是多事之秋，我们习惯于心存善意，"一切会好起来，而且还会更好"，就不是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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