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採訪，多次被電話打斷。2月22日，在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的一間辦公室內，該院黨委副書記、武漢國際會展中心方艙醫院院長孫暉表示，這兩天終於可以在辦公室睡幾個小時了。右手側的手臺不時傳來方艙內醫務人員的對話，他側耳傾聽，卻並不回覆。
“管理有層級，如果幹預多了，反而不好。”孫暉表示。2月5日晚，武漢國際會展中心方艙醫院開始接收新冠肺炎輕症患者。“第一天收了640多人，第二天收了400多人，第三天收了200人。截至目前，這個方艙醫院在武漢市累計收治患者最多，累計出院患者最多，現有核酸檢測人員最多，並已經出現床等病人的情況。”
2月初，為破解武漢新冠肺炎患者的“堰塞湖”難題，將輕症患者集中收治的方艙醫院很快由提議轉化為現實。一大批人臨危受命，孫暉是其中一個。
36個小時內，孫暉的身份切換為全面負責方艙醫院運轉的總負責人，既要密切關注方艙改造，也要提出一系列流程、崗位、文書等制度，確保來自五湖四海的醫務人員能夠迅速明確職責、投入救治。
方艙內的醫務人員一部分來自武漢協和醫院，另一部分來自海南、山西、河南、廣西等地，醫院等級、專業、生活習慣不同，但初入方艙的感受卻很一致：工作條件較差，院感防護設施匱乏，通信手段難以滿足方艙內需要，甚至連廁所都沒有。
第一次見到醫療隊員時，孫暉首先是道歉：“請原諒，我不能徵求大家的意見。在戰時的狀態下，只能採取武斷的辦法。大家覺得不對可以私下跟我說，根據現實予以流程再造，但不能拒不執行。”
幾乎沒有人發出抱怨，在“粗糙”的流程設計下迅速展開工作。武漢國際會展中心方艙醫院總住院醫師、武漢協和醫院血管外科黨支部書記、副主任醫師楊超回憶，第一天收治患者，在方艙裡待了12個小時，不吃不喝不上廁所，往返穿梭於各個醫療小組間，介紹身份、相互認識，回答各種關於工作流程的疑問，核實患者的基本信息。與此同時，病歷書寫、抗病毒對症治療、中醫藥治療、心理疏導貫穿其中，CT檢查、核酸檢測、血液生化檢查也開足馬力。
逐步實現精細化管理
方艙醫院的目標是集中醫療資源救治輕症患者，同時將重症及可能出現重症的患者及時篩選出來，並在最短的時間內確保其獲得對應的治療。
儘管在輕症、重症的判定上有明確的國家標準，但很多患者直接由社區機構轉送過來，在標準把握上存在差異，導致部分重症患者也被送到方艙。開艙第一天，武漢國際會展中心方艙醫院通過篩查，總計外送出了60多位重症患者。“其中一位，剛到救護車上就出現心臟驟停，立馬進行了心肺復甦。”楊超說。
一些患者在方艙內病情出現變化，由輕症轉為重症。對這些患者，方艙醫院則要準備好重症監護和救治手段，保持跟艙外的溝通順暢，及時將出現重症或可能出現重症的患者轉送出去。在輕症患者當中，個別患者存在心理或精神上的情況，出現應激反應，影響了醫療秩序；還有患者患有較為嚴重的基礎疾病，方艙醫院難以解決。對此，也都要有相應的工作方案。
與此同時，一項項醫療流程從1.0版升級到2.0版、3.0版。比如，對CT的判讀，不同的醫生可能讀出有差異的結果，要召集醫療小組長，統一標準，落實二級醫生審核的制度。在病歷書寫和病程記錄過程中，護目鏡出現水霧會造成困難，要在統一書寫要求、鼓勵各顯神通的同時，建立病區質量控制制度。在藥品配送上，將方艙的信息系統連入武漢協和醫院的信息系統，落實藥師網絡審核制度。
這些不斷優化的工作指向了方艙內患者的精細化管理。“比如，一位有類風溼關節炎、痛風史的患者，一開始用了布洛芬，效果不好。方艙內的值班醫生經過與方艙外的臨床藥師溝通，對用藥進行調整，較好保證了患者的治療。”楊超表示。
實現了小社會的運作
武漢國際會展中心方艙醫院的住院人數一度達到1539名，到了2月23日，已經下降到1400人左右。其中，800多名患者已經核酸檢測陰性，其中很大一部分按照醫生判斷可以出院。在正常的醫療機構，這些患者經醫生開出出院單後，即可辦理手續迴歸家庭。但在方艙醫院裡，患者能否及時出院還受檢查能力，以及艙外協同配合的影響。
“患者出院需經肺部影像學檢測，顯示炎症明顯吸收。”楊超表示，由於CT檢查能力有限，存在患者排隊等待的情況。“我們會盡量優先考慮那些已經明顯可以出院的患者，由此縮短他們在方艙內的時間。”
就算患者順利完成了CT檢查、相隔1天的兩次核酸檢測，也須等待方艙醫院與社區的對接。對某些確診病人多、人力有限的社區而言，按照要求及時派出車輛前來接人並送往隔離點繼續隔離14天，並不容易做到。
“這就像計劃經濟時代，要先將有限的資源用到最急需的患者身上。”孫暉在管理方艙醫院的過程中，也找到了社區管理的感覺。“方艙內建立了醫患黨支部、志願者團隊，與醫務人員一起實現了小社會的運作，在廁所管理、垃圾清掃、飲食發放等方面，發揮了較好的作用。”
文： 健康報首席記者 葉龍傑 特約記者 塗曉晨
審核：陳會揚 曹政 閆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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